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黄凯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他投入中统，靠本事得以快速升迁，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国民党大特务，曾在武汉参与抓捕顾顺章。黄素来自负，不把叶秀峰、徐恩曾这些国民党特务的后辈放在眼里。但是，黄凯在与顾顺章交往以后，也不得不承认，顾“对特务工作确有精明之处”。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顾顺章时，对他“拉出来，打进去”这一招也很佩服，说：“他顾顺章比我早一段时间到上海，据说工作开展得很顺手，据他自己讲已在共产党内放进一些‘细胞’（即暗探），吸引到一些内线，中共一部分的活动，他能知道。我对他印象不好，相互间没有来往，有事需联系则使用交通转达。但他对我的地位和声望均有威胁，因为他办案得手，戴笠和他打得火热，我不免感到相形见绌。”
帮助国民党培训特务
顾顺章叛变后，还帮助国民党培训特务。
他为国民党办了两期特务训练班。第一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只有四人，他们是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都是黄埔六期毕业生。地点在南京城内双塘巷，这个地方是顾顺章被软禁的住处。第二期训练班有二十余人，其中有钱丹泉、吴绅道、张怀青、臧公惠、周廉、郑朴、朱家鼎、童名馨、吉春安、林成荫等人。地点在南京中华门内长乐街一座三开间七进的老式房屋，配有工作人员，其中有秘书王思诚，总务王国栋，会计王思诚之妻樊岚，胡长源夫妇，蔡飞、张文农等人。两期训练班均为三个月。
胡长源、蔡飞、张文农系中共叛徒。胡长源系黄埔四期毕业生，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后向国民党自首，出卖杨匏安和罗绮园。蔡飞原为特三科科长，1930年8月被捕叛变。张文农即陈连生，在顾顺章叛变后跟着叛变。
因为顾顺章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口才不错，注重讲课的方法，善于把握课程关键步骤的细节，所以他的授课很受学员的欢迎和赞赏。比方他讲授“特务技术”时，他把这一节分成11个题目：化装术、盯梢术、反侦探、特务应用的武器、破坏术、谈话术、密语术、观察术技能、相形术、催眠术、摄影术。他一边讲授，一边示范。他现身说法和演示动作的高超技艺，使学员们无不目瞪口呆，十分震惊。
参加第二期特务训练班的林成荫回忆：
训练班开学后，顾顺章即向我们宣布了纪律：所有受训人员一律不准自由外出，如有特殊事情需要外出者，必须得到钱丹泉许可方能出去。训练内容是由顾顺章主讲《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一些打枪、擒拿、格斗、化装、盯梢、守候等特务技术。顾顺章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对此道却经验丰富，不愧老手。结合他过去的经历，侃侃而谈，颇能吸引人。听说他在苏联的“契卡”部门受过训，不过，这些对我这个刚从乡间来的小伙计，则感到是那么遥远而生疏，还时常为他所讲的事例毛骨悚然，真有点像天方夜谭。后来臧公惠、周廉两人把他讲的内容整理汇编成单行本，专供中统特务业务学习之用，就连后来军统办的特务训练班也拿去作教材，顾顺章和我表兄都去过鸡鹅巷戴笠的家，并给军统办的特训班讲过课，受训期间，我们还随顾顺章去野外进行过两次实弹射击。三个月的受训期很快就结束了，毕业那天举行了大会餐，会上顾顺章还和其徒弟张文农合作表演了魔术。最后，顾顺章一再警告大家：接受任务后，绝对不许对任何人说，即使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儿也不例外，不然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林金生也很佩服顾顺章“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一张嘴很能讲，由于他过去长期在上海特科担任负责工作，所以对特别行动工作确有一套经验。”“他除了会变魔术戏法儿外，还有一个本领我很佩服，那就是他的化装技巧非常高明。一个人经他稍许化装，你就很难再认出来。我记得他曾用一种假牙往嘴上一套，人的模样就全变了。据他自己说，在中共特科时，颇有神出鬼没之誉，主要就是靠的这种本领。”
顾顺章还为国民党编纂各种特务训练教材。
1933年夏天，顾顺章住在安品街时，让人代笔，再由调查科的徐政、章志仁、朱秋白等特务在他讲课的时候进行记录并帮助他进行整理，先后编成《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察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六册教材，组成了一套《特工丛书》，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一本供给国民党训练特务使用的《特务工作的理论与实际》。
据当时与顾顺章同住的他的妻弟张长庚说，这本书的代笔者是江苏常熟人王一心。此人原为新闻记者，也是被捕后叛变的叛徒，是由顾建中介绍给顾顺章的。顾顺章在《自序》中说：“得着臧公惠同志文字上的襄助写成”这本书，可见，当时确有人帮顾顺章搞这本书。
顾顺章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开宗明义阐述撰着这本书的目的，交代这是一本源于实践的独创性特工理论和实践的巨着。他写道：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把我个人对于特务工作的心得和主张，赤裸裸的献给关心特务工作的同志们作个参考，同时请求同志们加以深刻的批评和匡正，以为我继续研究的指南。我很坦白的说一句，我的动机是极其纯洁而光明，绝无一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其间！我希望拿这本书作我“寻师访友”的导引，并非藉此以为“沽名钓誉”的媒介。
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个人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亲身阅历出来的实际的经验，既非抄袭其他着作，亦非得自异人传授。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艰难困苦的环境是我的导师，各种实际问题是我的书本和实验的材料。自我参加特务工作到现在，无时无刻不是抱着创造和学习的精神去努力一切，从没有偷闲过，亦没有自骄自矜过。
这本书包罗万象，将顾顺章训练特务的一套办法全部编纂其中。全书有十多万字，共分八章：绪论、特务组织、特务工作的方法、特务观念、秘密、特务技术、特务常识、特务人员的修养的问题。在“特务常识”一章中，有“C.P.特务工作”和“苏联特务工作”。
有关中央特科的一节，分为C.P.特务工作之史的发展、任务和使命、组织、策略、精神、现状，做些什么工作、方法，以及“几年来所发现不良的地方”，共计九节，将顾顺章知道的中共中央特工情况和盘托出。书中详细讲了中共中央特科所属各科的工作任务、工作情况，并且就其组织情况绘制了五张图表。他在书中写道：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C.P.特务工作第一科专做总务事项。如设立重要机关、布置大会场等等……
第二科专做反侦探工作，派许多人员到各种社会里及敌人的队伍里去。所以他们对于全国的政治方面，军事方面，经济方面，以及国际方面，得来的消息非常敏捷而有价值。尤其是如要破坏他们的机关，他们事先已经知道，因为每天编有一种《敏捷飞》的情报出来，所以他们的消息灵通，不易破坏。同时又设法破坏敌方，并有时造出种种相反的消息，以挑拨对方内部的情感，使其互相猜忌，力量分散。
第三科专做保护工作。如果C.P.今天要在某处开什么重要会议，就要通知该科到开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不保险的地方。他们的保护完全是利用电气及武器等，万一发生危险时，他们立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各要人出去，这是在房内保护的情形。至于房外保护，有自行车队员巡查的责任，还有许多做小生意的，亦皆负有保护的使命。如果有人来破坏他们，或者已经知道有人察觉了他们开会的机关，而要发生危险时，这时就用规定的特别记号按门上的电铃，通知房内所有担负保护责任的人特别戒备。如他们有时为要保护党的安全而杀一个敌人，方法很多，或在路上，或在敌人家里，因事制宜，没有一定。内部同志之自首者，他们便要设法捉活的带回来审讯，看看还有其他阴谋否，有小组织及其他分子否，然后再杀……此外，第三科还有一种责任，就是，如果C.P.经费缺乏了，他们就要用非常的手段，或用其他方法筹款来供给他们的党费。但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举动，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为他们的党。
第四科专负秘密特殊交通责任，他们是用无线电的传达而互通消息。他们为环境所迫，自己研究，自设无线电制造所，并且他们的人才都是专家，而技术又非常精良；所以无线电的制造极为精巧，使人不易发觉。报务收发员，系由其自己办的速成班毕业出来的。除全国布置电台外，尚设置与国际往来通消息的电台。并有各种社会交通，利用各轮船上水手茶房，火车上司机及小贩等等，负交通之责。
第五科事实上并未成立，预备专司流氓运动，并负破坏工作的责任。
顾顺章在书中讲到中央特科工作方法时说：C.P.特务工作的方法，有几项原则为我们所必须知道的：（1）要这工作打到敌人的中心里去。（2）要利用敌人的一切为我们而工作。（3）要完全社会化，因为社会化可以解决工作上的一切困难，便利于工作。（4）我们的一切问题，要向敌人方面同社会方面去解决。（5）工作绝对秘密。举个事实来说明，比如C.P.现在知道国民党也办了特务工作，他就要想方法深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里来，并且要想方法深入总部。因此，总部所决定的方策和进行的步骤，会被C.P.知道，他们便根据我们的策略而定他们应付的办法了。他们所谓中心分子是党里最灵敏最忠实的同志，并且经过了长期的试验，工作的努力与成绩比较一般人都好。又如第一科方面的工作负商业责任的，可同商业发生关系，有时可以利用这个商店，并且比自己费钱开的商店还要好。负布置责任的，找房子开会，会开过后为避免危险起见，房子就退掉了。因为时常要找房子开会，恐怕引人怀疑，于是就办了一个信谊代办所，他对于社会上一切的事情皆可代办，使人不注意不怀疑，这就是社会化。第三科工作的方法，如把自己训练好的同志送到上海巡捕房投考，以便于自己巡捕站岗时开会，掩护工作不致发生危险。另一部分人训练好后，叫他们做小生意，可藉此租房子作为秘密交通机关，使人不加怀疑。并还可以教他们制造炸药，做破坏及暗杀工作。
对因1931年4月顾顺章本人叛变而给中央特科工作造成的危害，他作为一个叛徒，站在敌人立场上，不知羞耻地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写道：
自二十（1931）年到现在，他们的特务工作是破产了。因为他们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件，所以一切都打破了。年来破坏他们的机关很多，是他们失去了特务工作保障的铁证。C.P.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C.P.的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即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呈现了动摇的现象。
对于中央特科的整个工作成就，顾顺章似也不敢抹杀。他在书里写道：
到了1928年即民国17年正月，他们觉得所处的环境极其危险而恶劣，所以他们为防御敌人的进攻，和保护自己的安全计，不得不仿照苏联格伯乌的组织而正式建立特务工作。他们虽无经验可言，然以主持得人，本着学习及创造的精神，订出整个的计划，按着一定的步骤，脚踏实地地向前努力。原只设立一科，经过6个月后二科三科先后成立，又6个月后，四科也继续成立。为时不到3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奋斗的精神啊！C.P.特务工作人员对于政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党及主义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工作的成分充满了积极的、敏捷的、兴奋的、创造的精神。
顾顺章在这一节后面有个《附注》，写道：“上面所说的C.P.特务工作甚为简单，详细情形，留待专书申述。”据他的妻弟张长庚说，顾顺章写完这本书后，还叫王一心帮助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对他被捕叛变以前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前后所知道的情况作进一步叛卖。张长庚说，这第二本书已经完稿，但是因他被处决而未能出版，书稿被中统特务顾建中抄走，窃为己有后加以篡改出版。在1933年8月由南京京华印刷厂印行的这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书末印的《新书预告》中，有顾顺章着《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的介绍：“本书根据作者亲身的阅历，以客观的态度，作事实的描写，将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工作原原本本的叙述出来，献给关心中国C.P.特务工作的同志们，以及喜欢侦探小说，或编着侦探电影剧本的人士作为一个绝好的参考材料。”
在这本书的后面，还印有顾顺章着的第三本书《“人”的研究》的介绍，写道：“本书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科学的分析上，根据作者几年来细心考察所得的经验，将社会上所有各种人物的一切情形，加以深刻与精密的研究。处在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里，各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每多形成畸形的发展，以致造成现在混乱的状态。因此，‘人’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凡是生存于社会上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均有加以注意的必要。作者所以着述这本书以献给社会人士作为参考的动机，也就在这个地方。”
以上这些可以看出没有经受系统文化教育的顾顺章，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钻研，以及他对社会的细心观察，对特工经验的总结较为独到，比起科班出身的业内人员要高一些。从中我们也看出，叛变后的顾顺章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是不遗余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