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辑
也谈河北境内的辽宋时代古地道
——兼说杨延昭抗辽
关于河北省境的辽宋时代古地道，除了本报2007年11月12日王春瑜先生《永清地下长城小记》，12月３日宗春启先生《永清地下长城是北宋修的吗？》两文外，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刘浦江先生早在台湾《大陆杂志》第101卷第1期，2000年7月15日发表了《河北境内的古地道遗迹与宋辽金时代的战事》等文，均有研讨。在此愿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刘浦江先生已经指出，在周世宗率军收复三关之后，“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如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即辽统和四年北伐，三月一度攻“入涿州”，辽军于四月“复涿州”， 却于三年后，方收复易州。 今人所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６册，辽宋边界是以辽天庆元年与宋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为准，距离澶渊之盟前双方的拉锯战已百年以上，因此，欲据此份地图集所标画的分界，判断地道为辽人所修，就缺少准确的依据。再说，分明位于宋境的雄县、蠡县、邯郸等地都有古地道，又当如何解释？
从辽宋双方的军事形势看来，除了宋太宗两次失败的北伐之外，宋朝一直居于消极防御、被动招架的态势，而辽朝居于主动进攻的态势。进攻者以骑兵为主，倏来忽往，似无修地道的必要；而防守者以步兵为主，倒是有修地道的可能。从今存史料看来，宋朝在河北西路开挖了不少塘泊，用以限制辽朝骑兵的奔突。
北宋亡国后，大量文献散佚，今存北宋的史料中见不到有地道的记载。幸好《嘉靖霸州志》卷１《古迹》中有一小段重要记载：“引马洞：杨延朗所治，始自州城中，通雄县，每遇虏至，潜以出师，多获隽（隽获）焉。”杨延昭本名延朗，澶渊之盟后八年的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装神弄鬼，将道教传说中的赵玄朗冒充宋朝皇帝的“圣祖”，遂于当年闰十月，将玄、朗两字，定为御讳，“不得斥犯”。 这就是杨延朗改名杨延昭之年，两年之后，杨延昭病死，享年五十七岁。《嘉靖霸州志》不称杨延昭，而称杨延朗，表明其所抄录的北宋史料，具有相当原始性，应是大中祥符五年之前的记录。
按宋朝史料记载，杨延昭著名的一战，是在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的遂城之战，其官衔是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使，而所守的城市是遂城。遂城本属后晋割让给辽的易州，时称威虏军，澶渊之盟后改名广信军。 此战由辽朝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亲自督战，亦为所败。 此后杨延昭任莫州（今任丘）刺史，团练使，保州、威虏、静戎军（今徐水）沿边都巡检使，宁边军（今蠡县）部署等， 其实都属小战区的司令。今存史料没有记载杨延昭镇守过平戎军（今霸县），《嘉靖霸州志》的记载正可补裰史之阙文，表明今存河北的辽宋时代地道，确与杨延昭的军事活动有关，地道用于“潜以出师”，是宋军抗辽的重要设施。
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偏离史实太远。杨业生前最高当过大战区的副司令，并且因他是北汉降将，而受岐视。直到战死后，宋太宗才为之痛惜，而以极高的规格封赠。他的军事活动是在河东（今山西）的代州等地，估计生前至多到开封朝见过宋太宗。当时京城百官，包括宰相，往往是租房居住，又何以来的什么“天波府”？杨延昭之子即是杨文广，所谓杨宗保和穆桂英又纯属杜撰。如前所述，杨延昭军事活动则在河北路的辽宋交界一带，但只是一个小战区的司令。直到澶渊之盟后，才升迁高阳关副都部署，为大军区的副司令。
杨延昭骁勇敢战，也有谋略。宋景德元年，即辽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辽朝大军倾巢而出，主政的承天太后萧绰，其后夫汉人韩德让（当时名德昌，战后改姓耶律）， 另加辽圣宗三个最重要的人物全在军中。辽军不善攻城，只是回避了一些重要城市的攻坚战，而悬军深入。这本是险棋，如果对手是个较高明的军事家，一方面避免硬拼，设法断其后勤供应，另一方面又乘虚直捣燕云，对辽朝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杨延昭就提出此策，他上奏说：“契丹顿澶渊，去北境千里，人马俱乏，虽众易败，凡有剽掠，率在马上。愿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此奏表明，他的军事谋略确是高明的，主张乘机歼灭辽军，袭取幽州（今北京）等地，但“奏入，不报”。鼠目寸光的宋廷习惯于被动招架，根本不可能有此深谋远略和军事气魄，不予理会。辽的军事部署固然不高明，却遭逢了更糟的对手。杨延昭只是一个小战区司令，不能左右战略指挥，仍主动“率兵抵辽境，破古城，俘馘甚众”。 当时的前沿总司令是庸将、北面都部署王超，尽管他已有战败的记录，宋廷却仍委以重任，他“阵於唐河，执诏书按兵不出战”。 唐河位于今唐县、定州一带，其按兵的具体方位不易确定。宰相寇准排除参知政事（副相）王钦若和主管军事的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的“南幸”之议，虽然力主亲征，只是把战战兢兢的宋真宗强行推到澶州，最终达成了对宋方无疑是吃亏的和议。在实行保守的文官政治的宋朝，“因循苟且”， “上下偷惰取容” 的氛围笼罩一切，杨延昭的谋划化为泡影，也是必然的。
附带说一句，史料记载杨业之子，依次是杨延朗、延浦、延训、延瓌、延贵、延彬，另有与杨业一起战死的儿子杨延玉。看来杨延朗似为长子。“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 应是唐宋时依同一祖父、曾祖父等的大排行，杨延朗肯定不是杨业的第六子。
北宋从腐败走向灭亡
北宋皇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稳定发展，至宋徽宗时，进入了“太平极盛之日”，“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不识干戈”。 宋徽宗对国家的富盛，也颇为自鸣得意，他在御制《艮岳记》中说，“昔我艺祖，拨乱造邦”，“且使後世子孙，世世修德，为万世不拔之基”，“祖功宗德”，“社稷流长”，“足以跨周轶汉”。词臣奉命进谀诗说 ，“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宵旰万机营四海，更将心醉六经中”，“吾皇圣学自天衷”，“子孙千亿寿无疆”。得意的神情，跃然纸上。
从表面上看，宋徽宗确有其自我矜夸的资本，在人口和疆土方面，当时确实达到了极盛期。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北宋皇朝的深刻危机，作为一股不可遏制的潜流，在日益剧烈地涌动着。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的才华，与处置军国大事的昏愦，有机地融合于一身。天水一朝十五帝（南宋亡国时三个幼儿不计在内）中，真正算得上大纵侈心者，第一个是宋真宗，第二个是宋徽宗，并且后来居上，其奢侈和享受超过了宋朝任何一个皇帝。
宋徽宗最初尚有所克制，“时承平既久，帑庾盈溢”，蔡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宋徽宗“尝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辅臣”，说：“先帝作一小台，财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复兴，久当莫辨。”蔡京说：“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启迪皇帝侈心者，自然决非蔡京一人。宋徽宗进行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艮岳等建设，穷侈极丽，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不惜。宋徽宗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其总数“盖以万计”。浩大的宫廷开支，非原先划定的御前钱物所能维持，故另外创设如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行幸局、采石所、延福宫西城所等诸局所，加强搜刮，竭泽而渔，乃势在必行。
尽管宋徽宗纵情声色狗马，竭天下以自奉，在口头上，却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经营欲致黎元福”。他自称“不可以燕乐废政”，“言者”指责皇帝“金柱玉户”，皇帝反指他“厚诬宫禁”。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被太学生陈东指为“六贼”者，有蔡京、王黼、朱勔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人，掌军的高俅，掌河防的孟昌龄和孟扬、孟揆父子，蔡京之子蔡攸之类，都是祸国的蟊贼，害民的大憝。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这帮奸佞既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蔡京最初侍奉童贯，“不捨昼夜”，得以蹿升，但童贯后来又“寖咈京意”。蔡京与蔡攸居然“父子遂为仇敌”。
这帮奸佞窃据要津后，必然援引亲故，广结党羽。“蔡京拜相不数年，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朱勔“子侄官承宣、观察使，下逮厮役，〔亦〕为横行，媵妾亦有封号”。童贯也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一时“乳臭童稚，目未知书，绮襦竹马，方务嬉戏，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
招权纳贿，货赂公行，是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其奥秘正在于上行而下效。宠臣们懂得，其恃宠固位的主要手段，就是为皇帝搜刮钱财。蔡京巴结内宫，“宫妾、宦官合为一词誉京”，遂得以进用。他“拔故吏魏伯刍领榷货，造料次钱券百万缗进入”，宋徽宗大喜，说：“此太师与我奉料也。”童贯“颇疏财，後庭妃嫔而下及内侍，无大小，致饷无虚月，交口称誉一词”，故能“权倾四方”。上有皇帝以身作则，宠臣辈贪污受贿自然成了家常便饭。王黼“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时谚称“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童贯“庭户杂遝成市，岳牧、辅弼多出其门”。朱勔“与其子汝贤、汝功各立门户，招权鬻爵，上至侍从，下至省寺，外则监司，以至州县长吏官属，由其父子以进者甚众，货赂公行，其门如市”。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他本人“目昏眊不能事事”，仍贪恋权势，一应政务由幼子蔡倏处置，“代京入奏”，”由是恣为奸利”，“骤引其妇兄韩梠为户部侍郎”。宋徽宗“亦厌薄之”，命蔡攸和童贯往取蔡京辞职表 ，蔡京惊慌失措，说：“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报，此二公所知也。”居然“呼其子为公”，左右“莫不窃笑”。
尽管官场中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们“受赇作弊”，“非法受财，嘱托公事”，“货赂公行，莫之能禁，外则监司守令， 内则公卿大夫，讬公徇私，诛求百姓，公然窃取，略无畏惮”，“士庶之间”的“侈靡之风”等情况，屡下禁令。宋徽宗也处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廉声不闻”，滁州知州唐恪“於邻郡营私第，搔动一方”，贺希仲“任河北监司，凡所荐举，使其私仆干求百出”，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贪墨”，“巡历贾贩，盗取官钱”，汪希旦“贪污不法，狼藉有声”，都被贬黜。但是，一批真正的大贪污犯，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因贪污而得利者甚众，而败露率极低，故装潢门面的禁约和惩罚，适足以助长贪贿之风，而成变本加厉之势。
面对着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宋徽宗即位之初，李朴上奏说，“天下有事不足忧，无事深可畏”，“骄盈怠惰之气，亦能以治安而至於危乱”。赵鼎臣在对策中说，应“以长治为难”，“以居安为惧”。宣和时，李纲上疏，认为“当以盗贼外患为忧”，但“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 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陈禾力陈宦官之弊，说“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贬降监酒官。宦官邵成章“性特谅直，诸内侍皆不喜之，常出之于外”，他上奏历数“童贯五十罪，中外大骇”。宋徽宗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北宋帝国积累了很深重的矛盾，各地爆发了方腊等暴动，宋廷动用优势兵力，方能予以镇压。面对金朝的勃兴，宋徽宗君臣采取联金灭辽政策。因长期对西夏作战，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宋朝动用陕西军攻残辽，却反而被打得一败涂地。童贯和高俅长期主兵的结果，“军政大坏”，整个庞大的军事机构被蛀蚀得千疮百孔，至此便暴露无遗。金军灭辽后，立即攻宋，宋军或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唯有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有力地牵制了西路金军。太原最后陷落，宋军主力在救援时耗折殆尽，于是开封的失守便成定局。
直到金军进犯时，宋徽宗方下诏罪己，承认“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赋敛竭生民之财”，“多作无益，靡侈成风”，“众庶怨怼”等弊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他急忙传位于宋钦宗。平庸的宋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措置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金东路军初攻开封时，宋军尚有抗击能力，但宋徽宗仓皇南逃，宋钦宗欲逃而被李纲制止。太原失陷后，宋钦宗却不听老将种师道临终的忠告，退避关中。靖康元年（公元１１２６）闰十一月，金军攻破开封，俘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宋徽宗和宋钦宗分别在被俘后九年和三十年死去，时年分别为五十四岁和五十七岁。
一小撮统治者的祸国，使千百万无辜平民以至宫女惨遭劫难。刘子翬写诗说：“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销。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作为大宋臣子，他不能指责皇帝，只能斥骂蔡京、王黼等人。宋徽宗被俘后，仍有一些诗词流传南宋，其中的一首说：“九葉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对照前述的御制《艮岳记》，成了绝妙的自我讽刺。遗民毛麾凭吊北宋故宫诗说：“万里銮舆去不还，故宫风物尚依然。四围锦绣山河地，一片云霞洞府天。空有遗愁生落日，可无佳气起非烟。古来国破皆如此，谁念经营二百年。”
拥有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北宋帝国，在新兴金朝的攻击下，仅一年之间覆亡。若用简单化的比喻，北宋帝国恰似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厦，其梁柱已被白蚁蛀蚀一空，故根本无法经受暴风骤雨的袭击。其白蚁即是腐败，而滋生白蚁的温床就是专制政体自身。
宋金时代开封的劫难和衰落
开封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其最辉煌的时期是北宋东京的一百六十余年间。由于黄河的泛滥，宋代的开封故城已经深埋地下。人们从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尚可窥见其繁荣的一角。然而从北宋末期到金朝末期，开封遭受了惨重的劫难。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两次进攻开封城。十一月，两路金军再次兵临城下，“大约不过八万人”。金军对开封城不可能全面围攻，只能从东和南两个方向实行重点进攻。此外，金军的作战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一般是秋冬弓劲马肥之时用兵，夏季则女真人不耐酷暑，加之连续的夏雨，弓弦脱胶，战马易于得病，所以就必须撤往北方，避暑休整。只要开封城守御得法，挨过春天，金军就只能退兵，而无法实施长围久困。
中国古代的城墙是由土城演变为砖城。开封城就是一座土城，“取虎牢（关）土”建造的城墙，屡经加固，“坚密如铁”。有宫城、里城和外城，形成了古时的纵深防御。外城周长五十宋里一百六十五步，按现代的考古测量，东墙长７，660米，南墙长６，990米，西墙长７，590米，北墙长６，940米，略呈菱形。城墙底部厚五宋丈九宋尺，高四宋丈，城外的护龙河阔十多宋丈。唯有东、西、南、北四座正门设两重直门，供御路通行，其余偏门都按边城的瓮城门规范修建，里外三门，门道弯曲，若干水门也都设有铁闸门。城上每百步设马面战棚，密置女墙，除城上的通道外，城墙里还有一条内环路，便于运兵。从古代的军事学的观点看，只要兵力和粮草充足，无疑是个易守难攻的庞大军事堡垒。
导致开封城失守的关键事件，一是部分护龙河被金军填平，二是郭京六甲神兵出战。
面对进攻，宋廷还是按以文制武的惯例，任命了四面城墙的提举官，中书舍人李擢负责南城。金军设法填平护龙河。李擢根本“不介意”，“於城楼上修饬坐卧处，如晏阁宾馆，日与僚佐饮酒烹茶，或弹琴讌笑，或日醒醉”。南城偏东的宣化门（俗名陈州门）一带，已填了约一宋里。宋钦宗登南城发现此事，大怒，下旨将“李擢推勘远窜”。当时在开封围城中，自然不可能流放远地。
宰相何栗和执政孙傅在百般无奈之余，找到了妖人郭京，郭京自能施行六甲神法，招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编组六甲神兵，就可将金军扫荡无余。“令于殿前验之。其法用一猫一鼠，画地作围，开两角为生死道。先以猫入生道，鼠入死道，其鼠即为猫所杀。又将鼠入生道，猫入死道，猫即不见鼠。云如此用兵，入生道，则番贼不能见，可以胜也”。何栗、孙傅等居然深信不疑。郭京率六甲神兵出战，命令守军全部下城，不得窥视。结果被金朝铁骑扫荡，大批神兵堕落护龙河，填尸皆满。郭京说：“须自下作法。”下城率余众南遁。
金军乘胜，将并无斗志的宋军逐下开封外城。在平原旷野，女真骑兵纵横驰骋，比宋军步兵确有很大优势，然而若下城与开封大约百万军民巷战，则将是胜负难卜的消耗战。故史称宰相何栗“率百姓欲巷战，其来如云，由是金兵不敢下，乃唱为和议”。他们只是占领外城墙，将开封军民实施紧密围困。六神无主的宋钦宗也果然中计，他认为只有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才是唯一的生路。金军不断扬言“欲纵兵洗城”，进行勒索，而宋钦宗则是有求必应。首先是 “索马一万匹”，开封府“得七千馀匹，尽送军前”。接着又“索军器”，于是“凡甲仗库军器，以车辇去，或用夫般担，数日方尽”。开封府的军民就被剥夺武装，无法自卫。接着，金军又向开封城里勒索财宝、工匠、女子等，宋方仍然不断满足敌人的要求。
积久的腐败，加之宋钦宗君臣面对险恶局势，唯有惊惶失措，毫无应变能力，更兼胆怯而毫无抗敌的决心，才导致了开封的陷落和完全丧失抵抗能力。
宋钦宗两次到金营求和，第一次金人有意放他回城，麻痹宋人，第二次就予以扣押。金人通过一些宦官、还有开封府尹徐秉哲等人，将赵氏皇族，包括时为太上皇的宋徽宗，也一网打尽，并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宣布废赵宋，三月立伪楚，于月末到四月初撤兵，回北方避暑。
在此次历史巨变中，一些宋朝官员和宦官起了十分无耻而恶劣的作用。如王时雍时称“卖国牙郎”，又称“虏人外公”，因为他“尽捜取妇女於虏人”。实际上，为金人搜刮妇女者，还有徐秉哲。他一次搜捕女子一千多人，“自选端丽者”，“自置钗、衫、冠、挿、鲜衣，令膏沐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抱持而哭，观者莫不歔欷陨涕”。
开封当年冬天奇寒，“雪雨不止，物价日翔，斗米一千二百，麦斗一千，驴肉一斤一千五百，羊肉一斤四千，猪肉一斤三千”。“城中猫犬几尽，游手冻饿死者十五、六，遗骸所在枕藉”。开封府衙“觧内夫人及戚里、女使”，“以车载数百”。“女使辈车上斥骂，大呼曰：‘尔等任朝廷大臣，作壊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来何面目？’” “哭泣之声遍于里巷，如此者日日不絶”。即使以成千上万宋宫女俘而言，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 “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于是宫妇“人人乞命”，只能听任金人蹂躏。
等到金军撤退时，“京城被围半年，至是斗米二千，斛麦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驴肉一斤二千五百，鱼亦如之，酱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八百，他物称是。细民赖官卖柴米，稍能给。然饿殍不可胜数，人多苦脚气，被疾者不浃旬即死，目疾者即瞽”。这当然是缺乏“菜蔬”和维生素所致。金人“放兵四掠，东及沂，西至濮、兖，南至陈、蔡、颍，皆被其害。陈、蔡二州虽不被害，属县焚烧略尽。淮、泗之间荡然矣。京城之外，坟垅悉遭掘，出尸，取其棺为马槽。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数大疫，死者过半”。由于食物极端缺乏，开封城内“街巷有病气未絶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菜蔬已尽，唯取软者啗之”。
当年世界上最繁华的开封竟成了什么世界。更可悲的当然是女子们，自古代到近代，妇女和财宝总是一切掠夺战争的目标。可怖的劫难其实是残暴的金军和腐败无能的宋廷共同造成，虽然已时隔近九百年，但翻阅陈编，仍然使人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沉痛感，腐败之祸国殃民，一至于是！
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由宗泽出任东京留守等职，方使这座城市稍为恢复生气，并击败金军的嚣张攻势。不幸宗泽忧愤成疾而死，继任的杜充放弃开封南逃。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即宋建炎四年二月十四日，开封终于被金朝占领。当时“粮食乏绝，四外皆不通，民多饿死”，“在京强壮不满万人”。但到二十五日，开封市民仍进行反抗，并持续了一个月，而被金将 “大迪里复取之”。成为宋朝开封史上最后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扉页。
此后，开封先后成为伪齐的国都和金朝的南京。即使到金朝中期，开封里“城外，人物极稀疏”，而“城里亦凋残”，但外城“北门内外人烟比南门稍盛”。宋使范成大说，他途经“东御园，即宜春苑也，颓垣荒草而已”，“狐冢獾蹊满路隅”。从弘仁门入城，“弥望悉荒墟”。“过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旧京自城破後，创痍不复”。金海陵王“独崇饰宫阙，比旧加壮丽。民间荒残自若，新城内大抵皆墟，至有犁为田处。旧城内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时见楼阁峥嵘，皆旧宫观寺宇，无不颓毁”。他感慨地赋诗说：“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后来周辉使金，也说“入大城，人烟极凋残”。金朝的开封城虽为南京，却相当荒凉衰败，里城之内，大约还像个城市，而在里城与外城之间，其实已同荒郊一般。
金朝晚期，面对蒙古的强劲攻势，金宣宗逃往黄河以南的开封城，苟延残喘。由于大量人口的南迁，开封城内顿时“繁盛益增”，但这种繁盛却是战乱期间的特殊情形。
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三月，蒙古军开始猛攻开封城。蒙古军攻城，主要用石炮和火炮。“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城上楼橹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但开封外城“坚密如铁，受炮所击，唯凹而已”。他们“驱汉俘及妇女、老幼负薪草，填壕堑，城上箭镞四下如雨，顷刻壕为之平”。在这场残酷的攻防战中，主要还是无辜平民的牺牲。但金军依赖开封旧城，并使用震天雷和飞火枪的火器，居然暂时挫败蒙古军的进攻。但蒙古军已占领了河南的大部分州县，开封处于粮尽援绝的困境。当年夏，开封大疫五十天，大量人口死亡，“诸门出死者九十馀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金哀宗只能于十二月逃出开封。天兴二年（公元1233年）正月，开封城西面元帅崔立发动兵变，投降蒙古。
城南的青城，当年是宋钦宗投降和被俘之地，如今金朝的皇族、后妃等也被押往此地，大多被杀。当时开封城内景况比北宋亡国时更惨，“米升直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锦衣、宝器不能易米数升。人朝出，不敢夕归，惧为饥者杀而食。平日亲族交旧，以一饭相避于家。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开封投降后，市民们“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杂米粒以食。又闻京西陈冈上有野麦甚丰，（崔）立请百姓往收之”。但蒙古军入城后，仍然“大掠”。 由于最后不战而降，开封城内虽然“触目皆瓦砾废区”，却完整地保存了金宫，而北宋的遗迹主要只剩下了龙德宫的熙春阁。
开封入元后二十年（公元1252年），汴梁路下辖郑、许、陈、钧、睢五州之地，仅有户30，018，人口184，367，户数比宋金时代少得可怜。
由此可见，开封的极盛期是在北宋，而在金元之际，总的说来，是走着下坡路，而非复旧时之盛。
康王出使和救援开封的真相
由于金军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冬第二次南侵，十一月，二十岁的康王赵构奉命出使求和。宋代史籍对康王出使的始末，显然有所隐讳和掩饰。康王正式出使前，宋钦宗“赐以玉带，抚慰甚厚”，还特别将其生母韦氏由龙德宫婉容超升贤妃，进八阶，由嫔升为妃，实际上应是强制畏缩不前的康王出使。康王一行出城时，王云对他说：“京城楼橹，天下所无，然真定城高几一倍，金人使雲等坐观，不移时破之。此虽楼橹如画，亦不足恃也。”
康王一行十六日出京，十九日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禀曰：‘斡离不已於十四日由大名府魏县李固渡〔渡〕河矣，恐不得追，愿大王暂留，审议国计。’王曰：‘受命前去，不敢止於中道。’王雲、耿延禧、高世则等谓曰：‘兼程前去，渡河犹仅可及。’诘朝遂行”。按宋钦宗的命令，康王一行出使的目标，正是找金东路军主将、右副元帅完颜斡离不（宗望）和谈。然而康王与王云等人明知完颜斡离不（宗望）已兵渡黄河，却并不改变行进方向，折回黄河以南，而仍然北上。显然，他们的目标其实已决非是找金人和谈，而别有居心。耐人寻味的，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都没有上引这段记载，甚至删略了途经相州的事实，说明宋代史官明知其故，却只能为“中兴之主”的可耻行径避讳。
十一月末到闰十一月，两路金军会师开封城下。宋钦宗派人向各地告急，武学进士秦仔“赍蜡弹”到相州，任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中山知府陈遘为元帅，宗泽和汪伯彦为副元帅，火速发兵救援开封。
尽管宋钦宗求援，心急如焚，但康王出任大元帅后的第一急务，就是考虑如何躲避金军，前往安全地区。有人认为，“相州严备”，“虏人至，必不可犯”，康王当即“叱之”。宋钦宗特使秦仔等人建议由滑州（治今河南滑县）“转战而南”，也被众人否定。康王在汪伯彦等人的怂恿下，决计逃跑。康王命刘浩率偏师南下，扬言要解开封之围，自己却与汪伯彦等率主力前往北京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临行之际，仍对军士隐瞒真情，诡称南下汤阴，而实际的行军路线却是出相州北门。他们躲开李固渡的金营，偷偷摸摸进入大名府。
当时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被围，陈遘无法赴任，而宗泽却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率兵到大名府。论地位，在大元帅之下，自然是汪伯彦与宗泽两个副元帅。然而在元帅府中，以康王和汪伯彦为一方，宗泽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开封城已破，宋钦宗在蜡诏中命令“康王将天下勤王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威逼金人退出开封。宗泽说：“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饥渴，宜急引军直趋澶渊，次第进垒，以解京城之围。”
汪伯彦说：“事须量力，只今未说解围，且先安泊得大王去处稳当。”他认为大名府“亦去河咫尺，不可久住。欲差发数头项军民之兵，前去兴仁、开德府、濮州诸处，屯泊大王安泊去处。大王往东平府，措身于安地，身安则国难可图”。他与康王私下商定，分兵两路，让宗泽军南进，并对外扬言康王在自己军中，以吸引金人兵锋，而掩护康王、汪伯彦等东逃。从此宗泽“不得预（元帅）府中谋议”，只是率少量兵力与金军苦战。这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无疑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
康王、汪伯彦一行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正月逃到京东路的东平府。二月，大元帅府又发布檄书，命令宗泽等“不得先以人兵挑弄，自启败盟之衅”。接着，康王一行又南逃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他们甚至准备逃往淮南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以便随时可渡江。“三军籍籍，谓不返京师而迂路，何也”？康王因此而不得不“罢行”。
当金军在靖康元年第二次南侵时，康王作为宗室，本不能擅自逃离开封。他利用出使之机，得以遂其保全自己的私谋。金人后来在一份对伪齐子皇帝的册文中讥刺赵构说：
“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
这是宋人史书中不敢承认的最简单的事实真相。当开封的赵氏皇族被金人一网打尽，无有孑遗之际，赵构却成了厄运下仅存的幸运儿。
在康王的元帅府中，专门给康王出坏主意的黄潜善、汪伯彦和宦官们，事实上组成了核心集团。当徽、钦二帝被俘北上后，康王就十分顺利地到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举行登基典礼。赵构即位，后庙号高宗。他首先就把黄潜善和汪伯彦提拔为执政，两人成了他的开国功臣；而一直率孤军苦战的另一副元帅宗泽，却反而被排挤在朝廷之外，宋高宗决不让他参与朝政。
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近一千年间，中国北方主要是女真和蒙古两个民族互为雄长。女真族及其遗裔满族先后侵入中原，灭亡辽、北宋和明，建立了金朝和清朝。特别是清朝，在开疆拓土方面有其成就。但就坏的方面说来，金朝和清朝确有一些共同之处，例如：
第一，是进入中原之初的强烈破坏。金军所到之处，特别是对他们无法占领的地区，一律在事实上予以杀光、烧光和抢光。如金军在岳家军进攻下，不得不撤离建康城（今南京）后，宋人收拾遗弃的残缺尸骨，竟达七、八万件。这座城市常住居民约十七万人，在金军驱掳大批居民过江到北方之余，驱掳不及者，就施行如此惨酷的屠戮。亦非仅是建康一地，当时长江三角洲是全世界最富饶的谷仓，其他地区，如明州（今宁波）、临安府（今杭州）、平江府（今苏州）等地都相类似。清军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亦为史家所熟知。
第二，金朝和清朝都不同程度地强制推行落后的奴隶制，破坏了中原地区的较先进的租佃制，使社会发生严重倒退。金朝女真贵族将大量汉人驱掠为奴隶。奴婢成为女真贵族的财产项目，可以作博戏时的赌注。贵人们死后，要生焚所宠的奴婢。军队缺粮时，甚至杀戮奴婢作食。
第三，古代汉人长期保留蓄发习俗，《孝经?开宗明义章》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人将蓄发看得极重。金朝对汉人强行剃头辫发，清朝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在当时自然是对汉人的极大侮辱，严重地激化了民族矛盾。
第四，大规模地掠夺田地，清朝谓之圈地。这自然严重影响了广大汉族农民的生计。
第五，金朝迁居中原的以女真人为主体的猛安谋克户，也与清朝的八旗子弟经历了类似的腐化和衰败命运。
在金朝女真贵族的侵掠、屠杀和奴役政策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朝初年称雄于东亚，主要是仰仗一支精悍的女真骑兵。经过千百年马具的不断改良，包括马镫的发明和改进，女真骑兵无疑是古代世界相当完善的骑兵。他们长于弓矢，惯披重甲，厚重的兜鍪只露双目。女真骑兵特别具有坚韧性，能够败不至乱，重整队形，连续作战数十回合至百余回合。古代战斗中的回合不是演义小说中的斗将单位，而是指两军的一次接战。金军不但善于野战，又能举行猛烈的攻城战，故不同于辽军和西夏军，能深入中原腹地。他们在灭辽战争中也学会制作和使用火炮等火药兵器。在当时，女真骑兵对付以步兵为主的宋军，犹如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坦克集团军对付步兵和骑兵。
当金军初入中原时，由于宋徽宗时的专制腐败统治，宋军无疑是一触即溃，或不战而溃，根本没有能力进行野战，只能进行守城战。王禀指挥的太原保卫战，则是当时最悲壮的一幕。宋军两次救援太原的失败，其实已决定了开封失陷、北宋灭亡的命运。金军初入中原，可称是“有掳掠，无战斗”。
南宋初立，宗泽以东京留守的身份，事实上主持前沿军事，情况就发生重大改变。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冬到翌年春，金军在灭辽破宋之后，正值兵威最盛，又在最善战的完颜宗翰（粘罕）等指挥下，对开封发动了最凌厉的攻势，却遭受严重挫败。这与北宋末的开封失守形成鲜明对照。宗泽的逝世，又不能不使南宋抗金战局发生逆转。在宋高宗和黄潜善、汪伯彦的昏暗政治下，南宋终于走向蹙地数千里，自黄河退到大江的悲惨局面。
建炎三年（公元1129）、四年（公元1130）间，金军渡江作战，既是其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走向了物极必反。韩世忠指挥的黄天荡之战，使金军受到挫折，岳飞又麾兵克复建康，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张荣率抗金义军在缩头湖一战，赢得全胜，遂迫使金军退到淮水以北。金军倾注全力攻打四川，吴玠军在当年的和尚原之战和绍兴四年（公元1134）的仙人关之战，使金军蒙受自灭辽破宋以来的两次惨败。岳飞麾兵收复襄汉六郡，两年后又再次北伐，以及金军在绍兴四年冬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朝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当时，女真骑兵最利于在秋冬季节，弓劲马肥，纵横驰骋于平原地区，而不耐暑热多雨天气，需要后退到北方避暑。和尚原和仙人关两战是山地战，金军尚可说有“以失地利而败”的因素。然而到绍兴十年（公元1140），刘锜军进行的顺昌之战，则开创了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军的新纪录。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利用女真人不耐酷暑的天时，而以逸待劳的因素；则岳家军大举北伐，又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即在最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以少击众，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次大战中，大破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朱仙镇，再次破敌，迫使金军撤出开封城。据《嘉靖尉氏县志》卷2《游寓》注说：“尉氏去朱仙镇四十五里，岳飞自夏入秋，虽分布诸将，经略河南、北，而岳寨则在尉氏也。南有南营，北有北营，东有小寨，西有大营，此实其制胜之地。迨今岳寨保、南营保、北营保名入册籍，与尉氏县名同为不朽矣。”这条史料证明岳家军是以尉氏县为基地而北进的。朱仙镇之战和金军撤出开封城，是岳家军北伐胜利形势最重要的标志，唯有岳家军朱仙镇之胜，已进逼开封城，方得有金军之撤。
南宋将帅对抗最初简直是谈虎色变的金军，逐渐摸索出一套有效的战术，而岳飞自然是南宋最出类拔萃的抗金统帅，伟大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军事思想可否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是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制订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与正规军互相配合，夹攻金军，以收复失地。第二是在正己的前提下治军，全面贯彻《孙子兵法》倡导的“仁、信、智、勇、严”的为将之道，创建了一支军纪严明、英勇善战的岳家军。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成了古代兵匪一家社会中难能可贵的特例。第三是岳飞批评宋廷的“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以求胜”，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进攻。他是当时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将帅。第四是“仁心爱物”，珍惜人命，不轻杀戮，发扬光大了古代“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岳飞的军事思想无疑是一份值得后人珍爱的华夏文化遗产。其他将帅只能做到以步制骑，而岳飞却重视骑兵建设，除了以步制骑之外，还建设了一支强大的骑兵，足以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周旋。岳飞身后二十年，金完颜亮攻宋时，“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
然而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登基之始，他就已确定了屈辱苟安的对金政策。他先后信用为其政策效力的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排斥和杀害力主抗金的李纲、宗泽和岳飞。他当然不是昏庸之主，他处置军国大事，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伎俩。宋朝有开国皇帝以兵变黄袍加身的来历，故特别疑忌武将。自从绍兴七年（公元1137）以后，他对诸将，特别是对岳飞愈来愈猜忌，但迫于金朝的军事压力，又不敢不用岳飞，藉以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等到他对偏安淮水之南已经有了足够的把握，根本不用担心“兵老气衰”的金朝会卷土重来；他不仅已不需要抗金将领护卫自己的皇位和半壁江山，而迫令岳飞班师，解除抗金将领的兵权，杀害岳飞，只能更有利于自己的偏安政策。故元朝史臣在《宋史》卷365《岳飞传》论说：“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可谓是一针见血。汉代韩信说：“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诚如漆侠先生指出：“在宋代，往往是狡兔未死而走狗先烹。” 上引韩信之说，本来已是古代君臣关系的残酷规则，名将的悲惨归宿，何况尤甚于此。就宋高宗而论，他忍于向杀父之仇屈膝称臣，忍于偷安半壁残山剩水，又忍于对一代贤将下毒手，在这个天水朝更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桧的苟安和卖国政策，造成了长期南北分裂的时代悲剧。
有人说，秦桧与金讲和，毕竟取得往后百余年的和平。按金朝亡国距离岳飞遇害为93年，其间宋金又发生三次战争，总计24年。此外，金朝对北方蒙古的战争连绵不断，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人们珍视和平，但决不能将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当时中华民族饱受南北分裂之苦，经济和文化受摧残，自黄河南至长江的广阔地域长期处于荒凉状态。北方人民既受女真贵族奴役，又有对蒙战争的各种负担。南宋自休兵后，官府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仍在加重。享受和平快乐的，其实只是女真贵族和南宋投降派，他们的骄奢淫逸、贪污腐化与大多数人的苦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此种和平确实没有珍视的必要。至于以此种和平为宋高宗和秦桧评功摆好，我想，稍有爱国良知者是不可能同意的。
北宋末至南宋初国难当头时的腐败和行乐
正如宋人自己评论北宋之亡，说：“大臣黩货，宦寺分权，礼义消亡，法度崩弛，风俗败坏，衰乱之形，见已久矣！”实际上，即使面对着国难当头，很多统治者腐败照样腐败，行乐照样行乐，这确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宗泽抗金，当他在靖康元年冬奉命勤王时，“时天大雪，公披坚乘马，道逢郡守，往往卧毡车，赍庖具自随，公与士卒同甘苦，故人乐为用”。 大祸临头，一个年近七旬的老文官，不得不临时学习军事，与部曲同甘苦。冲冒风雪，效命战场；而另一方面，其他的知州、知府们带兵，却念念不忘排场和享受。开封城在危困的情势下，守城军中竟塞进了众多使臣和效用，作为冗员，“每使臣一员，日给食钱八百或一贯，效用三百或五百，率多权贵亲戚、门生、故吏，又有朝廷缘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到，而请给论功，倍于将士。或遇出战第功，亲随使臣并在优等，受上赏，用命当先者未必收录。至于伤重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伤重而得轻赏者，有战死而作逃亡自死者。其弊不胜言，此所以败国家之事也”。此类官员、权贵、宦官们，难道不是一群醉生梦死之徒！
宋高宗作为南宋的开国皇帝，虽被宋孝宗冠以“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的尊号，其实是一个只知苟安享乐的色中饿鬼。他很快罢黜正直的李纲，把行在迁到远离前沿的扬州，自以为保险，又将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个奸佞升迁左相和右相，他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把军国大事完全托付两人，自己专心在行宫行欢作乐。
宋高宗大约是吸取了父亲宋徽宗的教训，喜欢以清心寡欲自我标榜。内侍从开封带来珍珠等物一两袋，他便下令“投之汴水”。他又令镇江府将螺钿桌椅在市中焚毁，说：“还淳返朴，须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响化。”宋高宗为树立“恭己勤政”的形象，对宰执大臣说：“朕每退朝，押班（内侍）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听，未尝与之款昵。又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又自称“朕於两膳，物至则食，未尝问也”。所谓“性不喜与妇人久处”，全然是骗人的鬼话。
但因金军步步进逼，扬州的安全竟逐渐成了问题。一些官员建议及早措置，“以备不虞”，而黄潜善和汪伯彦“笑且不信”。他们下令“禁止街市不得扇摇边事，亦不许士庶般挈出城”， 既不准备战守，也不准备逃跑。两人天天听和尚克勤说法，以示从容闲雅的宰相风度。
建炎三年（公元1129）初，金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派遣完颜拔离速、乌林答泰欲和耶律马五率师急袭扬州。二月，内侍邝询急报，说金军已占领近在咫尺的天长军（治今安徽天长）。宋高宗当时正在行宫白昼宣淫，听后吓得心胆俱裂，“遂病痿腐”，从此丧失生育能力。他慌忙带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策马出城狂逃。
宋高宗在当康王时的一妻二妾与五个女儿当俘虏，死于北方，当皇帝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夭亡。宋高宗从当大元帅到扬州逃难，为时两年多，照理是可以生育的，问题全在于他纵欲无度，使后宫无人怀孕，从此断子绝孙。
扬州一些市民看到赵官家招摇“过市”，加之从行宫内星迸四散的宫女和内侍，更证实了皇帝出逃的消息属实。于是全城顿时成了一锅沸粥，从官员、军士到市民纷纷夺门而逃，门窄人众，自相践踏，死者无数。由于运河浅涸，官私舟船都陷在泥淖中，动弹不得。混乱的人流拥向江边。大家对黄潜善和汪伯彦恨之入骨，司农卿黄锷逃到江边，被军士误认为是祸国殃民的“黄相公”，方待分辨，已人头落地。
逃在最前列的宋高宗，听到一名卫士口出怨言，恼羞成怒，拔剑将他刺死。王渊早先夸口说，在江边已有大批船只侍候。实际上，这些舟船用于为自己和内侍们运送家财了。宋高宗一行找到小船渡江，而十多万百姓却无船只，只是在江北呼天喊地。
宋高宗逃走的下一天，金军进入扬州城，烧杀抢掠，又追至江边，在江北的百姓或沉江自尽，或听凭宰杀，幸存者被俘为奴。五十里运河中的舳舻，满载着财宝、器物、金帛、文书等，都原封未动，金军连抢劫也抢劫不完。
突击扬州的金兵只有五、六千骑，而宋高宗的御营至少有好几万兵力，但在失败主义和逃跑主义气氛的笼罩下，根本没有组织任何抵抗。腐败造成了扬州城史上空前的惨祸，只有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可与之相提并论。
建炎三年冬到四年春，宋高宗在金朝完颜兀术渡江军的追逼下，只能冒着随时葬身鱼腹之险，流亡海上，狼狈万状，这在中华古史上还是没有前例的。他的御船队在建炎四年正月初三抵达台州章安镇，并在当地过元宵节。《三朝北盟会编》卷136却有一段宋高宗在章安镇度元宵的记载：
“上在章安镇，忽有二舟为风所飘，直犯禁卫船。问之，乃贩柑子客也。上闻，尽令买之，分散禁卫军兵，令食穰，取其皮为碗。是日元夕，放灯之辰也，乃命贮油於柑皮中，点灯，随潮退，放入海中。时风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点火珠，荧荧出没沧溟间。章安镇居人皆登金鳌峰看之。”
我读史至此，不由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置身此境，还有心思元宵行乐否？其实，这件事情正说明了宋高宗天生的风流太平天子的胚料，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念念不忘的，只是恣意享乐。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面对如上所述的一类现象，确是困惑不解，也许只能由心理学家出面解释。但是，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照样出了发国难财的孔宋家族。在现实生活中，有人明知腐败要亡党亡国，还要搞腐败；有人明知吸毒毁己，照样吸毒；明知纵性欲可能得艾滋病，照样卖淫嫖娼，岂非是同样的心态。
宋元时代两次使用火药兵器的重要海战
中国古代的战争大多是陆战，其次是江河湖泊的水战，海战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海上长时期内未出现强敌，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低下的经济水平，还不足以开发和利用海洋。但中国毕竟是文明古国，即使在世界海战史上，也并非毫无建树可言。
宋代是古代火药兵器发展的重要时期，辽朝无疑是从宋朝偷到了火药制造技术，后起的金朝，最早是在灭辽战争中学到了火药制造技术。由于军事需求，火药兵器又从陆战移植于海战。
宋绍兴三十一年，即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金帝海陵王决定大举攻宋。他分兵四路，而将四分之三左右的兵力，集中到进攻南宋行都临安。一是由他本人亲统的淮南远征军，约有兵力17万；二是组建了浙东道水军，约有水手、军士7万人。按金海陵王的部署，自己率大军渡淮，进逼大江，吸引南宋的重兵；而浙东道水军自通州沿潞水，取直沽寨（今天津）入海，南下驶入钱塘江，直取临安。这是军事学上所谓钳形攻势。而另外两路军仅为牵制之师。
宋将李宝原是山东人，对海道的情况相当熟悉。他对宋高宗说，“海道无险要可守，〔虏〕舰散入海洋，则难以荡灭，臣止有一策出〔万〕全”，即乘金军“未离巢穴”，“掩出不意，因惊扰而疾击之，可以得志”。他认为，如果在海上与金朝舰队交锋，即使战胜，也很容易成为击溃战，沿海各地都可能受敌败军之袭击，唯有乘金朝舰队“未离巢穴”，“掩出不意”，方可一举全歼，这确是个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军事方案。李宝仅率领一支3千人，120艘海舰的海军，于当年八、九月北上，执行他的计划。
当时，金朝的大舰队已经入海南下，因遇风浪，而停泊在胶西县附近的唐岛。李宝经过侦察，率海军驶至与金军相距仅30余宋里的石臼岛。十月二十七日，李宝抓紧战机，主动发起攻击。宋军“火箭乱发”，“以火炮掷之”。强劲的南风将金朝舰队挤蹙在一起，烟焰蔽天，金朝的大舰队很快被烟火所吞没，逃脱者无几。金朝浙东道水军都统制苏保衡死里逃生，而副都统制完颜郑家等被斩。
当时的火箭是“施火药于箭首，弓弩通用”的兵器，火炮是以人力抛石机抛射火药包。这无疑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
一百十多年后，宋元的厓山海战是又一次使用火药兵器的大海战。元朝攻破南宋都城临安后，南宋又组建流亡小朝廷，辗转两浙、福建、广南东路，最后来到广州新会县的海岛厓山。如今厓山港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宋军舰船只能屯驻和停泊在厓山西北的港内，不可能将舰队停泊厓山东南，面向大海。西北的港内虽有南、北两个出入口，但“其北水浅，舟胶，非潮来不可进”，在退潮时只能有一个出入口，实际上也影响军事上的进退和机动。
元朝命张弘範任蒙古、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都元帅，率领两支舰队，直逼厓山。论双方的实力对比，一方是业已占领全国的元朝，另一方则是盘踞一岛之地的南宋，自然是完全不对称的军事抗争。但是，就厓山战场的局部而言，宋方其实并非是必败无疑。宋军“大舶千馀”，“内大船极多”，其中当然不全是战舰；而张弘範军有“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李恒“率麾下战舰百二十艘入海”。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即宋祥兴二年正月十三日，张弘範军抵达厓山。尽管有军队不习海战，普遍发生晕船等困难，但张弘範仍乘席卷南方，屡战屡胜的兵威，不等李恒军前来会师，就抢先发动攻势，看来，他是担心宋方行朝和军队逃跑。
海战是元军前所未遇的新难题。就宋朝方面而论，只有在海战中消灭元朝的舰队，保持与海南岛的海上交通，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可行的军事谋划。宋朝掌握军权的是枢密副使张世傑，他只是顾虑军队屡败之余，军心不稳，士气不振，而不知主动出击，先与张弘範军决战，设法战胜船舰数量不占优势的元军。他的部署是“依山作一字阵，帮缚不可复动，于是不可以攻人，而专受攻矣”。“结巨舰千馀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三国演义》虚构了赤壁之战中庞统施用连环计的故事，张世傑的部署近似于此，完全是消极防御的态势。
于是元军抢先夺据了厓山港的西南出口，一是切断了宋军的退路，二是切断了海上的补给。接着李恒军前来会师，又占取了东北出口。元军又设法断绝宋方的汲水，使宋军“食乾饮咸者十馀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皆疲乏不能战”。
二月六日，张弘範与李恒两军发起总攻。元军四路进攻，但因受海潮涨落的影响，不可能同时联合作战。北面的李恒军乘早潮先攻，却因晚潮至，仅夺宋军数舟而退。接着是南面的张弘範军三路进攻。宋军的一字阵显然不是时时处处受敌，而以大索相联，作茧自缚式的战术，使其不受攻击的部位，只能按兵不动，坐视不救，而其受攻击的部位，元军却占有优势兵力。尽管在一字阵内尚有若干机动兵力，也无补大局。可以设想，如果张世傑果断下令，砍断大索，使宋军得以展开兵力，改被动挨打为主动还击，这次海战史尚有改写的可能。尽管宋军抵抗仍相当顽强，但终归失败。宋朝左丞相陆秀夫抱幼帝投海而死。张世傑直到最后关头，才砍断大索，率十余舰突围，也在海中溺死。厓山海战历时二十三日，宋朝正式亡国。元军“焚溺之馀，尚得海舰八百馀艘”。
此次海战的兵器主要是“弧弩、火、石”，但并不成功。元军夺取宋舰时，双方还进行白刃战。除弓弩外，所谓“火、石”即是石炮与火炮。当时还没有管状火炮，而是人力抛石机，元军攻襄阳的回回炮是与宋军不同的平衡锤式抛石机，亦非管状火炮。以人力抛石机抛掷石块，即是石炮，抛掷火药包之类，即是火炮。文天祥诗描述此战，就有“炮火雷飞箭星落”之句。由于双方或将战舰涂泥，或预铺湿毡，“不能灼寸尺”。故火药兵器在此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威力。
宋朝三百余年间，火药兵器有相当进步。在南宋中后期，火药兵器已在兵器中占了相当比例。但其进步的极限，一是出现了类似后世炮弹的铁火炮，却仍用抛石机抛射；二是发明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却尚未使用金属管；三是使用药线引燃，甚至制造了可以在水中爆炸的“水底火炮”， 即后世的水雷。火药兵器在厓山海战中的失效，至少是催发了后世金属管状火器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