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地唯物地看待人类政治价值追求和价值情感的普遍性和共同性。马克思把首先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的人纳入社会关系的历史领域，人在本性上有着共同的生存需要和发展特征，人又在本质上深深印着具体社会关系的印记。所以，人类作为社会关系的历史存在，必然蕴含着一些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理念，而且人类对于主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只要达到了相近的水平和范围，其价值追求就具有共同性，同时人类交往的深入和拓展，也必然会促进价值的沟通和通约。所以，恩格斯曾借由平等分析而指出，任何价值理念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诉求，但它们是历史的、相对的，因为任何政治价值的普遍性要在现实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实现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也就是说，一切“普适性的政治价值”都必须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在历史演进和价值批判中得到重构。
第二，政治中立性与社会生产方式。
可见，任何政治价值都是人类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对自身政治生活的存在方式、运行目的和实践意义的理解和判断。政治价值的历史演绎和每次重构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演绎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自由主义始终认为政治价值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终极关怀和目标，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并不是源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而只能靠理性的力量和观念的认同来实现。自由主义这种政治价值观，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的自我规定和自我建构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最为“超脱”和精致的新形式就是基于政治正义的“政治中立性”。政治中立性思潮的兴起，既与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中价值多元性、复杂性有关，又与西方政治思潮中一直存在的价值主观主义和价值怀疑主义相关，更是西方晚近社会现实问题在国家政治价值层面上的反思和建构的必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试图以一种超越多元价值、组织政治生活的原则，即判断好的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的原则出现。这种政治价值原则就是政治要保持其中立性。政治中立的逻辑前提是正义，而正义无论是其自身的逻辑的建构还是现实的制度安排，都是无法从根本上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一贯反对抽象、孤立地看待政治价值，而是从人类价值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的高度揭示政治价值运演的规律。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价值是处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人”对政治生活的理想的追求和政治实践的诉求的结果，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生活现象，它自然也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产物。只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从人的思想价值观念中抽象出“一般的思想观念”，并把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价值观念，而使其个别的政治价值概念成为一种独立的自足的“思维着的精神”，逐渐从现实的价值理想场域进入抽象的思维王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价值的概念化和符号化，根本上就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仅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价值的产生同它实行劳动力买卖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还描绘了自由、平等、人权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在历史上产生出来时的一些具体情景。当资产阶级确立了自身的阶级统治后，自由、平等、人权等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就与意识形态和国家建设的需要紧密地集合起来，并成为其大众化的价值话语和价值符号。
第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亘古的政治价值争论始终是围绕着个人与社会或集体展开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分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原则。自由主义从抽象人性论来论证人的价值，目的是为了论证人的自由的合理性。在自由主义看来，人的自由首先表现为基于生存需要而自然禀赋的“对物的占有”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本质上是个体本位的、排他性自由，强调自我价值的至高无上，由此而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及其矛盾冲突必然要借助于公共权力来规范和调节。因此，个人的自由就成为近代西方个体与公共权力之间的规范运行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基本政治价值。资本主义政治价值的建构的价值原则、价值方向和价值内容从根本上说，必然是个人主义。所以，自由主义强调在政治社会存在的本体只能是个体，集体、共同体、整体等存在不过是个体的综合，前者是价值目的，后者是价值手段。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集体主义原则的人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人的本质的理解。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征、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而劳动又必然以一种组织协作的方式进行。在人不能脱离一定社会组织形式的劳动这一点上看，一个人的个体上的存在就必须以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社会首先以整体或集体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存在为前提，这就决定了人的存在形态是一个个体与整体或集体相统一的过程，个人和集体或社会都体现了人的价值和意义。集体对人来说不仅具有增进团结互助、共担责任的伦理意义，具有增进社会福利和社会生产效益的经济意义，而且还具有促进人的共同发展和社会平等自由的政治意义。
所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是个人与集体的统一，它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体主义，也不同于集权制度下的社会整体主义，它是人的价值的真正实现形式。
第四，“公共理性的运作”与人类的解放。
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及其内生运演和外部交融的产物，它首先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价值建构的需要，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且又深切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反过来，资本主义形态的民主政治是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实现自己的根本途径和保障。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框架内部，由自由主义带来的政治价值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消耗并妨碍了资本主义政治价值观念的统一性，给实现资本主义政治价值的制度安排带来极大的困难，于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价值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超越差异价值达成正义共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推动“既不能靠某种理性的完备的学说，又不能靠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心理力量，而只能靠公共理性的运作和基本政治正义理念的共同认可来实现”。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在资本主义内部的“理性运作”的同时，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在资本主义社会外部，也同样存在这样一种“理性运作”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不断增长的国家实力和西方模式的话语霸权，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全球化”的和“普世主义”的救世价值。
而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实现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把普遍的政治价值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不断地将自由、平等、权利等抽象僵硬的价值符号诉诸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活规律”，纳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人的解放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价值根本途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解放”就是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逐渐摆脱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成为真正具有人的本质的人，这时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史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自由主义政治价值的超越
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提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这个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的政治价值，它是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价值的超越。
人的全面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劳动。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这个本质不仅体现为人借以实现和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手段，而且体现为人的自觉自由的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体力、感觉力、思维力和创造力等等。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动力源于自身的劳动。马克思精辟分析了这个观点：人在劳动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腿、头脑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造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到他自己的控制”。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充当着人同大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生存手段，而且，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它阐明了劳动是使人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跃迁的决定性力量。人只有通过自身自觉自由的劳动，才能使自己的生存实践活动不再简单地受自己肉体直接的支配，并最终摆脱这种肉体需要的支配，同时才能在这个基础上真正支配自己的劳动。人对自身劳动活动的支配，意味着人要支配自己的劳动组织形式，即支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全部社会关系。当人真正实现了对自然力和人化了的自然力的劳动的支配，人就具备了全面发展自己的全部历史前提了。
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是以解放为手段的历史辩证法。人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就是人实现对自身劳动的全面支配的过程，也就是人类摆脱一切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束缚的过程，而解放就成了推动这一历史过程的手段。人类从简单的劳动到复杂的社会生产的历史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劳动组织关系变革的结果。马克思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指出，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首先使人在外在的自然的维度上，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人在自由、能力、社会关系等方面得到了极大的延伸，使人类开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身份依赖的桎梏。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类劳动自身的组织形式的发展也达到了对人束缚和奴役的前所未有的程度，把人牢牢钉在生存手段和物欲追逐的十字架上，使劳动者的劳动活动成为脱离自身的外在力量，反过来统治自己、奴役自己。所以，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后，也就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后，“市民”却变成一个干瘪的、呆板的、畸形发展的人。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只是实现人的政治解放。因为，政治解放把人抽象成“公民”，抽象成“法人”的同时，又过滤掉了他的感性的存在。所以，“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可能真正地实现。
社会主义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马克思看来，人的全面发展是指劳动的个人和人类逐步克服片面畸形发展和人的异化，在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等领域获得解放，回归“人”的本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涉及三个基本的维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他自己的关系。因而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必然存在三种基本的进路。其一，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导致人的自由解放。
生产力的发展是人获得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人可以摆脱对自然的束缚，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也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有伴之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才能使人作为劳动者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其二，促进人的精神解放，其中重要的是人从与他自己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即人要把自己从心理的、思维的等方面限制中解放出来。因为，人的自我异化不仅根源于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劳动的组织方式不合理，而其还根源于自己的观念、思维、心理等精神层面的不科学不合理。因为科技的进步不会自动解放人，人还是要“自己解放自己”，观念的扭曲同样束缚着人。其三，把人从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促进个体、群体和类之间的统一，实现人的辩证性的存在。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于人类迈向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新的社会形态为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准备了必备的现实条件。新的社会形态首先具有经济的性质，它不仅要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而且要解决在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交往关系，改变与这种交往关系相适应的“个性”。
共产主义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有个性的个人的联合体，是在新的交往关系基础上建立的联合体。
【作者简介】罗许成 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研究部博士研究生 浙江 杭州 31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