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的调查数据我们还可以看出，这项政策受到农民欢迎的具体原因主要有：参保有助于解决晚年的生活问题（82.8％）、老年人的养老问题需要重视（80.3％）、只依靠儿女赡养不能解决后顾之忧（63.6％）、只依靠土地不能解决后顾之忧（51％）、普通农民缴不起商业保险的费用（47％）。这些原因反映出农民对养老问题的重视，同时由于普通农民收入低，无力负担相对较为昂贵的商业保险的费用，所以绝大多数农民对新农保政策都持欢迎的态度。
虽然新农保政策在当地还未全面推行，但是统计数据可以看出，69.7％的被调查村民都希望能够了解到具体的新农保政策的信息，因此，该政策的全面推广是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和需求的。
不过，由于此次调查实施时，J市本地还没有全面推广新农保政策，只是少数几个镇有所尝试，因此，问卷中农民对新农保政策的态度主要体现在需求上。
根据前文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新农保政策在当地农民群体中的知晓度较高，大部分被调查村民都知道国家正在推行新农保政策，但是知道J市是新农保的试点的人却寥寥无几。这说明，虽然广播电视凭借其广大的覆盖范围成为新政策宣传的主力军，但是农民通过电视等大众传媒得到的相关政策信息都是表层甚至不完整的，而具体的信息需要基层政府部门充分利用当地的组织传播甚至人际传播渠道，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在所有的信息传播渠道中，除了广播电视（83％）以外，农民还希望可以通过村里开会（55.7％）、宣传单/册和图书（55.1％）、张贴公告（43.2％）、亲朋友邻（37.5％）、市/镇劳保部门（26.7％）、报纸杂志（26.1％）、互联网和手机媒体（15.9％）等各种渠道接触到他们需要的与新农保有关的政策信息。
从农民对上述各种渠道的实际需求程度来看，新农保政策信息的传播应该重视村民会议的形式。这样既有利于传达有关文件信息，也方便农民群众集中在一起相互交流讨论。同时还能够把握农民对该政策的具体需要和相关反馈意见。其次，不少农民也希望将其想要了解的新农保的信息印刷成宣传单发放到农民手中，便于他们保存信息。另外，村里张贴公告等方式对于新农保政策的传播也是一个有效的传播方式。总之，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好各种渠道，发挥不同渠道的独特优势，形成一个信息传播的网络，将相关信息有效地传递给农民群体。
四、政策下乡的传播路径及其运作逻辑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统一社会政策分级决策体制，一项国家政策的传达，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过程，带有浓厚的科层化色彩，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依靠组织传播的渠道。随着广播电视在农村的发展普及以及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大众媒介逐步取代组织渠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抑或是组织传播的式微，在中国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人情、面子一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因此，在政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自始至终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有研究表明，信息的极度缺失是目前农村的普遍现状。“一方面大众媒介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中又严重缺乏受众所需要的有价值的、对自己有用的信息……策传播的过程中，信息在不同层次传播环节中缺失了，许多有t利农民的政策并没有落到实处。”并把政策在不同层次的传播环节中，传播信息的失真、流失、截流等现象称之为政策信息的缺失。而且认为正是我国农村社会自身存在的弱点、政府科层体制造成的组织传播渠道的不畅以及大众传播对农民需求的不准确定位等造成了涉农政策传播的缺失与低效。
1.大众传播：农民与国家的“零距离”接触
在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还没有进入农村之前，农村对信息的接收主要是依赖于党政体系以及人际传播的方式。安德森曾经提出了“想象共同体”的概念，研究了大众媒介对于民族意识、身份意识建构的重要意义，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和理解当时乡村的“国家想象”所具有的悖论性，一方面是由于缺乏大众媒介的直接介入，导致乡村与国家的“距离”很远；另一方面是基于体制性的组织传播模式促使了“国家意志”在农村的有效实践，当然这是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基础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主导政策的变化促使了“乡村”政治含义的逐渐衰退，国家意志从“乡村”进行了部分的撤离，“乡村”开始越来越具有自治的形态。这个时期，组织传播的效果也就开始淡化，以广播、尤其是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在农村的普及，成为村庄了解国家政策的重要渠道。1990年以前，广播是农村的主要传播渠道，不论是有线广播还是无线广播都在当时的对农政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无线广播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但是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对整个广播事业的冲击很大。可以说，自1990年以后，电视已经逐步取代广播成为农村政策传播的主要渠道。
大众媒介对政策的传播具有直接性，它不像组织传播那样具有严格的层级制，因此大众媒介的政策传播更具有信息接收“平等”的味道。乡村能够通过收听广播收看电视的方式，最直接地了解国家政策，实现与国家政策的“零距离接触”。以这种方式，它建构了一种新的村民与国家权威之间的想象性关系，这种关系还会对村民与乡村干部的关系、村民对政策的接受和实践等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现如今，以J市为例，农村基本普及了有线电视，有些乡镇甚至开始有了数字电视，电视这一传统大众媒体成为当地农民及时了解国家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电视成为绝大多数农民了解国家涉农政策信息最重要的渠道。另一方面，在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大部分村干部认为，农民通过电视新闻或者网络等媒体能够及时了解到相关的信息。
“现在的农民对国家有什么惠农政策出台，都懂。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他们都晓得。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他们反而事先就知道了。”调查还发现，现在村民对某项政策的认识和了解往往是从电视媒体开始，然后向村干部询问具体政策细节。
“一般地，电视上的中央新闻一般每天都要看的，看过了以后，比如说，最近我们扬州市搞了一个新农保，农民到老了以后每个月可以拿多少钱的，那现在我们江都市特别是我们樊川镇还没有启动，我们不好瞎宣传对不对？反正我们也是本村人，比如说村里有人看到我们了，说，书记啊，人家那里不是搞了什么，退休好拿钱啊什么的，我们这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说你先别着急，我们这里一开始，我们首先就跟你们宣传。”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下的中国农村，政策信息的传递模式就从以前组织传播模式的‘层层过滤推进’变成了大众传播式的从中央到农民的‘直达’”。农民与国家的这种“零距离”接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基层民主建设和信息公开，但同时这种“直达”式的政策信息传播模式反过来又对基层组织的工作带来了很多负面作用。考虑到文本形态的国家政策在进入基层成为实践形态的政策之时，会按照某种特定的逻辑开始运转，最终的政策结果往往并不取决于当初政策制定时的理论预设和良好的愿望，而在于这种逻辑在实践过程中对政策的修正程度，在于实践本身。因此，“变通和扭曲政策在干部理解起来并不是违反政策精神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应当鼓励的行为，只要没有产生不可原谅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但是，当农民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直接接收到中央政策时，他们便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对政策进行理解，而不会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这样一来，一旦农民通过村干部了解到的政策信息与他们通过大众媒介了解到的政策有出入的话，便会造成他们对基层干部的抵触与不信任，对农村干群交流造成障碍。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在J市当地，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拆迁补偿时，村民总会拿北京、上海等地的补偿标准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
“比如说，像那个低保户，每个地方即使再富裕它也有贫穷的人，我们村里也有低保户，他就说电视上也登了，人家城市里每人每月都是200多、300多，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啊。”因此，虽然大众传播在由于其强大的覆盖范围与可接近性成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的主要途径，但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那样，大众传媒对乡村治理所起到的作用并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较大，对于某一项国家政策来说，不可能符合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但是作为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要中央政府详细地针对不同地方制定不同的涉农政策也是不现实的。这就造成了国家政策的宏观性与地区差异的微观性之间的冲突。农民通过大众媒介了解国家政策增加了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同时也给乡村治理工作带来了困境。当政策的传播过程由“层层推进”变为“直达”时，“国家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创造性变通就要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农民通过媒体的政策报道可以直接了解到各级政府的政策文本，却无从知晓政策实践的整个过程，无法知道有多少复杂的因素需要综合考虑”。因此，如果农民发现基层干部对国家政策的执行与国家政策规定有出入的时候，他们对基层干部的信任程度便会降低，在执行政策的时候有抵触情绪。
长而以往，基层干群关系日益恶化，不利于乡村地区的治理和稳定。
另一方面，虽然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是农民了解国家涉农政策的主要渠道，但是，大众媒介对农村受众的关注却十分有限。农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现在的大众传媒的目标受众却大部分为都市群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农村受众的现实需求有着明显的错位。再加上大众传播媒介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势必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济更加发达的城市。而农村地区由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都远远赶不上城市，以农民为目标受众群体的传播不但不能给大众传播媒介带来很丰厚的收入，甚至很多的对农传播的节目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成为各大媒介淘汰的对象。于是，农村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有着明显的缺位。
另外，由于农民知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大众媒体在国家农村政策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并没有一套话语转化机制将信息转化为农民可接受的表达方式，这就使得农民受众和传播内容之间存在“知识沟”。造成这一现状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民作为传播受众的话语缺失。国家出台各项涉农政策的目的都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状态。但是，不管是在政策的制定出台，还是政策的传达过程中，抑或是对政策的评价态度，农民作为政策的受惠者却很少发出过自己的声音。长期以来，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播以及执行体制中，农民一般是被当作“被传播”和“被实践”的对象，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政策之制定也往往是基于政府和学界对农民利益的想象，本应该作为政策受益主体的农民却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
由于大众传媒在农村的影响巨大，因此大众媒体更应该采取适合农民的有效传播方式，积极满足村民对于信息传播的需求。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点并不理想，存在着很多的缺陷。这些缺陷造成了大众媒介在国家政策的乡村传播中所具有的矛盾性作用，即一方面随着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在乡村的普及，大众媒介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乡村信息的来源，成为村民接触信息的最主要渠道，这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但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却难以满足村民对国家政策之类信息的真正需求，村民把对政策的深入了解更寄托在其他的传播方式上。
2.组织传播：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及其退化
组织传播一直在政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革命年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严密的党政组织架构为组织传播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组织传播依赖于层级制的组织方式以及组织内部对组织的忠诚。层级制的组织方式是党政政策自上而下传播的渠道，它以“文件”的方式，传达着上级组织的权威话语，这种权威和组织传播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权威”是政策能够得以被传播和接受的基础；另一方面“红头文件”的话语表达方式也促进了权威的自我生产。正是这种严密的组织方式以及组织的权威象征促使了组织传播在政党的各种政策传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意义。
其中最有力的体现就是政府文件的传达。一般来说，在组织传播体系内，重要的农村政策都是通过文件层层过滤推进的。作为最基层的村级组织，村支部和村委会在宣传政策上依据的则是上级的文本。以新农保政策为例，由于J市当地还没有全面推行这项政策，有些村民在电视上看到有关消息后会向村干部咨询，村干部的解释往往是由于上级政府具体的文件还没有下达，因此他们也不能直接向农民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