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通过对J市农村乡村医生的走访和调查，我们看到农村医疗体系基层群体的堪忧处境：女村医严重不足，世代服务没有真正为农民服务，村医技术受到质疑，村医的权威性和社会地位大大下降，部分村医忽视了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领域，农民对村医满意度下降。然而，就我国现实而言，乡村健康卫生事业却非常需要乡村医生这个网底，乡村医生是双向健康传播中的“把关人”，不仅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担任特殊角色，在日常的健康传播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保障乡村医生的合法权益，乡村医生会面临前途堪忧、发展受阻的境遇，乡村医生的健康传播职能也将被忽视甚至被抛弃，乡村医生的意见领袖地位将会岌岌可危，乡村健康传播也将处于混乱无序的境地。
三、传统疾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乡村健康传播的双重考验
毋庸置疑，对于健康而言，疾病是最大的威胁。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水平落后、农民卫生习惯较差，各种传统型疾病严重威胁着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的健康，传染病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类疾病。同时，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又不断考验着我国乡村健康预防体系，“非典”、“甲流”等重大突发性疾病不仅在城市里肆虐，也不断侵袭着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疾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交织并存，让我国农村脆弱的、不健全的健康防线受到严峻挑战，如何面对传统疾病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考验，如何提高农民对这些疾病的认知与防范，如何在此基础上保持政府的威信和乡村健康传播的通畅，成为乡村健康面临的新形势。
1.传染病：农民的认知状况及其信息接触途径
数千年来，传染病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危害严重，随着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传染病对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威胁受到了遏制，但对我国农村而言，大多数农民保健意识差，防治传染病的概念极为淡薄，再加上农村卫生医疗条件较差，传染病依旧威胁着我国农村的整体健康，也会直接给我国农村人口健康和生命带来危害。
从以前在我国农村肆虐的“血吸虫病”，到农村人人恐惧的“艾滋病”再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农村传染病防治工作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为了解J市农村居民对传染病的认知、对政府防止传染病工作的评价和期望，我们专门对J市农村居民进行了相关调查分析，以了解农民对传染病的认知状况以及接受传染病宣传与服务的需求。
首先，我们选取了艾滋病、肺结核、乙肝、流感这四种典型的传染病对农村居民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了解这四种传染病的比例分别为：32.0％、28.4％、30.4％、44.8％。由此可见，在这四种传染病中，农村居民对流感的了解程度最高。当然，这与流感发病范围广、农民接触多有着密切关系，而对于其他三类传染病，农民对其认知程度较低。虽然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对农民宣传乙肝和肺结核的相关信息，但仍旧没能引起农民足够的重视。另外，农村居民对此四项疾病选择“不了解”的比例中，艾滋病占到最高比重（26.8％），这说明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艾滋病比较陌生。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对传染性疾病知识的认知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般情况下，影响农村居民对于传染病认知的重要因素，则是他们平时了解传染病信息的渠道。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了解传染病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大众媒介：被调查农民中分别有69.2％和14％会通过电视、广播了解传染病信息，30.4％的农民通过报纸杂志书籍获知传染病知识。此外，也有22.4％的农民会选择网络作为接触传染病信息的媒介。可见，大众传播对农村居民了解传染病知识的影响是其他渠道难以替代的。
在我国农村现有的医疗资源现状中，乡村医生是传染病防治的主角，传染病预防的任务主要在社区、在基层。乡村医生不但要为传染病患者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更要改变全体农村农民对传染病的认知和态度。然而，通过的数据我们得知，只有6.4％的被调查农民通过乡村医生获得了传染病信息，这个数据应当给政府敲响警钟：乡村医生在农村传染病信息的传播方面起到的作用已微乎其微，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改善这一情况，农村基层的医疗系统对农村传染病的防御将岌岌可危，上级政府也无法及时从基层获得传染病信息的反馈。如果农村卫生信息网络系统薄弱，政府不能对出现的疫情在第一时间发现和预警，传染病一旦肆虐，将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政府要改善农民对传染病的认知情况必须加强乡村医生在传染病防治方面的工作，加大对农村传染病防治的资金投入，不断提高乡村医生业务和管理水平，并通过合理的奖惩制度督促乡村医生认真落实传染病的防治和宣传工作，切实改善农村居民对传染病的认知与预防行为。
此外，“亲戚朋友、其他村民”、“宣传单、宣传册”、“宣传栏、标语、横幅”这三种途径也是农民经常接触到传染病信息的渠道。可见，农村人际传播仍存在较大影响，户外“媒体”、宣传单、宣传册等传统宣传方式也发挥着较明显的作用。在半熟人社会的农村，农民之间的闲聊往往涉及身体情况、患病情况等，如果村里一部分农民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传染病预防意识，也会以点带面带动周围其他农民对于传染病的基本认知和态度。此外，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在外打工的亲戚朋友在城市里接触到的传染病信息也将通过现代通讯工具以及农民工返乡后的面对面交流带给农村留守人口，促进所有农村人口对传染病的认知水平和预防行为的实施。还有就是利用农村基层行政体系，通过村干部、村民小组干部，宣传单、宣传册可以被发放到农民家里，以及村头悬挂或刷写预防传染病的横幅、墙体标语，也都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除了了解农民获知传染病信息的渠道，我们还对“农民如何评价政府组织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民中，有67.5％认为政府在传染病突发使其发布信息很及时，有63.9％的农民同意传染病防治工作对他们帮助很大，这说明政府对疾病信息及时公开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肯定，政府实施的具体防治工作也能够真正维护农民的利益，因此农民对政府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和传染病信息公开工作都评价较高，由此体现出在处理突发疾病时政府的良好形象和较高的政府信任度受到农民肯定。有62.7％的被调查者认为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政策很好，69.4％的被调查者同意他们获知防治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广播，这两个数据说明在政府政策被农民知晓的过程中，大众媒介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收看新闻及相关的电视广播节目，农民获知政府对传染病的防治举措，也感受到国家政策的惠民利民。可见，农村居民对政府组织的传染病防治工作持肯定态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高达72.9％的被调查村民认为相关政府部门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
另外，在关于“传染病防治宣传方面还存在哪些需求”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对传染病防治信息的宣传、传播存在较大需求：63.2％的农民期望政府多组织一些宣传活动，52.8％的农民期望政府多印发一些宣传材料，54.8％的农村希望政府能专门派人为农民宣传传染病相关信息。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农民对于传染病信息需求强烈，农民的预防意识有所觉醒，并寄托于政府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此外，被调查农民中有63.2％希望政府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传染病相关信息。这提醒政府在开展各项传染病防治工作时多加考虑农民的需求和接受方式，针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群体，用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传染病知识和信息的宣传。
总之，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对传染病信息的宣传工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及时为农民传递传染病信息，保证农民对本地区传染病病情的知情权，并动员农民参加互动式信息传播与反馈，及时了解农民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还有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加强和新闻媒体的联系和信息沟通，利用大众媒介促进政府工作开展，及时宣传卫生法律法规，争取社会和各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支持和配合，并让广大农村群众及时了解传染病防治知识，提高农民积极参与意识，保证农村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稳定发展，增强农民防御传染病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农民的健康水平。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传播中的信息需求与渠道依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疫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从2003年的“非典”与之后爆发的禽流感、手足口病、甲流等，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一次次侵袭我国，其中也包括广大农村地区。而我国农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的社会参与程度如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相关信息在我国农村有哪些传播途径，我国农民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形象如何认知与评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调查并思考的问题。在此，我们不妨以“非典”为例，从农民的视角出发，对J市农民进行了关于“非典”时期信息传播认知与态度的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农民中，当时主动了解“非典”信息的农民占到73.5％，这个数据充分说明农民在“非典”时期对于信息的需求十分强烈。一方面，在“非典”这类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农村居民难免对难以预料、措手不及的疾病疫情有些担忧，于是他们会对相关信息更加关注；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接触媒介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新闻类节目，而新闻类节目往往对“非典”这类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重点报道，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使得媒体关注的“非典”相关信息也成为农村公众较为关注的重点。
“非典”爆发初期，我国媒体曾经短暂的失语，但基于此时农民还没有关注到“非典”，所以不影响农民对媒体在“非典”时期表现的好评，在“非典”真正肆虐后，媒体解禁，媒体对“非典”信息的大量报道让农民对大众媒介和政府都有了较高评价。统计数据显示：87.1％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政府对“非典”很重视，分别有76.6％和79.8％的被调查农民认为政府报道“非典”信息很公开、很及时。因此，在J市农民心目中，政府对“非典”信息传播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政府在危机发生后与媒体积极配合，赢得了信息传播的发言权和掌控权，树立了负责任、愿意及时公开信息的政府形象。
另外，在“非典”时期，村医生和村干部利用农村人际关系传播网络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社会动员。在J市，“非典”期间，村医生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给农民面对面讲解疾病预防知识，在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宣传栏贴满宣传海报，为农民免费进行咨询，他们除了要特别关注发烧病人、定期查体温、发放传单外，还要在村头“站岗”，严格检查流动人口。被调查农民中，有44％的人认为“村干部很重视，带领大家抗击‘非典’”，31.6％的人表示“村医生帮助我预防‘非典’”。由此可见，“非典”时期，村干部和村医生发挥了带头作用，促进了“非典”信息在农村的及时、有效传播。
不过，被调查农民中有76％反映“我身边的人经常讨论‘非典’”，可见，“非典”时期农村居民之间的人际交流较为频繁，如果一旦流言和恐慌气氛开始弥漫，我国农村的人际传播会大大加剧疫情的恐怖气氛；而如果疫情信息较为公开有序，那这样的人际传播反而会促进预防知识的宣传，也让农民处于信息宽松的环境中，促使乡村健康传播处于一种有效、健康的运转状态。
除了多年前发生的“非典”，我们还以另一个在我国农村也流行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甲流”为例进行了调查。2009年冬季，我们在J市调研期间，正值甲流疫情高发期，J市各级卫生防疫部门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甲流的蔓延。J市D镇防保所C所长介绍说，因为此时甲流疫情主要集中于学校，所以D镇防保所采取针对甲流的预防措施也主要在学校开展：
我们防保所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被分配联系几个幼儿园和学校，那每个人都要负责与自己负责的学校保持密切的联系，让学校把相关情况（如有同学发烧等情况）及时报到教办，然后由防保组进行筛查。我们也跟学校的一把手校长等都沟通了，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时期——甲流的第二次流行，只要有发烧等疑似症状，不管是不是甲流，都让学生先回家，防止在学校密集传染。他们幼儿园每天都会组织晨检，用体温枪及时掌握儿童的体温情况。而且我们也会强调如每天到教室后，开窗通风。
C所长给我们看了当时针对学校发放的甲流预防宣传材料。宣传材料主要以问答的形式回答了关于甲流的常见问题：什么是甲流感、怎样预防甲流、相关疫苗、治疗及病愈情况、传染情况、学校职责、灭杀甲流病毒的方法、甲流的高危人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