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先秦时期的民间藏书
一、民间藏书的萌芽
书籍是以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主张为目的，经过创作编纂并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材料上的著作物。书籍的产生与文字的发明有关。一般认为，在夏商时代文字逐渐定型期，正式的书籍就已经产生了。在我国古代典籍里，有许多关于夏代文献如《夏箴》、《夏小正》等的记载，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书以及青铜铭文、石鼓文书等，就是书籍最初的形态。
这些文献典籍的内容，多为祀典、赐命、征伐等国家大事，因此，夏、商统治者将其视为承天命而治天下的神圣象征，设置专门的官员和处所进行保管和收藏，除了在遇有国家大事时偶尔使用外，传播范围很小，这就是古籍中所说的“学在官府”。文献典籍为统治者所垄断，民间没有收藏流传，是中国图书萌芽时期的突出特点。
西周时期，我国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空前发达，丰富的文献和出土实物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图书快速发展的画卷。据学者考证，周王室的藏书不仅有后世所谓的六艺之文，而且还有天文地理、官方文书等。其中的《书》据说有3000多篇，《诗》也有3000多首；孔子曾让子夏等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书。在种类增多、数量增加的同时，藏书的范围也有所扩大。诸侯国通过周王赏赐等途径，建立起自己的藏书，并拥有本国的史记等，这意味着图书由王室独藏向王室与诸侯并藏格局演变，为私家藏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夏、商对图籍的管理
夏王室已经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专门负责保管夏王室文献的官员是大史，专门存放文献的地点是宗庙。《吕氏春秋·先识览》就记载，夏大史令终古见夏桀无道，便拿出所保管的“图法”哭谏，夏桀不听劝告，终古便出奔至商。
商王的文献统由大史所率的史官掌管，而且是分区存放的，如甲骨文献是分册按干支顺序排放的，出入库房也都有严格的登记。《吕氏春秋·先识览》也同样有商内史向挚不满纣的昏乱而载其图法奔周的记载。
春秋战国之际，我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动荡的转型时期。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衰微而列国争强，诸侯兼并，灭国踵继。原先为王室和诸侯管理图书文献的官员们失去了世禄之业，由他们世代掌管的文献典籍随之四散，逐渐流传至民间，随之而来的，是私学的兴起，知识与教育在民间普及起来，“学在官府”的局面终于被打破。据说孔子曾慨叹商周典籍历经兵火而散失严重，并着手对流散于世的商周典籍进行广泛搜集编次整理，得到黄帝玄孙帝魁至秦穆公时的书籍文献共3240篇，充分印证了图书的这个流散过程。
列国为在相互兼并中争胜，大肆延揽人才，促成了“士”阶层的出现和壮大。诸侯为士人提供自己的公室藏书，鼓励其为富国强兵提供理论依据，出谋划策，这在客观上加快了藏书向民间的普及流传；士人们也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人格、地位、思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著书立说。几乎所有的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学派的开山之作，都诞生于此时，形成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学术的繁荣、图书事业的发展直接促生了我国藏书史上一个全新的类型—民间藏书。
民间藏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快速发展的表现有二：首先，民间藏书的风气开始形成。韩非子曾说，其国境内藏商鞅、管仲之法，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可见民间藏书已经相当普遍了。其次，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民间藏书家，如孔子、墨子、惠施、苏秦等。
二、先秦时期的民间藏书家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一生以讲学为己任，开创了私家讲学的风气。晚年在鲁国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该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其主要思想言行由弟子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私家藏书家之一，也是先秦时期最大的藏书家。在对商周典籍进行整理编次时，他和弟子们曾对传世图书进行过广泛的搜集，《史通·六家》载：孔子曾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他还得到黄帝玄孙帝魁至秦穆公时的书籍文献共3240篇，据说《诗》、《书》在经孔子删定以前也各有3000多篇。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的藏书量是极大的。孔子的藏书以《诗》、《书》、《礼》、、《易》、《春秋》、《乐》等“六艺”及各国史书为主，主要作为他教授学生的教材。这些书使用率较高，被广泛传抄和诵读。《庄子》中说孔子还曾打算把自己的藏书运到周王室庋藏。孔子死后，他日常所居的正堂后来被作为祭祀他的庙，他的后代、弟子们把他的书和琴等物供奉其中。据说汉高祖路过时，曾来祭祀过，当地官员上任，往往也要先来拜祭。
墨子（约前476年—前390年）名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春秋战国时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说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也是一位民间藏书家。墨子十分好学，喜欢读书，家中藏书很多。有人说墨子有书三车，其数目难以确考，但《墨子·贵义》中记载墨子南游卫国时，他的车厢里载了许多书。再从他言论中经常引用古代圣贤之语、先王之书，常引用的书名有《诗》、《书》、各国《春秋》的情况看，称他藏书家是毫不为过的。
苏秦（？—前284年？），字季子，洛阳人。相传为鬼谷子的徒弟。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群雄争霸。苏秦提倡合纵，游说数年，凭着坚强的毅力促成六国之王结盟于洹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了他进说燕昭王、齐湣王的说辞及信件共16章。苏秦著有《苏子》31篇，汉朝时尚存，今佚。
苏秦家藏书很多。《战国策·秦策一》记载苏秦10次上书劝说秦王无效后，狼狈回家，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于是发奋读书，他闭门不出，遍读自己所藏数十竹箱图书，头悬梁，锥刺股就是他此时苦读留下的佳话。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苏秦家的藏书十分可观。
惠施（约前370年—约前310年）宋国人。战国时政治家、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以善辩知名。著有《惠子》一书，已佚，他的言行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
惠施是战国时期藏书量较大的一位民间藏书家，据他的好朋友庄子在《天下》篇中的记载，惠施学问广博，他的书有五车之多。现在我们称赞某人博学是“学富五车”，即典出于他。
三、著、藏、用合一的藏书特点
前213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其范围是：非秦记之外的各国史书，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则不在焚烧之列。这次焚书主要针对民间藏书，因而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战国后期民间藏书的大概种类：一是史书，二是诸子百家之书，三是日常应用之书。从书的收藏者的角度看，医卜种树之类的书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最为普遍，其收藏者也应是普通百姓；只有史书、诸子百家之书才会有人专门收藏，其身份一般是原史官等的后代和诸子及其弟子—也就是士。
诸子及弟子们的藏书除了传抄流传于民间的原官方藏书外，主要部分则是自己的著述。同时，他们还利用自己的藏书讲学、游说，大力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这样，著、藏、用合一就成为这一时期民间藏书最为鲜明的特点。
为与其他学派论辩驳难，诸子及弟子们也十分重视对其他学派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民间藏书分类学。比如庄子就将战国早期的学术思想划分为7个流派；荀子则分成7派14家。虽然这些划分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但毕竟打破了原官方典籍分类的局限，丰富了图书分类的理论与实践，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图书分类尤其是古籍分类奠定了基础。
与图书的普及及流传相适应，图书的制作材料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初期文献载体的甲骨、青铜器、玉石等材料，或因取材不易，或因制作困难，或因不便保存而被逐渐弃用，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取材方便、易于制作的缣帛和简册，书写则已使用了毛笔和墨。缣帛少而贵，简册笨而重，所以这一时期图书多以篇的形式流传，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一件帛书甚至在一块帛上书写了两篇书。书籍的制作材料决定着书籍的收藏方式，从上述藏书家的情况看，大约是放在竹和木制的小箱子内，子弹库的这件帛书如此，苏秦发奋读书，找出几十个装着自己藏书的箱子，也是如此。
出土简书
以竹木简策为载体的书籍很早就有发现。汉武帝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竹简，后经孔安国辨识、整理，共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种古代书籍。晋武帝太康初年，汲郡一名不准的人，盗魏襄王墓，得带字竹简数十车，经武帝命大臣整理，共有古书75篇，即《竹书纪年》等，流传至今的有《穆天子传》。
建国后，在故楚国之地的长沙、信阳、慈利等地相继出土过战国竹书。尤其是1993年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包括道、儒两家10余种著作的800余支竹简，为我们了解竹书提供了直观的资料。从书籍的形状看，长度似无定制，有合战国尺六寸五分、一尺二寸、一尺四寸、二尺等4种，宽度也不一。从编连方法上看，一般在竹简上削刻有契口以便编连，再用有色或无色的丝质绳带连缀而成。从字迹看，已使用了毛笔和墨。
出土帛书
1943年长沙子弹库一楚墓被盗，出有一件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帛书，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完整的战国帛书实物。该帛书宽38.7厘米，长47厘米。四周绘有图像，彩绘，先用细笔勾勒，再填以颜色；帛书中部有书两篇，文字墨书，书写方向相反，一段8行，一段13行，字体为楚国文字，内容可能是阴阳术数方面的。这件帛书当时是经折叠后放在一件竹箧内的，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第二节秦汉时期的民间藏书
一、从焚书令到独尊儒术
前221年，秦王嬴政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为使政令通行全国，他命李斯等人整理文字，创制小篆字体作为官方规范文字，颁行全国。此举克服了全国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语言障碍，更为图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之而来的焚书令给民间藏书带来沉重打击，与民间藏书并行，能够互为补充的另一大藏书系统—官方藏书，又在秦末项羽“烧秦宫室’的一把大火中损失殆尽。这两把火给先秦文化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比如焚烧秦宫所藏历代典籍和六国史书，造成先秦历史的模糊；儒家经典被毁，使六经之《乐》失传，其余五经残缺，并导致经学的古今文之争。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空前的大浩劫。
入汉以后，统治者总结秦亡之鉴，开始改革秦的弊政。惠帝四年（前191年），废止了民间藏书的禁令，以朝廷的名义广开献书之路，为躲避秦焚书令而以各种方式保存下来的民间藏书终于重见天日。这一措施持续实行收到良好效果，到汉武帝时朝廷藏书已堆积如山。武帝还“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开启士人由治学攻经入仕之门。此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都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求书活动，虽然中经王莽之乱，但继起的东汉王朝延续了西汉的文化政策，不遗余力地搜求遗书，并多次组织校书活动。灵帝时，还由蔡邕主持，在洛阳太学所在鸿都门刻立石经，供天下学子摹写。
汉朝统治者推行重视经学的文化政策，大大刺激了民间对图书的需求，遭受秦火之厄的民间藏书渐渐恢复并得到缓慢发展。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济南人伏生将自己在秦焚书时壁藏的《尚书》找出，教授给前来受学的晁错。孔子八世孙孔鲋面临藏书即将被焚的危急情况，果断将《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藏于旧宅壁中，这部分书籍在武帝时鲁共王扩建宫室之际被发现。西汉末年刘向受诏检校朝廷藏书，仅校雠《管子》一书时就参考了卜圭、富参、刘立等人的藏书79篇。熹平石经刻立后，许多士人前来抄写，经常出现车乘千辆，填塞街陌的场景。以上这些事例，可以大概地反映出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