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济美被特科惩处的消息惊动了国民党中央。顾顺章这次到上海，就是受国民党特工总部委派调查这个案件的。当年的上海《大美晚报》于6月16日报道这个消息称：“中央方面据报后，以此案情节重大，即于昨晚派民训会顾顺章来沪调查一切，顾君业于今晨抵沪，曾于上午9时许往谒局长文鸿恩，旋复往谒吴（开先）市长。”
顾顺章帮助国民党调查史济美被暗杀案的结局如何，目前还没有史料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本书只能暂付阙如。
据顾利群说：“顾顺章在上海瞒着国民党方面秘密托付家人把一份藏匿起来的中共绝密文件加以销毁。”顾利群还提供了细节：顾顺章扫好墓离开上海之前，趁监视他的国民党特务不在场，特地询问张长庚和叶其蓁以前在南京交代他们到原居住的地方拿取他藏匿在那里的中共秘密文件的事办得如何。张长庚把他拿到藏匿着的文件交给顾顺章，顾顺章当场把文件全部烧毁。
企图“另树一帜”
顾顺章是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自以为凭他从前在中共中的地位、背叛中共之后又为国民党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帮他们培训特务，一定能够受到信任和重用。岂料自己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反而被拘押、软禁、监控，基本失去人身自由。他不由心怀不满，满腹怨恨，另有想法。此次上海之行，他曾秘密会见了在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共产党自首变节分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番话。据曾在上海中共中央《红旗》报秘密印刷厂工作过的叛党分子、后随顾顺章当了特务的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讲：顾顺章详细询问了这些自首变节分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后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没有不透风的墙。”徐恩曾等国民党中统特务本来对中共叛徒是怀有戒心，不予信任的，这正如徐恩曾所说：“用其才，不信其德。”后来担任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对中共叛徒亦是“用其才，戒其德。”当然戴笠比徐恩曾开明或高明，他对中共叛徒“可以给以高官，不可以给予要职”，但后者很少给中共叛徒以高官。这也许是军统能超越中统后来居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顾顺章在上海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戒心加重了，由此也对已叛变中共又对中共的机密欲吐又止，不干不脆，成了阶下囚有时还对他阴阳怪气的顾顺章感到非常不满和恼火。
1933年6月下旬，徐恩曾为了敲山震虎和消除顾顺章对叛徒们的影响，特地派他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先后两次在中统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中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
顾顺章企图另树一帜，另组一个“共产党”的想法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对国民党在他叛变后的使用安排与他在中共的地位相比较，落差太大，使他大失所望。他又是一个有野心有抱负的人，不甘沉沦和寂寞。国民党队伍中存在着一大批中共变节分子，他们当中有的处境也和他相似，这些人可以作为他另树一帜的基础，为他所用。再说那时蒋介石正倾尽全力要“剿灭”共产党，中共中央内部又出现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中国共产党正处于艰难时期，顾顺章想另外组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的所谓“共产党”，支持蒋介石以便自己捞取地位。蔡孟坚回忆录《蔡孟坚传真续集》中的一段话，能佐证顾顺章确有另树一帜的企图。
蔡孟坚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那一年他因公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在玩撞球时正好遇到顾顺章，顾顺章一下子奔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共产党大员争取过来，支持中央政府，请你出面支持我……话未说完，就被监视他的特工人员拖走了。”
顾顺章企图另树一帜给自己埋下了被杀的祸根。顾顺章从上海回到南京后，徐恩曾加强了对他的监视。不久，为了便于监控顾，徐恩曾命令顾顺章将家搬到安品街70号。当时，顾顺章除了听命去狱中或拘留地对被捕的中共知名人士进行劝降外几乎无所事事。他原来的身份和他编写的《特工丛书》引起了后来成为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对他的兴趣。
戴笠，字雨农，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1932年3月复兴社成立后，戴笠担任该社特务处处长。
戴笠这个特务处处长是蒋介石亲自点将的，因此他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蒋对复兴社特务处的重视远远超过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系统的调查科。初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的月经费和调查科一样，都是20万元，不久复兴社特务处的经费被提高到80万元；而调查科仅提高了10万元，每月为30万元。
戴笠向徐恩曾提出借调顾顺章到复兴社特务处担任南京特训班的顾问和教官，徐恩曾虽然心里不情愿，但考虑到戴笠有黄埔背景，又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青睐，风头正健，还是不得罪为好，只好同意了。当然，乖巧的戴笠的这个意见是事先报请蒋介石同意的。
复兴社特务处本部先是设在南京徐府巷，后搬到洪公祠1号，南京鸡鹅巷53号则作为特务处的对外联络站。顾顺章被戴笠正式聘为顾问和教官之前，二人第一次见面，是戴笠约顾在鸡鹅巷谈话。这次谈话后，戴笠对顾顺章的第一印象颇佳，随后就聘用他为特务训练班的顾问和教官。
顾顺章受聘后，和在中统特务训练班一样，干得很卖力，戴笠十分满意。戴笠发现顾顺章训练特务的方法中融入了中共地下斗争的经验，确有一套，对之大为赞赏。他认为顾顺章的确是个人才，如复兴社特务处用他，无疑对特务处会有帮助，从而提高戴笠本人领导的特务处的业绩，使自己进一步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因此，他千方百计拉拢顾顺章加入特务处，许以高官厚禄。顾顺章对戴笠的信任非常感激。顾顺章将戴笠对待自己与徐恩曾对待自己一比较，对徐恩曾以及中统的反感就越来越大，产生了背徐投戴之心。
复兴社特务训练班结束后，顾顺章又回到徐恩曾的严格监控中。顾顺章遭到徐恩曾的监视，无法自由地出去与戴笠直接见面，他便写信通过张永琴传递。但这一切瞒不过徐恩曾，因顾顺章的“保镖”林金生不断把顾的活动情况向徐恩曾告密，徐恩曾大为恼火。有一次，徐恩曾亲自到顾家，斥责顾忘恩负义，要另找靠山。顾顺章也不示弱，顶了他几句，两人由此大吵一顿。徐恩曾是有名的“笑脸虎”，生起气来也装作斯文，笑里藏刀，若无其事地离开顾家，回去时交代顾建中要给顾顺章颜色看看，给他一个下马威，看他是否会有所收敛，死心塌地地为中统效忠。
徐恩曾暗生杀机
不久之后，顾顺章到国民党中央部开会时遭到顾建中的持枪威胁。顾利群若干年后介绍其父那惊险的一幕时说：
中央党部请我父亲去开过好几次会，他的手枪带在大衣口袋里，在开会当中一个姓顾的，叫顾建中就把手枪摆台上。他讲，你再不好好地干，不跟我们干，我要你的命，手枪拿出来。顾顺章这个时候，你拿手枪，我也拔手枪。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对顾顺章下手，人家放他回来。他回来以后，当晚就跟张永琴讲了，我今天很危险啊，如果我不带这把手枪，可能我已经回不来了。
尽管顾顺章在这次危险中能有险无惊安然而退，但是这件事已说明徐恩曾对他萌生杀机了。
此后，顾顺章一直称病在家休养。他的确患有严重的胃病，在家养病的理由顺理成章，徐恩曾对此无话可说。百无聊赖之际，顾经常与一些境遇相同的变节分子一起聊天，发泄不满，如曾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候补常委、常委，与顾同属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叛徒徐锡根及其妻子黄觉，就经常与顾一起发泄不满。徐锡根大革命后期在上海担任厚生纱厂中共支部书记，1932年冬被捕叛变，被国民党冷遇于南京，郁郁不得志，与顾顺章同病相怜，两个人碰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顾顺章不知道是出于韬光养晦的需要，还是出于精神寄托的需要，居然又收藏起古董来了。他曾对人表白，他准备在获得自由后就脱离政治开古董店维生。
不知是欲擒故纵，还是想对顾顺章进行最后的拉拢，徐恩曾改变了不久前与顾顺章那种剑拔弩张、刀光剑影的紧张关系和对他高压的态势，多方拉拢顾顺章。徐为顾顺章在南京城南甘露寺租了一套独进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对他的监视。1934年4月底，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一家去日本休息养病。
顾顺章在日本无亲无故，他刚到日本时，经徐锡根介绍住进徐在日本神户的亲戚家中。后经徐的这家亲戚的介绍，顾租了一间公寓房。他一边养病，一边学日语、料理家务事。
顾顺章的妻子、女儿是在顾顺章之后才去日本与顾顺章会齐的。他们在日本游玩了一些名胜古迹，自由自在地享受着天伦之乐。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对于处在那种环境的顾顺章及其家属来讲，犹如昙花一现。为了照顾长辈和幼小的女儿，一个月后，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了南京。一些不利于顾顺章的消息通过徐锡根寄给顾的信传来，使顾内心不安。
徐恩曾为了表示对顾顺章一家的关怀，在张永琴到南京时，亲自到南京下关码头把她接到中统特工总部，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交代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
被国民党关进苏州反省院
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下旬回到南京。顾顺章的妻子回忆说：
大约是1934年9月27日左右，徐恩曾派人叫顾顺章去谈话。顾行前很担心犹疑，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但时间不长就回来了。
顾顺章从徐恩曾那里回来之后，张永琴问起谈话内容，顾顺章说徐问他的身体如何，要他上班工作，他称尚未完全康复，还不能上班。
1934年10月2日下午，天下着蒙蒙小雨，一部黑色的轿车开到南京甘露寺5号停了下来，走下三个戴礼帽穿黑色西装的大汉，径直进入顾顺章的家，声称徐恩曾要他去谈话。顾顺章狼吞虎咽地吃罢晚饭就随这三个人出了家门，坐进车里。顾顺章以为像上次一样，去去就回来，不料，一去就失去自由，回不来了。他被拘捕了。
对于这件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事，顾利群还记忆犹新。她回忆：
我记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面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车停在门口，好像请他（指顾顺章——笔者注）上车去开会。我在那里玩，我就看见父亲从里面出来，夹的大衣还有礼帽戴的，在门口朝我看看，摸摸我头。他讲，你等会儿进去吃饭了，我要跑出开会。我就讲，好的，爸爸再见。他就走了，一辆黑色汽车把他带走。是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离开家以后，从此没有回来。
顾顺章走后一个多小时，顾建中、王思诚带了一大帮人来抄顾顺章的家，他们攫走了顾顺章一些来往书信和值钱的东西。这帮人走后，留下两个看守，不许张永琴全家人外出。
顾顺章被捕后被送到苏州反省院。
反省院是国民党当年专门对关押的所谓“政治犯”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的一个特务机关。反省院成立之初，按组织系统是隶属法院的。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方法不如中统特务的方法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破坏革命更有力的工具，中统特务竭尽全力想控制它，通过中央组织部的组织力量，派特务骨干渗透到反省院中去任职，最后使反省院成为被中统特务组织完全控制的单位。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的湖南反省院，继而又先后设立了首都反省院、苏州反省院、安徽反省院、湖北反省院等。反省院关押的人员可分为三类：一类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一类人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一类人为被认为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的人。顾顺章被作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关押在这里。当时苏州反省院的院长刘云就是中统特务骨干。
顾顺章这次被捕后，灾难开始降临到他家来。1934年10月6日，张永琴的母亲不服从特务不准外出的命令，抱着年仅一岁的外孙女，打开大门跑到弄堂里去玩，被看管她们的特务当着张永琴的面开枪射杀。张永琴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小工商业主，他因对国民党特务无法无天，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肆意杀人而气填胸臆，中风而倒。后来虽然被抢救过来，死而复生，但是嘴巴已有点歪，落下了终身残废。
倔强而认死理的张永琴吞不了这个怨气。这个年仅21岁，孱弱的女子斗不过蛮横的国民党特务，天真地试图通过法律渠道为她的双亲申冤，讨回公道，就到南京地方法院上诉。法院知道这个案件有国民党中统特务的背景，不敢受理，把皮球踢给国民党中央，要她到南京最高法院去上诉。法院说：“这个案件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就到中央去看，我们是专管民事官司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