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社员吃菜等困难，队里还是决定按人给每户分一些自留地。只见各家自留地里郁郁葱葱，再看集体地上的苗又小又黄，社员们给集体干活出工不出力，家族间、社员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层出不穷，口角打架接连不断，所以工作组在与不在截然不同，只要工作组在矛盾就少，工作组撤出就反弹。
在一个村的整顿时间一般是一年。1971年至1973年我共参加过4期工作组，其中一个叫红旗大队的村子，我就去过两次。那时，总是认为是狭隘的农民意识在作怪，改革开放后，农民实行了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那种状况才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时我才明白当时是政策有问题。不管什么样的土地，是否适合种植，都得“以粮为纲”种粮食；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那些坡地上无法长出庄稼，农民又怎能有积极性，谈何脱贫。2000年10月，我回到了村里，只见一排排的新窑洞，贫瘠的土地上已是绿意葱茏，塬上果树成林、果实累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望着那一张张甜美的笑脸，更多了些陌生的面孔，让我感叹万分。
二
1972年已经停办几年的大学开始招生，生源先由大队推荐到公社，再由公社推荐到县里，然后经过政审、体检，上报给全国各地前来招生的人员，由他们做最后的筛选。
当时我还在外村的工作组，虽然与姐姐在同县插队却不在一个公社，那时姐姐已是县里两千多名知青中加入党组织较早的知青。队里考虑我已经是公社培养的干部苗子，县里不会批准我们姐妹俩都去上学，便答应来年让我去。可是1973年的大招却增加了初考一项，这对我们这些只上了不到一年物理、化学，还来不及读就毕业的六八届学生来讲，就等于出了道难题。我预感到希望渺茫，却未曾想到被紧随其后来自全国各地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所选中，但并不是我填报的三所外省学校，而是被延安农业技术学校录取了。
说实话，我对农业毫无兴趣，只想通过考学离开陕北，但这一愿望落空了。
在农村近两年以农带干的实践让我认识到：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要比做行政管理更实际，也更适合自己。好在我所学习的专业是畜牧兽医，全班40名学生中只有4名女生，听说毕业后是从事化验员或任教工作，加之当时有股浓浓的求知欲，促使我静下心来决定去报到。
年底（12月）到校后不久，我被校领导推选当学生会副主席，负责文体工作。白天除了紧张的学习，空余时间我们时常组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尤其是在节假日举行的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使整个学校充满了朝气。
演出剧本大多都是师生自己编写的，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排练演出。曾记得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亚克西·新疆》、京剧《沙家浜》等节目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赞扬，也成为学校的保留剧目，仅在附近的村子里就演过多次。文体活动的开展，大大促进了师生的团结友爱，激发了学习氛围，校园里充满了和谐的景象。
那时我们走的是一条开门办学的道路，除了在校学习基础知识外，更多的时间是去各地的制药厂、种禽厂参观学习，农忙时还要帮助附近村子收庄稼。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榆林地区实习，看到当地农民碾子上磨的不是粮食，而是糠皮，我非常不解，经询问原来是用来糊口的。因当地土质不好，大多坡地粮食收不上来，他们经常吃不饱，有时还要靠野菜、土豆充饥，顿时我的心情变得很沉重，曾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还有一次，我们在校外搞布防宣传时，遇到一匹只有几个月大的小马驹，既漂亮又可爱，可惜一条腿的膝关节在跳越一个土坡时被折断，肿得很粗，伤口已感染化脓，高烧不退，躺在地上无法站立。我们把它接到学校后，每天给它打针、输液，清洗伤口、换药。经过几天的精心护理治疗，眼看它的伤口长出了新的肉芽，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在这次护理治疗过程中，我们和这匹小马驹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每次它见到我们都会表现出欢喜的表情和乖巧的动作，在一旁的母马眼神也由敌视逐渐转为友好。当时社会上流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风气，为让小马驹尽快恢复，老师决定采取中西结合治疗方案。就在我们将配置好的中药灌给它的第二天，小马驹患上了急性肠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让我们伤心透了。经同意我们决定进行尸体解剖，做进一步分析观察。尸解后发现肠子已穿孔，原来几个月大的哺乳动物的肠胃还很娇嫩，不适应服中药治疗，另外我们又将缠着纱布的腿打开，看到骨折部位伤口已经愈合，顿时遗憾和悔恨充满心头，我们含着眼泪将它深埋在学校的后院。到了晚上，不时传来母马凄惨的哀鸣，那声声呼唤让我们久久无法入眠，心像针扎那样刺痛。这件事的发生让我深刻感到学好专业课的重要性。
在农村，我们时常会看到由于自然环境遭到破坏，造成水土大量流失，牲畜吃不到健康的饲料而营养不良，致使那些牛、马、驴因难产而死亡，这对那些靠省吃俭用买来牲口的农民将是致命的打击。每想到此，都令我心痛，越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也更坚定了我学好本领的信念。
1970年还是经济并不发达的年代，那时戴一块手表都会引来众人羡慕的眼光。就在那年，父亲将其手上的表摘下给了我，这件贵重的礼物给我在生活上带来很大便利，喂牲口、量脉，运动场上计时都用到过它，在和大家分享的过程中，让我充分体验到由衷的自豪和满足。如今这块表已被我珍藏在抽屉的深处，每每看到它都会让我想起当年，好似又回到了那个年代。1975年底，就在我们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之际，北京农业大学学生张铁生写给中央的一封信，号召毕业生“社来社去”，学校只得将还未公布的分配名单封存起来，让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学生先回到各自队里等候消息。就这样，我又一次回到了村里，可村里已经没有了知青。社员们见到我虽然还是那样热情，争相接我去他们家里吃饭、聊天，可我却还是难以摆脱极度的孤独、苦闷。于是我去县城开了患病证明，办理了病退手续。不久进入了工厂。
三
8年的陕北艰苦生活结束了，强壮的不仅仅是我的筋骨，更重要的是历练出勇敢、坚毅、独立自主、做事执着的性格。在以后人生道路上，无论在企业，还是在机关事业单位，从事何种职业，担任何种职务，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阻力，都不曾被击败，都没有忘记做人最基本的道德理念。
回顾自己的一生之所以能平稳走过来，能让我获得如此之多的精神财富，得益于那艰苦生活的磨炼，得益于父老乡亲和同事们的支持与鼓励，得益于各级领导对自己的重用和栽培。在离开陕北41年的今天，在我将步入60岁老龄之际，在我动笔去写那段艰苦岁月的过程中，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让我记忆犹新，让我难以忘怀，更加让我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永远感激曾经帮助我度过那艰苦岁月的所有人，包括我的亲属，感激各级领导对我的培养，更要感激现已91周岁的老父亲，是他将我当年写给家里的所有文件全部保留至今，并装订成册交到我的手中。还要感激初中同学以及组织者的倡议，让我们共同分享追忆和回味的过程，去感悟自己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永宁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退休前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工作。）
奇遇
刘和平
1969年1月，陕北高原已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沉浸在寒冷的季节和激情不断燃烧的岁月中，对初到陕西宜川县的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来说，上山下乡这一新鲜事物，给人无法抑制的兴奋、激动和猜测，从踏上陕北黄土地那一刻起，我们每个人的心情便久久难以平静……“文革”的一派乱象，把学校昔日的宁静和安适一扫而光，知识殿堂已不再。几天以前，我们这些初六八届的同学还在沸腾的北京，喧嚣的学校内，观望着、期盼着，迷茫中不知所措地等着什么。谁也不知道下步该做些什么？六六届、六七届的校友们纷纷报名去了东北北大荒、内蒙古、山西等农村。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领袖的号召，就是命令，是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冲击着我们每一个知识青年的心扉。也似乎成为“老三届”们当时唯一的出路。延安——这个人们心中的革命圣地，成为我们首选的插队之地。其实延安在我心中并不陌生，“文革”大串联时，就曾随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串联到那里生活学习过一段时间。宝塔山上曾留下我们宣誓的记忆，从延安到北京的漫长归途中，还曾留下我们步行串联的足迹。
宜川，是延安地区所属的14个县之一，它用淳朴、厚道、真诚、热情的胸襟，接纳了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学生娃。永宁是云岩公社条件比较好的村子，全村的所有农舍、窑洞聚集在塬上坡下，房窑密集，人口集中，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村落。全村几百口子人几乎都姓薛，家家户户都沾亲带故。我们19名知青被分配到3个小队，其中我和苏建平、查新建、董桂生、袁敏（女）、姚一宁（女）分在二队。我们的队长叫薛志忠，是一位高高大大的陕北汉子，一脸的憨厚，笑容可掬，头上扎着个白羊肚毛巾。那天，是他亲自到云岩公社，拉着板车拖着我们的行李，步行10来里路，把我们接回永宁村。我们4个男生被安排住在二队社员薛刚家中，他家是个小院子，我们住的房子正好对着院子大门。房内一个大通炕连着灶台，烧火做饭，热量通过烟道，传遍整个炕，热烘烘的，炕灶通连，做饭取暖一举两得。陕北农民的聪明智慧不仅于此，居住舒适、冬暖夏凉的窑洞就是另一个杰作。对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娃来说，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刚到农村时，国家头两个月给每个知青72斤小麦和半斤菜籽油，生产队派一名社员给我们做了几天饭。不久之后，一切生活就由我们自己来安排了，和农民一样，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
从大城市中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一下子“落到”凡事都得自己操心，自己动手去做的境地，开始我们谁都不适应，谁都不会做。在社员的帮助下，我们先从磨面烧火做饭学起，用水、吃水是最大的问题。陕北高原特别缺水，塬上由于土层太厚，打不了井，山沟里才有水源。永宁村地处塬上，得下到沟里取水，或驴驮，或人挑，来回要走二三里路。从沟里挑水是村里每户人家的家常便饭，比我小的娃娃和与我同龄的年轻人，挑起水桶如履平路，轻松自如。而我则不同了，装满水的水桶，上肩后，往山上爬，一个劲地摇来晃去，让人站不稳，走不了几步，就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只好放下水桶歇一下。这种感觉和滋味是我生命中最“沉重”的人生体验。劳动关，必须过，吃苦耐劳课躲不过。16岁的我暗暗地咬紧牙关，直面现实，迎接挑战。
在社员的帮助下，我终于学会了磨面、贴玉米饼子、砍柴、铡草等各种生活必需的劳动技能。
陕北的冬天，基本没有什么农活可干，进入腊月后，家家户户除了为来年的春耕生产做些准备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串门闲聊或忙着筹办过年的事。
来到永宁大队二小队也有些日子了，一天傍晚，吃过饭闲得无聊，忽然想到我们的顶头上司——队长薛志忠家里串串门，薛队长家住在村子的中央，一个农家院落，从大门进去中间是院子，右边一排房，对面一排房，全是用石料、土坯修筑的窑洞式的房子。薛队长夫妇两人和儿子薛文泰及三个女儿都住在右边的房窑。陕北农村窑洞土炕和灶台一体通连，不仅便于做饭烧水，还解决了冬季取暖问题。炕，每天都被烧得热烘烘的，晚上一家人睡在一个大炕上，非常惬意。薛队长见我来他家做客，非常热情地让到炕上坐。他家的陈设很简单：两三个大缸，分别装粮食、腌酸菜和装水。锅碗瓢盆、柴火炉灶、炕上的被褥等生活用品，就是他全家的所有财产。炕上的小炕桌，吃饭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晚上煤油灯点上，女人做针线活，男人聊聊天，其乐融融。油灯映照下的薛队长一家人，显得格外淳朴、憨厚、热情，给人一种坦诚和亲切的感觉。闲聊中，薛队长告诉我，他有个亲戚也在北京工作，问在哪个单位，他也说不清楚，这时，我发现临炕的墙上挂着一个贴满相片的镜框，我怀着好奇心，凑近一看，里面装着薛队长一家人和亲戚们的照片。突然一张熟悉的黑白发黄的照片进入了我的视线，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一对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夫妇抱着刚满周岁婴儿的合影照。那不正是父母亲与我的照片吗？！母亲抱着我坐在凳子上，父亲站在一旁，他们都穿着刚解放时的老式的军装。我十分惊讶地指着镜框中的照片，问薛队长：“这就是你说的北京的亲戚吗？”他十分肯定地说：“就是。”天下事可真是无奇不有啊！
我来陕北插队居然无意中落户到自己的亲戚队上，还是我们知青的顶头上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