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质疑一种“双向承诺责任书”
10月22日北京一份报纸上，有一篇关于怀柔区的通讯，说这个区8个镇的162个村的居民，95%都跟村、镇干部签订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双向承诺责任书”。执行的结果，据说一年来解决了一千多项纠纷。做到了“化解矛盾，纠纷不出村”——这几个字是用大字标题标出的，十分醒目。
果然如此，那是令人欣慰的。然而，这个“新事物”还是且慢推广为好；在一个地方行之有效，或与当地的水土有关，淮南为橘，淮北化枳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何况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政策性举措，利弊如何，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前几年，从山东某地刮起一股“承诺”风，遍及许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待尘埃落定，连“承诺”者大概也忘记了自己原先承诺过什么。当然，那一回属于“单向”的承诺；而这里的“责任书”写下的是“双向承诺”，其中，村民向干部们所做的书面承诺，想要“一风吹”，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多年来，我们深受“土政策”之害。各地政府自然有一定的机变之权，但补充立法或采取重大的执行措施，必须限定在宪法、法律和现行政策法规的框架之内。因此，像这样一个关系到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创意，在普遍推广之前，应该经过认真的论证和听证。
按上述报道，这不是北京市怀柔区的发明，而是他们借鉴了别的地方的经验。至于是哪些地方的经验，没有说；在那里采取这一做法的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如何，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又由怀柔区做了补充修正，也不详。依我看，这个办法，显然不是出自如广东、浙江以至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省市，而多半是经济相对滞后，基层群众上访频繁的地区。因为这类“承诺责任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地方一贯致力的制止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以达到一时表面的“社会稳定”。至今许多地方乡村土墙上都写着“严禁越级上访”，以至把群众上访“就地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一类杀气腾腾的标语。比较起来，签订“承诺责任书”已经有点“平等协商”的意味，显得温和多了。
然而，看看群众上访的一般内容，主要是城乡居民因与基层干部及由他们组成的单位之间的矛盾不得解决，因而诉诸上级党政和司法部门。这本应是居民群众作为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还应该看到，这是他们在承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承认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所作的选择。这些上访者相信党和政府有关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的一系列文件，相信党和政府不是敷衍而是有听取群众上访、申诉等声音的诚意，否则他们就不来了。过去叫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各级政府，包括各级干部党员、各级公务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大问题；这方面出现的大大小小的矛盾，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疏通渠道，这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限的民意渠道，如果加以堵塞，则已有的矛盾无疑会加深和激化。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论证过，在矛盾的两方面中，有主要的和次要的之分，“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然则在基层群众主要是一般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党员间发生的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占支配地位的干部党员。他们和群众，实际上（而不是理论上）处于并不平等的地位。即使群众如愿地越级上告，从县到省，从省到首都，到了信访站，递交了诉状，也还难免于被有关部门推来推去，把状纸转回到“被告”手中，使告状人继续受到打击迫害，这样的事不知凡几。而基层的居民还是前仆后继地越级上访，正是因为他们诉告无门，不得不把最后一线解决问题甚至是陈年旧案的希望系于党和政府的上级机关。现在笼统地要求“纠纷不出村”，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坚决不许告状：报上没公布“责任书”的文本，不知道是否不仅包括杜绝上访，而且也杜绝了普通公民到法院进行诉讼？这是想把要求依法维护个人权益，要求取得法理上的公平公正的群众，往哪里驱赶呢？
我曾经参观一个被树为样板的村庄，据说“多年来未出现‘信访案件’”是获称样板的根据之一，我同时在村里墙上，看到刷着“严惩煽动和组织集体上访的违法行为”的大标语。但我也获悉，这个矿区的村庄，处在已经挖空的老采煤区地面，上级政府给予了相应的补偿，但这笔钱并没跟村民见面，这才是当地群众屡屡要越级上告的症结，也是诸多矛盾当中的一个大“疙瘩”。很难想象，这样的矛盾，能够仅仅通过当地村民和涉嫌侵吞巨款的村干部互签《双向承诺责任书》就能化解，倘硬是那样做了，岂不是单边地迫令村民“承诺”停止追究，而任那些犯罪嫌疑人“从村骗到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却让党中央、国务院替他们背黑锅吗？
如果只是为了解决“村里规定的倒垃圾时间太死”等问题，需要像煞有介事地兴师动众签订什么“承诺”还有“责任”的书面文本吗？
可见关键在于“不出村”。真的什么问题都能在“村”里解决吗？40年前，大饥荒时，各个地方为了“政治影响”，限制农业人口“出村”，要出村至少需由生产大队开具证明，就是“路条”；否则便是“盲（目）流（窜）”，随时随地予以抓捕收容。老实巴交的农民有不少就在村里饿死了。40年过去了，在全国范围改革开放了，世事大大改观了，人们的思想也逐步解放了，基层的人们包括过去信守“屈死不告状”的顺民们的后代，维权意识也开始觉醒，而他们在维权过程中，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深厚的希望，这才有了来信、来访以至围绕来访出现的问题。面对新形势下的这些新问题，套用40年前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更是与“以法治国”和“以民为本”的原则背道而驰的。
2004年10月24日
还是关于基层民主的话题
我的一篇旧文《质疑一个“双向责任承诺书”》，在《民主与科学》第五期刊出后，我重看一遍，其中有一段话，我发现论断有偏：
按上述报道，这不是北京市怀柔区的发明，而是他们借鉴了别的地方的经验。至于是哪些地方的经验，没有说；在那里采取这一做法的近期效应和远期效应如何，有哪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又由怀柔区做了补充修正，也不详。依我看，这个办法，显然不是出自如广东、浙江乃至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省市，而多半是经济相对滞后，基层群众上访频繁的地区。因为这类“承诺责任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地方一贯致力的制止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以达到一时表面的“社会稳定”。至今许多地方乡村土墙上都写着“严禁越级上访”，以至把群众上访“就地解决”，“消灭在萌芽状态”一类杀气腾腾的标语。比较起来，签订“承诺责任书”已经有点“平等协商”的意味，显得温和多了。
我在这里说的，“依我看，这个（意在限制群众出村上访的）办法，显然不是出自如广东、浙江乃至上海这样经济发达的省市，而多半是经济相对滞后，基层群众上访频繁的地区”，恐是“想当然耳”。一则这个“依我看”，是从印象推论，没有实证和数据支持；二则群众上访自是为了维护个人的、家庭的或集体的权利，且大量侵权行为是由经济利益引起，但公民们的维权过程，难免涉及经济以外的权利，谁有权把公民维权限定在经济领域之内呢？三则经济发展滞后固然会出各种问题，但经济发达的省市也不能“一俊遮百丑”，若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不配套”，更会引发和滋生不少的问题（有些是发达地区特有的，有些却也跟不发达地区的问题没有两样）。
因此，怎么能说只有经济相对滞后的地方才必定多有需要上访的事情呢？
最近从《南方周末》读到记者向郢的报道——关于四川悄悄地却是大幅度地进行乡镇民主选举等一系列有关基层民主的改革试验。其中有一个例子：“对于选举干部和任命干部在民意支持力度上的差别，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李仲彬很有感触。去年一个征地5000亩的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所涉及的几个乡镇，大都忙乱不已，有个乡镇的领导还被几千群众围堵到半夜。但刚搞了书记直选的木兰镇却静悄悄的。李仲彬一问村里人，才知道新书记是这样说的：‘我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咋敢整大家？要是发现上面拨的钱镇里吃了一分，你们立马联名罢免我！’”又有一个细节：“在下面搞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有一天李仲彬在路边一家小酒店歇脚，店老板的儿子、初一的学生陈波，跟这个干部模样的伯伯告状说，‘我们校长是直选的，其他班班长也是同学选的，但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指定了一个班长，大家都有意见！’李仲彬听了大为吃惊，但后来每逢开会就讲这个事情，言语中甚是为新都的民主氛围浓厚而得意。”
如果这一报道属实，那么，可以看到，因为真正的选举权是跟真正的罢免权相联系的，这不仅在选举时可以体现选民的意志，而且在其后可以保持选民意志对当选者行为的制约作用。
四川的经济目前不如广东发达，但以上的种种给人带来欣慰和希望。而据《人民日报》等报道，广州番禺鱼窝头镇太石村，却因村民联名行使罢免权，要求罢免现任的村主任，小事遇到大阻力，不幸酿成极不和谐的局面。广东——具体说是广州市番禺区，它的经济自然要比四川——具体说是成都市新都区发达得多，但围绕公民的罢免权，却出现了不小的差距和迥然不同的后果。
由此可见，我在上引那篇拙文中的说法，有嫌武断，容易产生歧义，仿佛经济发展的地方没有应该做和可以做的别的同样重要的事情了，这岂不成了“经济决定”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我把我的浅见说出来，一位爱“抬杠”的朋友听了，根本不同意我拿四川的例子来与广东对比，理由是：成都市新都区的木兰镇党委书记，只是假定他办事不公则请大家“罢免”他，表态而已，而广州番禺太石村的村主任却是面临着村民联名要求罢免的现实；而且，前者是党委书记，选举和罢免都是党内问题，“好控制”，后者要罢免的却是村民委员会（主任），履行罢免权的主体不限于党员，而是包括部分党员在内的众多村民，“不好控制”；再说，那位镇党委书记本来是民选的，当地已经是基层民主试点，自要按新规矩办事；那位村主任所在地，可能还没有实行村民直选，那么，怎么能超越“民主选举”，倒先搞“民主罢免”呢？云云。这位振振有词的“杠头”朋友又强调说：不按程序来，还不乱了套吗？他说的是什么程序，我也闹不清楚，他这番话，究竟属于正常辩论还是“抬杠”，我也闹不清了。
想来想去，最好让四川和广东两方的当事人说一说，一定会有精彩的意见。对不对？
我只是就拙文略作补正，并以代自我批评。
2005年10月11日
我的第一个上级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左荧。
那是1949年6月1日，我和另外六位华北大学同学来西长安街的“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报到。
从上学到上班，从学生到机关干部，对一个人来说，是“划时代”的大事。
一来，我就被分配到资料编辑科，左荧同志是我们的科长。高高的个子，在我这新兵的眼中，是很英挺的，待人却很温和，讲理，从不疾言厉色，说话微带口音，后来知道是河南的乡音。科里总共没几个人，大家在一间办公室。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建立资料卡片，我负责从报纸上搜集各地各级党政干部的姓名和职务。那时电台从新华总社分出不久，资料工作要白手起家。接着，左荧又教我们做一些改编稿件的练习，从左荧那里，我熟悉了“综合报道”、“压缩”这些编辑术语，我编写的第一篇稿子，就是解放军修复济南黄河大桥的通讯。
我们住在护国寺街麻花胡同宿舍，左荧和黄夫妇也住在那里，上下班不一定同路，但在业余时间的接触慢慢多起来。
那一年我16岁，左荧比我大一倍，现在看来也不过才32岁，可在当时觉得他差不多大了一辈儿，他是延安来的老革命啊。他也确实像长辈似的关心我们这些“小年轻”，有时说说旧事，让我们对他的“鲁艺”生涯无限神往。有些从延安时期流行开来的词语，如“闹情绪”、“小广播”之类也是从他那儿听来，并且转化成我们的口语的。
电台编辑部原先是新华总社的口播部（全名应是口头广播部吧），我来电台后，上的重要一课就是“口语化”，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有些矫枉过正，但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听众都能听懂，力避书面语言，以及听觉上会产生歧义的字眼（如“全部”和“全不”），还是必要的。在这方面，左荧也是耳提面命地谆谆告诫我们，这是个“为工农兵”的问题。日子久了，我发现，凡是从延安或其他老解放区来，而又喜爱文学的同志，都极注意积累民间口语，常常有一个小本本，随时记录听到的生动的“群众语言”。
日子久了，我知道左荧虽然做了新闻广播工作，其实一直还是想干文学，搞创作。他在抗战前没参加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文学青年”，参加革命后，在“鲁迅艺术学院”经历了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实践，仍然不改初衷。他知道我在读书的时候就尝试写作，并且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东西以后，有一次，他说，很想办个文艺杂志。这是在1949年建国前后，一则像《人民文学》、《文艺报》这类刊物还在筹办阶段，二则社会上也还有一些民办刊物，如上海的《小说》等等，他动了这样的念头可以理解。我不知道他这个想法还跟谁说过，但我印象极深，因为我受了全盘革命化的教育，已经认为一切应该“服从革命需要”，不该强调个人的志趣爱好，一时觉得左荧的话有点出格，更使我意外。我在左荧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大半年光景，因组织机构变动，我到另外的科室去了。后来也没再听说左荧要调动工作的事。
但我知道左荧对文艺的热爱没变。大约是1951年的“七一”，机关内部庆祝共产党建立30周年的联欢会，左荧、黄还双双参演了一个独幕剧（编剧是蓝光，剧名我忘了）。也在那前后，老播音员齐越做导演，吸收我参加广播剧《小燕子万里飞行记》的演播，这是根据秦兆阳的同名童话改编的，黄演燕子妈妈，我们有那么几天总在一起排练，其中并没有左荧的角色，但他似乎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致，或许因为秦兆阳也是他们延安时期的老朋友吧。
左荧的工作岗位，先是离开了编辑部，离文字工作更不用说离文学越来越远；大概是他组织工作的干练被格外看中，他在调往创建广播学院之前，不短的时间是负责广播事业局的地方广播部，似还兼管国际联络部工作，很忙很忙。黄又长期因病卧床了，我想左荧已经无暇顾及文艺的爱好。只见他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奔波着，但我还看到他极认真写的工作总结之类，表现了可谓高度敬业的精神。让干什么干什么，力求干好。这大概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典型风格。
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转过年来下放。1959年末调回广播局待分配，左荧同志那时担任北京广播学院第一任院长，点名要我去新闻系的汉语教研组。我按约定去见他时，心中不免惴惴然，因为自知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深感愧对老领导，不知他要怎么批评我。但见了面，他还像过去平常那样，一句套话没说，开门见山就向我交代这个创办不久的学院人手不足，很需要教学力量，又简单地说了这个系这个教研室的情况，总之，使我毫无局促之感，更没有尴尬之感。左荧是这样一个富于人情味，善于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的人。我不能难为他，让他落一个“自由主义”、“温情主义”的罪名，说完该说的话，我就急忙告退。
在此后的半年多里，我跟着教研组几位才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一起，每逢北大林焘教授来讲一堂语法课后，分别在几个班进行辅导，另外我还辅导一个归国侨生班的作文。我逐渐习惯了这份工作，跟同学们一起听林焘先生的课，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最初把我调来广播电台的柳荫同志，这时负责中央台文艺部和表演团体的工作，他也点名要我上文艺部。那半年里我是两边各上半天的班。后来广院要从灰楼迁往郊区新址，我两处难以兼顾，就选择了留在城里上班。我感到有些对不住左荧，但没说出来，他也没说什么。此后，我就没再在他领导下工作过。
但在1963年夏天，我还硬着头皮到左荧家找过他一回。为的是高而公（我在别处写过悼念高而公的文字，他是我在电台期间从50年代到70年代所信赖的一位谊兼师友的兄长）。他本来在1950年夏天犯过精神分裂症，后来时好时坏，但在神志清明时，仍然表现得有见解，不苟同。他在1958年后也被左荧接纳到广播学院，在采编业务教研组，一个时期没开课，专心编写教材。我离开广院，以“摘帽右派”之身，他虽不嫌弃，我却跟他过从少了，但偶然还到他的单身宿舍神聊。在中苏交恶升级，“九评”重炮连发的那个夏天，有一位曾经和我、和高而公都常来往的同事，忽然神秘地低语告诉我，你不要再往高尔公那里跑了，那样对你不利。我大吃一惊，我只怕我连累别人，不利于别人，这么说，难道高而公问题比我还严重？我问，怎么回事？他却不多说，怕多说了担责任。我满腹狐疑地去找左荧。左荧听了我的来意，就告诉我，在“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学习当中，高而公有一些发言不太妥当。我急不择言，直个笼统地说高而公您是了解的，您可要保护他，别弄得他再犯病。左荧唯唯，说了些大致意思是让我放心的话。后来我也无处打听，可能“反修学习”这一关算过了，但到三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旧话重提，打高而公“修正主义分子”，大概是说他在“反修”斗争中为赫鲁晓夫辩护云云，这回左荧也没法再保护什么人，他沦为“走资派”，自身难保了。
我从文革一开始就陷入重围，1967年在上下左右各派斗争的空隙里，稍得喘息，有了一点小自由。有一天傍晚走过王府井大街南口，买了几份文革小报，正在东张西望，忽见左荧从东向西骑车过来，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但只是默契地一示意间，交臂而过，这是文革时受冲击者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反应”。我那时直觉，是他还健康，因为从东郊定福庄骑车回复兴门外真武庙，总有三四十里路，在单位劳动一天，再骑车回家，这体力消耗可不小，但回到家，毕竟是个暂避风暴的港湾。我后来听说了左荧在广院首当其冲的遭遇，不能不深佩他的坚强。
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个匆忙的梦。我工作调离广播局，竟没有再见左荧。他在1984年逝世，还不到七十岁。我今天已经活过了七十年，但什么时候想起左荧来，我好像又回到少年时代，而他方在中年。
左荧是那一代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又喜爱文艺，具有“文学细胞”，这可能是我认为他可亲近的一个潜在的理由，虽然我和他并没有熟悉到推心置腹的程度，但我以为我们之间是可以互相理解的。
然而，从反右以后，特别是在文革当中，我想起包括左荧在内的这些我所尊敬的“老延安”，我心里总有一些抱怨，抱怨什么呢？就是他们只告诉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光明面，讲“阶级友爱”，亲如家人的一面，他们跟我们之间也是融洽无间的；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向我们这些后来者隐瞒了另外一面，即阴暗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包括左荧夫妇，都是千里迢迢投奔延安，献身抗日，但时隔不久，却在整风审干中受到无端的怀疑和屈辱的待遇，即所谓“委屈”，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而是政治性的。但他们对此绝口不谈，让我们对于一旦从“阶级友爱”陷身于“阶级仇恨”时毫无精神准备，或者用政治熟语说，对阶级斗争以至党内斗争的严峻估计不足。从反右至今，快五十年了，从文革开始至今，快四十年了，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革结束至今也快三十年了。他们那一代人许多已经不在了；我的这份抱怨也没在左荧在世时向他一吐，现在又找谁去说呢？已入老境，阅世渐多，对前辈人更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他们如果是为了维护党的光辉形象而守口如瓶，那是他们多年所受的教育使然；他们若是心有余悸，而不敢如实述说过去，或是不愿回首往事以免伤心，难道我们还忍心去苛责他们吗？倒是扪心自问，我们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们的失足跌跤，我们的受骗上当，我们的盲从盲动，我们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不是如实地告诉给下一代，将来他们是不是也会抱怨我们，说我们向他们隐瞒甚或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呢？
2004年10月25日
〔附〕小随笔·黄一龙的假设
《随笔》刊出拙文《我的第一个上级》，说到经过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不免抱怨一些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守口如瓶，从不向我们这些后来者说说历史的阴暗面，以致我们对残酷无情的内部斗争毫无精神准备。不久接到黄一龙兄的来信，照引如下：
……比起你来，我当年更是“新干部”，对于延安来的老革命更是敬礼有加。所以后来多经一些事情以后，对于他们为何对于延安整风中“抢救”即整肃知识分子这样重要的经历，居然讳莫如深，也就更加不解和更有“苛责”。现在老了，自然也很赞成尊文所谓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而且我还设想，假使他们当初不向我们隐瞒，结果又会如何呢？
一个可能是，我们提前懂得了折腾一辈子才懂得的事情，例如在20岁、30岁、40岁就有了今天的认识。不过我想这种可能只是抽象推演的结果，实际上绝无可能。
相反的可能是，我们一听就跳，说他散布反动言论，甚至向领导举报，从此参加告密分子的行列，陷别人于水深火热，还以为在保卫革命保卫党，还以为自己无比高尚。此事难说不会有。记得我10岁左右时，一次偷听一位“从西北回来”的客人低声向父亲讲“那边的事”，其中就皱着眉头讲“这边”去的学生遭“抢救”。稍大以后回忆起那个场面，立即结论说那一定是个反动分子在造谣。当初能够如此认识“父执”，怎么能够保证以后不会如此认识领导？
介于两种可能之间的是从此“思想混乱”，“不明方向”，又没有今天时髦的“体制外”可以隐遁，恐怕只有自杀了事。俄国革命初期自杀的诸位，想来就是窥见了他们的革命的“抢救运动”那一面吧。
以当初的我们衡今天的青年，当我们不隐讳地向他们讲“过去的事情”，反应自然完全不会同于我们当初。但是新的反应也未可乐观：根本不感兴趣！是不是？
文我知道，他总是在别人停止思维的地方想下去，他的假设是从一定的历史环境出发，从那时人们的思想实际出发，对过来人，真是振聋发聩，发人深思。他说起今天年轻人对历史的反应，又是完全异样的新问题。一龙这封信看似“随笔”写来，其中凝结着多少血泪，以及血泪换来的识见，这却是时下“随笔”文字中不多见的。
2005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