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这种特征在现代小说方面表现突出。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一个文本能够让读者每读一次都能有所发现、有所联想，得到不同的体验，捕捉不同的意义，这正是由文本的“多层面的复合组织造成的”。作者依靠对生活的独特敏悟和艺术技巧的新颖别致，智慧地构成了文本的复杂、多元、模糊的多义性特征，从而给读者以阅读的乐趣与哲学的启迪。如小说文体的叙事时序、叙事方式与叙事结构安排，意识流小说中通过对物理时间的自由处理更适合表现内在情绪，特别是文本的形而上层面，更给后世读者拓展了一个幽远深邃的艺术想象空间。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象征与暗示，后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仿像与拼贴，零散化与不确定性等。巴特认为，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象征”具有“一种神话的魅力，即所谓‘丰富性’的魅力”。
“象征意识内含有一种深度的想象；它把世界看作某种表层的形式与某种形形色色的、大量的、强有力的深层蕴含关系，而形象则笼罩着一种十分旺盛的生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不断被时间（历史）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表层结构中充斥着深层结构，而人们却永远无法把握结构本身。”在此，人类并不是永远无法把握结构本身，而是说，在这样一个抽象而丰富的结构里，理解是一个充满了探索的趣味与无穷的答案的过程。这也正是由形式表现出来的经典魅力的永恒性所在。
显然，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现代批评家更多地看到了形式作为一个艺术实体而存在的独立说话的力量，认为正是形式才构成了经久不衰、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内容是借助于形式才获得存在。但比较中立的观点认为：对于一个成功的文本而言，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组合与互相拥抱密不可分，并认为“不理解新的观察形式，也就无法正确理解借助这一形式在生活中所初次看到和发现的东西。如果能正确地理解艺术形式，那它不该是为已经找到的现成的内容作包装，而是应能帮助人们首次发现和看到特定的内容”。显然，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是经典作品的鲜明标识，它将作为艺术的典范而被后世作家欣赏与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启示而实现艺术创新。
（二）经典阐释：消除文学旧成规达到“视野融合”
作为一种典范，文学经典因其内容与形式的开放性而具有直接向当下说话的艺术力量，从而显示出它自身的生命力。但经典强盛的生命力是在它与不同时代读者的对话过程中产生的。经典的生命与读者同在。因此，关于经典意义在概念内涵里还有一个层次，即因为它是杰作与典范，“于是就具有了一种生存的直接有利的条件。因为，在与那时可能有的其它可以比较的事物或人工制品的关联（或竞争）中，它不仅受到更好的保护以免于物质的退化，而且还被更为经常地使用或更为广泛地显示；如果是一篇文本或语言制品的话，那么则是更为经常地被阅读、背诵、抄写、重印、翻译、模仿、引用、评论——简言之，在文化方面被再生产——这样就易于用来为其它主体发挥这些或另一些功能”。由此可见，经典因其自身意蕴的无限丰富性而被广泛使用，又因在“使用的烦忙”中得到意义更新，从而获得了蓬勃的生机。
这里要追问的是：经典被读者广泛接受的秘密何在？阻隔在经典与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是如何在接受过程中被消除的？怎样才能实现读者与经典在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对话”也即在对话双方攀谈中达成“理解”。
“理解”是意义生成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总是视野融合的过程。”所谓“视野融合”，“是解释主体的视野同解释对象既有的视野融为一体的结合；只有在解释者的成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意义时，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简单地说，文本作者的“原初视野”与读者的“现今视野”互相敞开，融为一体，并且当这两者真正融为一体时，真正意义上的理解才有可能产生。由于“视野融合”是一个超越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实的时间距离，不断构建和扩大新视野的过程，因而，“视野融合”意味着文本与读者“对话”的充分实现。为了达致“视野融合”的实现，首先要将理解活动视作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我——你”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由文本与读者之间推演出来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关系，被描述为两个灵魂敞开的鲜活生命。“传统不只是一个我们应该去学着认识和通过经验加以控制的过程，而是通过语言发生作用，即它像一个‘你’一样来表达自己。一个‘你’不是一个对象，而是处于同我们的关系中。”在此关系中，历史不只是某个过去的年代，历史与我们当下所形成的“时间间距”，也不是一个空荡荡的虚无的深渊，其间充满着习俗和传统的连续性。文学以一种精神保存的方式，将历史内容重现在每一个现时之中，提供给当下生活以无限启示。此外，为了达到传统与当下两者的融合，“理解留传下来的文学总是需要把重建的问题放入一个可以置疑的未决状态中，也就是说，要把它同传统对我们显现的问题融合起来”。
即让对话双方处于共同的话题中。在此情况下，“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与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促成“对话”的“有张力”状态生成的根本条件在于历史与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确的关系。即如伽达默尔所言，“视野融合”在方向上并不是要让我们的现代视野去契合历史视野，而是要将历史视野融合到我们的现代视野中，让它对现代社会中“可以置疑的未决状态”说话，即让传统对现实发言，认识到这一发言是在告诉现代有关自身的东西，并对人类的未来发展有所指示。这样，历史实际上是处在“现在”与“未来”两者的关系中，而理解也同时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维度中展开。人们在作为历史和传统的文本中接受，又通过“对话”给它们注入现代内涵，从而扩展和丰富了文本内涵。正是在这种动态的阐释运动过程中，经典通过意义的释放与注入而获得了生命活力。
以上我们论述了经典与读者之间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关系，呈现了经典作为历史的存在物在充满了人性化的对话过程中释放无限丰富话语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解释学范畴的“视野”，“主要是用来描述解释的处境特征和受语境约束的特征的”，它意味着“解释”并不是无限制的，解释者的思维必然由于相关因素的限定而受到约束。除了经典与读者之间无法回避的时间距离之外，还包括社会现实文化语境以及解释者主观条件等。原民主德国文艺批评家瑙曼提出了“接受约束”的概念，并对此作了具体阐述。“接受约束”属于接受美学范畴，特指“个人的文学接受行为赖以进行的某一历史时间和某一社会空间”。这个概念的提出，意在对接受美学过度强调读者主观阐释能动性而忽视社会历史等客观因素所实行的一种限制。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来自文本的约束。读者只能在接受作品规定的范围内将作品现实化，读者的自由只能被限定在作品的对象性范围之内，对作品意义潜能的解释只能建立在作品的结构之中，否则就是“过度阐释”。
二是来自文学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关系的约束。它们分别包括社会意识形态、现实状况、文化语境等。其中文化语境成为个人接受与文学作品之间的“中介机构”，如出版社、文学理论批评、文学宣传、文学教育等。
“它们代表了社会的、阶级的、集团的意识，指导读者应如何评价作家、作品，如何看待不同文学流派和文学时期，甚至整个文学史，应当阅读或不应当阅读哪些作品以及哪些作家的作品，应当以什么样的思想和艺术标准去衡量作品。”显然，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与生产、流通与传播以及个人阅读与理解的约束作用是显性的。作为生存于具体社会文化语境与某个历史时期的个人，他的接受无法离开这些社会的基础与指导。在许多时候，个体阅读看似一种随心所欲的审美享受，其实是相对的、有限度的。
三是由读者的身份职业、文化水准、审美准备以及性格气质等因素组成的主体状况的约束。
瑙曼所列的三种“约束”涉及文本自足、阅读语境与读者条件等三种不同因素，其中关键在于第二种，即：包括了诸多形式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约束，简而言之为“意识形态”约束。之所以认为它是最主要的约束，这是因为理解的本质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而“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造成传统与现代的阻隔。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有可能将经典的无限衍生的抽象的一般的形而上的意义，仅仅局限于有限的具体的实际的阶段性解释，从而在对现实作出应答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束缚了经典意义的丰富性。从“视野融合”作为一种理想阐释的前提出发，作者的历史性存在与读者的当下现实形成的巨大沟壑正是造成视野隔阂的主要原因。只有消除这种隔阂，真正的有效意义上的阐释才有可能实现，经典的生命也才能得以延续。显然，阐释学也观照到经典“对话”中存在的某种阻隔，并因此认为“有两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成功地发现新意义：一是那些将以前的文学束缚于其文化语境的事实和成规的消失”，二是“允许我们积极参与意义创造的解释成规是有助于我们发现经典的现代意义的”。在一般意义上，“成规”可以被理解为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语境对经典阐释的具体规约。“成规”将经典的含义永远尘封在一个过去了的久远的年代，从而使其变相成为孤离现实的“历史档案”，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当下割裂成巨大的时间沟壑和互不相联的万千碎片。在经典解释中，不消除既有的“成规”就无法建立新的成规，也无助于我们在重读经典中获得意义，并给予所关注的当代问题以启发。由此看来，与其说将经典阐释活动视作生命“对话”，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调整历史与当下的时间距离和相互关系，确立对话双方的“意义世界”，是实现经典与读者“视野融合”并为经典注入新生因素的重要条件，不如更进一步地说，在实现“对话”与“视野融合”的过程中，重要的前提是消除束缚文学于既定文化语境的“成规”。
因为没有这样一种“先决条件”，要实现经典意义的自由释放简直无从谈起。当然，这需要我们具有洞察历史和把握未来走向的理性与智慧。
二、复杂语境下鲁迅经典与读者传播通道的阻塞
自20世纪20年代《阿Q正传》发表，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思想权威地位的确立以及世界文化声誉的鹊起，直至世纪末“鲁迅学”学科的建立，半个多世纪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表明，鲁迅文学成为经典已是历史事实。经典虽然有鲜明而稳定的基本特征，但并非一成不变，它始终伴随着历史文化进程的变化而处在被重新阐释和估价的动态中。经典的生命在于读者，意味着：一方面取决于经典本身是否具有吸引不同时代不同身份读者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是读者在经典阐释中得到的期待值以及新阐释给经典注入的新内涵。经典正是在被“使用的烦忙”中得以延续生命。将此理论应用于鲁迅经典的阐释实践，即要问：鲁迅经典是否具有吸引不同时代读者的丰富内涵？如果有，那么这个内涵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曾有学者这样认为：鲁迅作品里“包含着始终如一的以主体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与世界现代性思潮相同又具有中国特质。在20世纪20年代末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在40年代抗战后期部分文学青年中，在七八十年代人们对‘文革政治’利用鲁迅的回顾中，在新旧世纪之交国外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和国内一些后现代主义社会因素的刺激中，都曾有人对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和价值表示怀疑。不同时期的人们似乎都以‘时代变了’作为质疑鲁迅作品是否还有价值的共同根据。实际上，中国这样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封建主义文化重负而又是后发展中的国家，100多年来，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艰难而坚毅的跋涉中，虽然在‘器物’和‘制度’上的现代化有显著的进展可说，但从现代性特别是人的现代性素质来看，自晚清到现在，我们还与鲁迅同处在一个‘启蒙’之中，鲁迅先生还是我们的同时代人，鲁迅作品仍然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所谓“始终如一的以主体性为原则的启蒙理性”，即是追求人的精神自由和人自身解放的现代思想，这既是民族的，又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因而也是不受时代和国界限制的普适伦理思想。鲁迅经典所包含的人学内涵决定了它被阐释的无限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