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廷博不仅博藏，而且注意藏书的校勘，所刻《知不足斋丛书》共30集（最后二集由鲍士恭续完），收书207种，781卷，内容广泛，校勘精良，世称善本。清仁宗予以褒奖，称鲍廷博“好学绩古、老而不倦”，并赏给举人头衔。鲍氏知不足斋藏书，还编有《知不足斋宋元人集目》1册，今有抄本传世。知不足斋藏书不久散佚，一些宋元本流入苏州黄氏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部分藏书归入其他藏书家。
吴骞（1733年—1813年）字槎客，又字葵里，号兔床，浙江海宁人。一生不仕，嗜书如命，终生从事私家图书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成为清代前期著名的藏书大家。
吴骞的藏书是从白手起家的，他的先世并没有遗藏，凭着一生对典籍的爱好与辛勤努力，使自己的藏书慢慢积聚起来。吴骞年轻时，正遇马氏道古楼和查氏得树楼藏书散出，他终日流连其间，收购两家典籍，每得一善本，必写上跋语，以舒胸怀，这批典籍为吴骞的藏书打下了基础。后所得善本书越聚越多，为了储藏这些善本书，吴骞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筑了藏书楼，并取名“拜经楼”，“拜经”者，尊崇经籍也。吴骞不仅有拜经楼，还有千元十驾藏书处，因其听说苏州藏书家黄丕烈藏书楼名百宋一廛是收藏有百种宋版书之意，便把自己的藏书处称为“千元十驾”，意思是说，自已有千种元版书，也足以值得自夸。正因吴骞心醉典籍，辛勤访书，才使拜经楼所藏富甲一方。
吴骞不仅广聚典籍，还注重与藏书家间的交流，与江浙一带的藏书家黄丕烈、陈鳣、吴翌凤、鲍廷博等互通有无，借抄借校，从而大大提高了藏书质量。情趣所寄，学问所依，使吴骞对藏书达到如痴的境界，在收得宋本杭州多种地方志其百卷时就刻一章曰“临安志百卷人家”。吴骞对所收善本，皆亲自校勘，据《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著录，仅吴骞自抄自校的善本就有几十种之多。经他所校之书，均写有校勘题跋。吴骞的藏书目录有《拜经楼书目》2卷，《兔床山人藏书目录》1卷。
吴骞去世后，拜经楼藏书传与其子寿旸，吴寿旸亦爱书，得其父赠宋本《东坡先生集》，即以此自号“苏阁”。吴骞藏书再传其孙子吴之淳，共延续了百余年，深受藏书家们称赞。后约散于19世纪中叶。
三、清代中期的民间藏书家
黄丕烈（1763年—1825年），字绍武，号荛圃。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是乾隆时期著名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刻书家。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黄丕烈中举人，后屡试不第，弃官归里，不再出仕，闭门读书、校书。黄丕烈一生嗜好收藏、校勘及刊刻典籍，并专事于宋元旧刻的收罗，在购得二种宋版陶集：南宋刻《汤注陶诗》和北宋刻本《陶渊明诗集》后把书屋称作陶陶居。在搜购到宋代严州刻本和宋代景德官刻本《仪礼》后，欣喜若狂，因《仪礼》又名《士礼》所以又把自已的藏书楼名为士礼居。他喜欢宋刻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上自版本先后、篇第多寡、音训异同、授受源流，下至行幅疏密装帧精敝，无不了然于心，自号佞宋主人。他把费尽几十年心血积得的百余种宋版书，集中在一起收藏，并把该藏书楼称为百宋一廛。士礼居和百宋一廛是黄丕烈的主要藏书场所。
黄丕烈嗜书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他的藏书生涯中，兼收并蓄，无所不爱，不仅重视经史，就连一般收藏家不屑的天文、术数、医学、小说、词曲等方面的图书也尽力收藏。所以士礼居等所藏，富甲一方。二是为了购书，黄丕烈从不顾惜钱财。有一次，家中大火使其财物几乎毁尽，就在此时，有一书商持宋刻《北山小集》上门议卖，他爱书心切，竟毫不犹豫地用2两黄金买下。世人笑其痴呆，而他却说道：钱物可得，书不可得，虽费当勿较耳。三是重视不同版本的收藏，黄丕烈是目录版本学方面的专家，在收书过程中，只要是前所未见的版本，哪怕只有片纸只字，他也非常留意绝不放过。因此，士礼居藏书中一书有五六种版本不足为怪，这是其他藏书家难以做到的。
黄丕烈在聚书藏书过程中，还非常重视与其他藏书家、知书好友间的交流和切磋，经常与当时同他并称吴中乾嘉四大藏书家的周锡瓒、袁廷、顾之逵聚在一起交流藏书乐事、鉴别版本的异同。每得一部好书，总是与著名学者和藏书家顾抱冲、顾广圻、吴骞等一起欣赏，并请他们为之赋诗。
黄丕烈在嗜收典籍的同时，将所收之书的源流、读书心得、校雠结果写成题跋。他读过、校过并留下校勘文字的典籍就有近千种，仅是形成校注专著的就有《仪礼关氏注校录》1卷续校1卷、《嘉靖本校周礼札记》1卷、《袁本傅嵩卿夏小正校录》1卷等10余卷。其所写题跋，极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书话文体的重要源头，最早由潘祖荫辑录成《士礼居藏书题跋记》6卷、缪全孙又辑刻《续记》、江标三辑《再续记》等，总计收800余篇。黄丕烈藏书没有编出总目，现传世者仅有《百宋一廛赋注》、《百宋一廛书录》和《求古居宋本书目》3种。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于嘉庆末年开始逐渐散出，其书多售与汪土钟艺芸书舍，后艺芸书舍散出后又为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和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分藏。
周锡瓒（1742年—1819年），字仲涟，号香岩，又号漪塘，江苏吴县（今苏州）人。与同郡的顾之逵、黄丕烈、袁廷梼号称吴中乾嘉四大藏书家。
周锡瓒非常喜爱藏书，广泛收集故家之旧藏和流散于市场的精品图籍，所以他的藏书非常富有。他与当时的黄丕烈、陈鳣、潘奕隽、陆之逵、袁廷梼诸大家过往甚密，互示善本，或借抄、或析疑相赏。黄丕烈每购得一书，必向他借所藏秘本考证。在黄丕烈五十寿辰时，他曾赠以宋本《姚少监文集》为贺，书中有元“翰林国史馆”官印，极为珍贵。著名学者段玉裁居吴期间，常去漱六楼借书读，说周锡瓒自京城归后，杜门数十年，无一切他好，终日与古书为徒，校雠不倦，给予很高评价。周锡瓒的藏书除收藏在漱六楼外，还有香岩书屋、琴清阁等处。
周锡瓒的儿子周世敬，字谢庵，号研六居士。继承家学，也酷爱聚书，周氏所藏传至他时又增加不少异书，从而使他们的藏书楼在当时更加知名。周氏藏书除编有《琴清阁书目》和《漱六楼书目》外，还撰有《群书缀述》140卷，汇编了诸藏书家论跋、掌故。
周锡瓒死后，家境渐落，后人挟先世家藏宋元椠本精抄秘籍索值获利，遗书渐散。这些精品藏书，在道光末年，被上海藏书家郁松年购得。
袁廷梼（1762年—1809年），字又恺，号绶阶，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吴中乾嘉时四大藏书家之一。
袁氏是吴中名门望族，资产丰厚，家有古朴典雅的小桥流水式园林，因先后共藏有五方名砚，所以将其藏书处名曰五砚楼。五砚楼藏书数万卷，皆宋椠元刻、精抄秘本，如抄本《隶释》、宋刻高诱注《战国策》、宋抄《乾道临安志》3卷等都为他所藏。袁廷梼每遇善本，必购以为快。他家法书、名画、金石、碑版亦收藏颇丰。袁廷梼不仅藏书，而且读书，时与学术界名流钱大昕、王昶、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过从甚密，常在一起研经考史。
因袁廷梼平日只好读书，不事生产，家产日渐败落，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砚楼书散，其婿贝镛、黄丕烈收得大部，余入书商之手。转年，袁廷梼撒手人寰。黄丕烈感慨系之，赋诗云：“漫说收藏五砚楼，人亡人得已堪忧。而今楼在人何在，手触遗编涕泗流。”
顾之逵（1753年—1797年），字抱冲，江苏元和（今江苏苏州）人。贡生。吴中乾嘉四大藏书家之一。
顾之逵一生好藏书，家中所藏多为宋元以来善本。藏书处取名小读书堆。著有《一瓻录》。顾之逵藏书，还得到其族弟、校勘学家顾广圻的帮助。时顾之逵还与吴中其他藏书家多有往来并经常与他们在藏书方面交流心得、切磋学问。顾之逵中年早殁，令书友们十分痛惜。瞿中溶有诗记其藏书事：“嗟嗟顾君好读书，百万牙签皆玉轴。宋刊元印与明抄，插架堆床娱心目。一握书论一斛珠，购来手自三熏沐。黄金散尽为收书，秘本时时出老屋。”
顾之逵殁时，其子尚幼，藏书也就日渐散佚。
四、清代晚期的民间藏书家
瞿绍基（1772年—1836年），字厚培，别字荫棠，世居常熟罟里（今江苏常熟古里）。家为罟里富户，多田产。瞿绍基自幼喜读书，廪贡生，后屡试不第，遂归隐。回归罟里后的瞿绍基广购四部，旁搜金石，遇善本必购之。黄廷鉴在《恬裕斋藏书记》中称，乾嘉时期典籍广泛流传，瞿绍基借机曾重金收购陈揆稽瑞楼、张金吾爱日精庐诸家流散出的宋元善本。经过10余年的辛勤搜求，藏书多达10万余卷。并在罟里建恬裕斋藏之。希望子子孙孙永远过安逸的读书生活。后因避光绪帝讳，将“恬裕斋”改为“敦裕斋”。
瞿绍基过世后，藏书由其子瞿镛继承并发扬光大。
瞿镛（1794年—1846年），字子雍，岁贡生。曾任宝山县学训导，同其父一样，后辞职归里，从事收书活动。
瞿镛继承其父遗志，肆力搜讨，除从其他藏书家中求购精品外，远近书商，也纷拥上门。瞿镛的外甥张瑛在《溶之瞿君家传》中对其情景描述道：“于是大江南北，浙水东西，书贾云萃，自前明暨国初以来，诸家旧藏之本，咸集其门，府君辄出重价购之，不足则谋诸质库以应之。”瞿镛不单酷爱藏书，还爱金石文字，在兼收古器中，得到一张名贵的铁琴和一把古铜剑，非常珍爱，于是将藏书楼正式改名为“铁琴铜剑楼”。后又收购黄丕烈士礼居、汪士钟艺芸书舍、周锡瓒水月亭、袁又恺五研楼和顾抱冲小读书堆散出的善本，一时藏书之富之精，在吴中无人能及，达到巅峰状态。瞿镛子敬之、濬之延请季崧耘、王宝之住在家中担任校雠，最后编写成《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图书1300余种。后人编写的《铁琴铜剑楼书影》有宋本161种、金本3种、元本105种。
铁琴铜剑楼能经久不散，创造藏书史上的奇迹，有赖于它的历代传人能呕心沥血、锲而不舍地精心收集、维护藏书。当铁琴铜剑楼传至第三代主人，瞿镛子瞿秉渊、瞿秉清手上时，正值我国社会变动激烈时期。瞿秉渊字敬之，瞿秉清（1828年—1877年）字性之，又字濬之，俩兄弟均能秉承父志，为收藏、保护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做出巨大贡献。咸丰十年（1860年）4月，太平军攻占苏州，瞿氏兄弟为避战乱，从藏书中挑拣出大批罕见秘籍，分送到罟里周边各地保存。八月，太平军又占领常熟，于是他们又从各处挑选出精品千余种，迁移到较偏远的地方。后又辗转避徙，历经四载五次颠沛之苦，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将遗留书籍运回罟里。在这次迁移中，书籍散失三成，如宋刊《后、前汉书》、《晋书》、《通典》、《丽泽论说集录》、《邓析子》、《窦氏联珠集》等，但毕竟还是保存下来的居多。因此，瞿氏兄弟请画家为此画了一幅《虹月归来图》以示庆祝，并请名家作记，题跋。时在士林中被传为嘉话。
铁琴铜剑楼的第四代传人是瞿启甲。瞿启甲（1873年—1940年），字良士，是秉清的儿子。5岁父母双亡，由其祖母养大，后随伯父秉渊与伯父的两个儿子一起整理、经营铁琴铜剑楼藏书。瞿秉渊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也早故，瞿启甲就一人承担起保管典籍的事宜。
瞿启甲不但精心保护了藏书，还重视发挥藏书的巨大作用。在掌管藏书过程中，瞿启甲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招聘工匠再次修订了书目，并将《铁琴铜剑楼书目》24卷刊印出版，自己也编撰了善本书专目《铁琴铜剑楼书影》，辑录藏书中历代名人的题跋380余种成《铁琴铜剑楼题跋集录》，是具有很高价值的版本研究资料。1915年，瞿启甲积极倡议设立公共图书馆，并将家藏复本和乡邦文献多种捐献给他亲自创立的常熟图书馆。1919年，又尽出家藏，帮助商务印书馆，支持张元济等编印《四部丛刊》。
随着时间的推移，饱尝“守书”之苦的瞿启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临终前对其子瞿济苍、瞿旭初、瞿风起留下遗言：“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在新中国成立后，瞿氏兄弟秉承父愿，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归入北京图书馆。历经五代的江南私人藏书楼，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经五代、绵延150余年的瞿氏铁琴铜剑楼，是唯一楼与书都保存至解放后的藏书楼。
杨以增（1787年—1855年），字益之，号至堂，山东聊城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海源阁的主人。
杨以增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历官贵州知县、陕西布政使、巡抚、总督和江南河道总督等职。平生政绩显赫，以藏书为乐，经过几代长期经营，所建海源阁藏书多达数十万卷，而且校勘、校刻、编目题跋都井井有条。藏书有众多精刻秘籍，其中宋元珍本达464种，计11320卷，其中最精者为《毛诗郑注》、《礼记郑注》、《仪礼郑注》、《周礼郑注》四经和《前汉书》、《后汉书》、《史记》、《三国志》四史，此四经四史杨以增视为镇阁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