（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七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高堡大队插队，退休前在中国铁路物资北京公司工作。）
插队点滴
杨子荣
1969年元月，我和马甸中学老三届的部分同学一起来到延安地区宜川县云岩公社，我们10个北京知青分在位于云岩公社的雪白大队，距公社30里路。广阔天地，黄土高原，这里地多人少，广种薄收。种地靠天吃饭，村里没电没灯，我们在这里体验艰苦生活，收获各种考验。
探亲
俗话说：“八月十五挂锄勾，镰刀在手遍地收”，是说一过八月十五什么庄稼都熟了，收罢玉米收荞麦，收豆类。粮食入仓，想回家。1969年11月份，庄稼收完，插队一年的知青们个个都盼望回京探亲了。
我们几个人张耕耕、陈力、张振英、龚振玉、井子琴、程怡和我商量好明天要一块回京探亲，个个高兴极了，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烙起大饼准备路上做干粮，有和面的，有烧火的，有烙的，烙了一大摞足有十几斤大饼，各自收拾好东西，激动地睡不着觉，就在土炕上聊天，打牌直到鸡叫。
鸡一叫天还未亮就出了村，直到快下山时，才停下来歇会儿，等天大亮再往公社走那30里山路，一点都不觉得远。到公社汽车站不知为什么没买上去县城的车票（当时是陈力去的车站），大家就在公路边等着，想搭上去县里的顺风车，从上午一直盼到下午，车也没搭上，下午3点左右一看实在没希望了，只好先回队吧。一个个没了早上的高兴劲，谁也不说话，走了15里山路，天就渐渐黑了，辛苦了一天的我们开始犯困走不动，忽然一声闷雷把大伙惊呆了，大家立刻提速前进，说时迟那时快，铜钱大的雨点掉下来，我着急地说：快上山，山水下来就麻烦了。黄土高原都是黏土地，一下雨格外地滑，我们一个个东滑西倒的开始上山，一会儿天完全黑下来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幸亏张耕耕带了把手电，他打着手电走在前边，后边的人看不见路，大家就像小时候玩老鹰捉小鸡的姿势一样，一个跟着一个，拽着前面人的衣服走，雨越下越大，天越来越黑，一个闪电照的四周骤亮，接着是霹雷震耳欲聋，走着走着我们迷失了方向，往前走一会儿又转回来了，张耕耕的手电被雨淋的也不亮了，他说：我们迷路了，只好在这儿站一夜，等天亮再说。
我们站在山岗上，看着闪电听着雷声，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忽然张振英说我包里还有件小雨衣呢，立刻拿了出来，我们几个把雨衣顶在头上，深秋的雨打在身上很凉很凉，我们五个女生挤在一起就像刚出壳的小雏鸡，我想起当年知青中流传的一句话，“炕是陕北的天堂，最幸福的事是睡觉”。此时此刻多想到“天堂”幸福一下啊！陈力一边发抖一边说好想抽根烟，但兜里的火柴和烟都湿了，大家一起坚持着挤着迷糊着，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忽然陈力说你看那边有蓝光，是不是狼啊，大家一下惊住了。起风了，刮在湿衣上更冷，等着盼着一声鸡叫，大家精神了，天亮了，分清东西南北，我们正站在离雪白村二三里的一个山头上，昨晚就围着这个山头转圈来着。
“回村！”不知谁一声“号令”，大家开始往队里走，这时才感到，站了一夜，加上冻，腿都不听使唤了，一个个像木偶似的往前慢慢走去，慢慢恢复知觉。
回到村里大家换上干衣服做了一大锅面片汤，吃完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大家又精神起来，连一个感冒的都没有，村里听说我们昨日在风雨中站的地方，说那儿是个乱葬岗子，看到的蓝光可能是磷火，你们真福气，一没遭雷劈，二没遇到狼，三没生病（当地风俗，不满12岁孩子死了不能进坟地，只能丢在乱葬岗喂狼）。
还是想回家，前几天我们队的知青又走了几个，这次我和井子琴搭伴及八零队的三个知青一起走，在公社碰见本村的贫协主任刘占山，他跟公社的文书关系不错，知道我俩回京，就偷偷地给我和井子琴开了两封公社的探亲介绍信。我们乘汽车到宜川，第二天乘车到黄龙，在黄龙长途汽车站上车时，车站工作人员开始查知青的介绍信，八零队的三个同学因没带介绍信，就不让上车，我和井子琴坐在长途车上，无能为力地看着八零队的同学，心里真不是滋味。从黄龙到渭南总算可以搭上火车了，去北京的票还是要介绍信，我从心里感谢刘占山，一封公社介绍信帮了大忙。
总算回到家，奶奶见了我生气地说：都一年了，怎么就不知道回家呢！
我把探亲路上的经过跟家人讲了一遍，全家谁都不言声了。
趣事
趣事一。一天晚上，我队知青在窑洞开会，张耕耕说：“在北京时我们家屋里有四盏灯，我看哪个都不亮。”一位同学指着墨水瓶做的小油灯问。“它亮吗？”张耕耕说：“亮，就它亮，它一灭就什么都看不见了。”逗得大伙都笑了。
趣事二。插队时，我们住在塬上，吃水靠驴驮，夏天饲养员到地里放驴，社员们到时间就跑到地里去拉驴，有的社员就骑着光板驴回来。有一次，井子琴去拉驴，见别人骑着挺好玩，也好奇地骑上一头。俗话说驴骑屁股，马骑腰。她骑的位置不对，就从驴头部滑了下来，四仰八叉、仰面朝天地摔到草地上，睁眼一看，一个斗大的驴头近距离地望着她。她一伸手打了驴脸一个大嘴巴，驴一下惊叫起来，吓得井子琴起身就跑，逗得社员们一片笑声。
我们队的井子琴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姑娘们相互问小名，别人问井子琴，你小名叫什么？她眨眨眼想了想说：“叫‘小祖宗’，千万别说出去。”姑娘们爱开玩笑，越不让说越大声喊“小祖宗”（爷爷的爸爸叫伟爷，就是北京话祖宗的意思），逗得井子琴扔掉锄头，躺在地上打着滚地乐呀乐，因为陕北老乡不懂“祖宗”的意思。
往事
1971年，村里的赤脚医生刘致和要到公社当教师，队里就把赤脚医生的活儿交给了我，队里有个小药箱，打开一看只有三个小瓶（一瓶红药水，一瓶紫药水和一个小空瓶，原来是装酒精的），及一个注射器。反正村里人有病去医院顶多就从医院带回青霉素肌肉注射而已。
1972年，公社给各村农民种牛痘，大队雪白村的社员两天就种完了，另外一个小队“铁儿圆”，这个村离我们村5里路。因为我们那儿是林区，树木较多，还有狼，去种牛痘是我第一次单独去，心里很害怕，于是就到果子（社员）家借“大花”狗，我带着大花刚走到村口，这狗扭过身就往回跑，怎么叫都不回头。我只好跟着又跑回来，果子妈看到狗笑了，从窑洞里拿出一块窝窝头说：叫着它，拿窝头给它吃就跟你走了，于是我走十来步掰一小块窝头给它，当走到三分之一路程时，窝头就喂完了，而大花也没再往回跑，当走到一半时，最不好走的一段路到了，那是200米左右的下坡路，上边树叶遮天，下边落叶铺地，人走在这段路上就像走在树的枝叶裹成的洞里，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大花狗一声不响地随我前后，我紧紧地盯着它，狗是我壮胆的工具。
到了铁儿圆小队，社员们听说种“牛痘”都高高兴兴地跑来，不一会儿六户社员家都种完了，我要走，社员们都不让，非要留我吃饭，尤其是狗子妈，把我拽到她家还做了待客吃的面条，吃完饭又从篓子里抓了一把大枣一把杏干，装到我兜里，山杏干酸中带苦，可这是山里人哄小孩的零食。狗子妈把我送到院门口，又从柴火堆里抽出一根直溜的木棍说：“拿上，当拐杖又防狼。”我心里暖和极了，走上窑背时，村里人依旧热情招手说：“下次再来啊。”
陕北山区地方穷，老乡没多少文化，可非常朴实，待人热情，让我终生难忘。
我插队到村里是1969年1月，也就快过春节了，我们雪白大队的铁儿圆小队没有知青，就买了两张毛主席像和两副春联，代表小队慰问我们。小队长刘长喜是个山东大汉，一身武艺却不识字，我们女生窑洞的对联是相同的两句“六亿神州尽舜尧”，男生见了笑哈哈地读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神州尽舜尧？”由于村里文化人少，知青有时也被叫去写对联，有一回我看见刘景寺门口贴着副：“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也贴在门上（反正不识字），红红的喜庆就好，社员这样说。
回队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们雪白队的6位女生（井子琴、程怡、龚振玉、张振英、张洪珍、杨子荣）商量回陕北，提早几天买去侯马的车票，可天公不作美，买票的第三天连着下起大雪。
我们到了侯马乘汽车，到山西河津过黄河，然后到陕西韩城，在河津要过铁索桥，桥是由5根直径一寸粗的钢筋兜底，两边还用钢筋围成凹形，上边有铁丝围网，桥面有两条一尺宽的木板供平板车行走，在桥上能清清楚楚看见脚下滚滚的黄河水，寒风吹来铁索桥左右晃动真吓人，脚一踏上桥，心立刻提到嗓子眼，脚下发软，千难万难也得过，我一手提着包，一手扶着桥边，眼直勾勾地望着对岸，机械地走过桥，回头看看同伴都跟我一样高度紧张地走过来。
早听人说韩城像小北京，果然，直直一条街像北京的一条胡同，进城才发现人满为患，因为下雪路滑，韩城已四天不通车了，城里旅馆早已住满，满街闲逛的知青到处都是，我们只好住在北关的大车店，单间床每天1.8元，大炕按人头每人1.1元，那时的生活条件，谁能带多少钱呢？何况还要买车票，我们六个人租了一间房，对老板说只让两人住，其他人住城里。
到了晚上可怎么睡呢？三个人一张床，两个人头朝南，中间夹上头朝北的，真像木匠活中钉楔子，想翻个身都难，身子动不了，嘴可不闲着，轮班讲故事直到睡着，挤是挤，可真暖和。当时年轻不知道愁，白天去车站打听情况后，就去烈士陵园玩，张洪珍还带来皮筋，大家一起跳皮筋，井子琴和龚振玉还给大家表演相声（扒马褂），大家在一起很是开心。
又过了六天，韩城的知青越来越多，打架吵嘴的事时有发生，吃饭、住店没钱的也有，韩城县委顶不住了，就从外边调来三辆大卡车，一次性解决都送走，上车那天车站院里挤满了人，头一辆车基本都是男生，车站服务员叫老乡单排一队，上了第二辆车，最后是我们这些没力气的男女生上第三辆大卡车。三辆卡车都上好防滑链，出了韩城不远就走上白雪皑皑的盘山公路，我们坐的那辆车在爬一个山坡时，突然直直地向下滑，女生尖叫着，男生有的已跳下车，车停了下来，副司机下车冲车上人喊“快下车”，我们从车两边下来一看，好险呀，车的后槽梆都快到悬崖边上了，司机坐在驾驶室脚踏刹车，手握方向盘，副司机说：“大家快去拔草”。大伙在山坡上拔了些干草垫到车轮下，司机一个油门冲上坡到平地后停下来，大家纷纷跑过去爬到车上，司机却下车蹲在地上抽起烟，对副司机说：“咳，太吓人了，这是一车人命啊！干这一行真悬呀？现在想起来还后怕。”要不是司机认真负责，加之技术好，我们一车人早就去见马克思了。
延安拉练
1972年的夏天，宜川县决定，组织各公社的北京干部和知青拉练去延安。
说实话，插队几年了，还真没去过延安。各队知青到公社集中，第一天由云岩公社到临镇40里路，第二天由临镇到麻洞川50里，第三天由麻洞川到延安90里。由于天气炎热，决定夜里走凉快点，从临镇到麻洞川的路上，路过一个村子，不知谁淘气还是起哄，学起鸡叫，于是乎，村里的鸡接二连三地全叫起来，引得睡觉的老乡出来观看，还听到有人议论：“周扒皮到陕北工作来了？”
当年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走得很快，可是四十几岁的北京干部跟上这个速度就有困难，有个干部真是力不从心，就朝走在前面的人喊起来，“前面的人走慢些，前面的人走……”有人问，“怎么没声了”，拿手电一照，原来这人掉进路边沟里了，大家赶紧把他拉上来，可是脚扭伤了，只好送回去。
偷梨
1973年云岩公社剩下的知青，被重新集中分队，我们雪白大队的同学转到谷堆坪大队步儿湾小队，这个村子不大，只有十几户人家，但是村里的果树很多，由于贫困，副食极少。秋天的一个晚上，李振远来到我们窑洞问：
“吃梨吗？”我问：“你有？”他说：“自己弄去，白天我看好一棵树，梨接得很低，伸手就能摘到。”想着又好又大的秋梨，就跟李振远出了窑洞，一轮明月挂在天上，浮云片片，天一会儿明，一会儿暗，来到梨树下，李振远跟我说：“把衣服脱下来”。我心领神会地脱下外衣，反穿在身上，两手拽着衣边，就成了一个大兜子，李振远开始摘梨往兜里放，我突然害怕起来，说：“队长说了，偷树上的果子罚十天的工分呢。”李振远却满不在乎地说，“有人发现，你带着梨先走，我拦下他们做掩护。”还好没人发现。回到窑洞，把梨往炕上一放，来不及洗，就吃起来，真好吃，梨又大又脆又甜，吃呀吃呀一直吃到肚子饱饱的，真痛快，第二天就开始拉肚子，看来什么好东西也不能玩命地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