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需要追问，奢侈品在中国社会是如何出现的？
集中栖居在北京市海淀区“乌有之乡”的革命左派同志们对先富现象义愤填膺。先富人群让很多东西变贵了。
未富人群原来逢年过节还可碰碰的东西，今天只能当风景远远望望。
的确，先富人群是茅台酒成为奢侈品的其中一个推手。
左派同志们当然十分坚定地反腐败，但他们主张大政府，不反对政府收入猛增。
另一个事实是，政府收入猛增，茅台酒价大涨，贵州茅台二级市场价格呈现杠杆放大性质暴涨，完全同步。
2004年开始，政府收入呈现拉升之势。与此同步，贵州茅台于2004年1月至2007年12月期间最大涨幅超过30倍。
牛股抗跌，且找到机会就会大涨。
2007年12月，多数蓝筹品种在结构性行情中没有什么表现，而贵州茅台月涨幅达32%。
我在一些场合见到，一些官员过去喝郎酒，后来都喝上了茅台。
茅台和郎酒都属酱香型白酒，均产自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畔，但它们中间原本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像我这样见怪不怪的人都吃惊，鸿沟怎么说踏平就踏平了？
大集团买得起，以贵州茅台为首的高档白酒公司就向大集团提供特供。
高档特供白酒商标上堂而皇之注明是向谁特供的。
曾有大集团下工作日禁酒令，高档白酒上市公司立即特发公告称，此举不影响本公司本报告期利润云云。
我认为，如果政府高收入继续增长，社会贫富差异进一步扩大，贵州茅台则存在继续走牛的可能。
贵州茅台再上大台阶将出现在越来越多机构在估值模型中把它的市盈率上调的时候。与此同时，茅台酒理所当然地继续有节律涨价。
关注消费板块，政府消费万万不可忽视。
王家范先生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曾论证，大一统政府支出支撑奢侈型消费是一种历史必然。历史上的一些手工业专为朝廷服务，它们是寄生性质的存在。
以史为鉴，需要关注当代政府消费会拉动哪些具体的产品与服务。
在此意义上，我认为，中国联通的iPhone不缺销路，因为，全国政府部门科级以上掌有实权的公务员是它的潜在消费者，这个人群数目庞大。
文玮玮：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品种是不是大牛股？
我查资料发现，它是股改第一股，是国内混凝土机械的龙头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公司的扩张步伐也比较稳健。
袁幼鸣：三一重工是大牛股，而且继续走牛概率很大。
当然，三一重工未必能走出2007年大气候中的暴涨走势，但走出慢牛是可能的。
牛股的特点是大盘不妙，它抗跌；大盘转暖，它走势强于大盘与多数个股。在经历时间考验后，牛股脱颖而出。
而三一重工有这样的特点。与金发科技比，它明显抗跌，一旦大盘转暖，它走得比金发科技强硬。
基于经济理性对产业全球化分工的推动，高增加值制造业向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转移是大势所趋。
三一重工是这一大趋势的成功承接者。
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把增加值较高的制造业称为先进制造业。这是自我安慰的说法。
当代先进制造业制造的是iPhone。
许多在中国被称为先进制造业的行当原来由欧美人把持，现在他们不愿付出环境代价，且他们的人特别金贵，劳动力成本高昂，既然无比较优势可言，集聚能力自然瓦解。
三一重工向高空作业的摩天大楼建造现场输送混凝土，有“中国泵王”之誉。
三一重工有许多自主研发成果，这些成果并非欧美企业研发不出来，而是由他们的人来研发，成本太高。
我曾研究过长江三角洲那家“世界童车大王”的研发能力。
这家企业的欧美竞争对手在与其博弈过程中，数次试图获得研发主动权而未能成功。因为这些欧美公司外包委托着名设计事务所设计童车，要支付的账单太大，若把研发成本摊进产品，产品价格就居高不下，没有竞争力。
“世界童车大王”的研发团队人数超过300人，专攻童车设计一项。不要说300人，它的欧美竞争对手养30个专职设计师都养不起。
研究“世界童车大王”研发能力与生产能力后，我认识到，中国在支线飞机、船舶、工程机械、汽车等高增加值制造业确有比较优势。
A股市场在这些制造业中出现牛股有其产业经济基础。
文玮玮：中小板的苏宁电器于2004年7月上市，至2009年8月底，复权价上涨25倍，应该算是商业连锁领域的大牛股。
苏宁电器等公司的家电大卖场连锁经营商业模式符合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
渠道环节增加值是制造环节增加值的1倍，苏宁电器成牛股，原因是它成为了渠道霸主，终端垄断者之一。
商业模式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戴尔、沃尔玛的商业模式创新也给股东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袁幼鸣：商业模式创新的确是永恒的主题，不过对商业模式创新也有排他性选择。
我们今天讨论值得长相望的大牛股，而不是阶段性出击与潜伏对象，因此，细分行业的龙头品种基本上可以排除。
戴尔、沃尔玛的商业模式面对的是庞大市场，苏宁电器也是。
关注商业模式创新要重视该商业模式面对的市场规模。
计划经济时代，轻工业极其落后。家庭生活电器化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潮流。
家庭生活电器化曾造就四川长虹的超级强势。1995年1月至1998年1月，3年时间四川长虹大涨23倍。
因为，家庭生活电器化首先需要制造业形成与释放产能。在产能不能满足市场要求时，制造业是老大。早期家电是要凭票购买的。
家电产能过剩后，制造业开始打价格战，四川长虹作为牛股的生命周期戛然而止。
四川长虹倪润峰曾察觉产能扩张后制造商将面临的困局，他试图建立销售网络，实现产销一体化。倪润峰未必彻底看清了大势，而且看得到未必做得好。
在家电产能不足阶段，全国有数以万计的人经营家电。厂家门前拥挤得像赶庙会，来的都是全国各地直接进货的小零售商。
试图搞家电连锁销售的人不少，一度小山头林立。
张近东、黄光裕两人最终能在家电销售渠道称霸，他们都经历过类似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的复杂曲折。一些“二等诸侯”被整合是2005年以后的事情。
黄光裕出事后，陈晓接任国美董事长。陈晓本是“二等诸侯”，上海永乐家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试图与黄、张二人上演“三国演义”未遂，反被黄光裕整合。
成王败寇，看准大势，趋炎附势挂靠杀出一条血路的成功者，是抓牛股的有效做法。
投资黄光裕，会在ST金泰、中关村等品种上搞出心脏病。
与黄光裕比，张近东读过书，有本科学历，行事更为理性，树敌较少。苏宁电器基本上没有沾惹丑闻，这是它持续走牛的原因之一。
中国内地的家电大卖场连锁商业模式之所以称王称霸，在于它吃透了国情，消费者喜爱低价，它所迎合的就是这一点。
它拼命挤压上游制造企业的利润，手段无所不用，连卖场中的营业员多数都由厂方出钱雇用。
为了锁定利润，家电大卖场在售后服务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做得很差，能赖掉就赖掉。他们吃定广大消费者性喜低价这一条，不怕无人上门。
苏宁电器能够在一年时间内搞两次10送10，来个1股变4股，利润锁定能力的确很高。
见苏宁电器连续高送转，有的公司意欲东施效颦，被交易所以潜规则制止。
苏宁电器是中小板公司，其业绩高增长、股本高扩张恰好证明管理层开设中小板决策英明。官员叱责东施效颦者除权以配合炒作，性质完全是两回事。
你提到研发与渠道增加值高翘的产业经济学微笑曲线，A股市场中的两家公司的股价走势为产业经济学微笑曲线提供了例证。
格力电器是家电制造业的蓝筹公司，世界级空调生产商，算是一只牛股。
苏宁电器涨25倍，格力电器的涨幅正好是苏宁电器涨幅的一半不到。
对于制造环节与渠道环节的成功者，选牛股的眼睛无疑要盯着增加值更大的后者。
我们不是反智主义者，在警惕伪专家乱吹喇叭的同时，要怀有敬畏之心，尊重知识体系、尊重理论总结。
牛股公司必须有一个高质量董事长
文玮玮：你比较了一下张近东和黄光裕。
我认为，如果国美电器在A股市场上市，估计黄光裕出事后，股价短期大跌后会被拉起来，因为有关部门处理类似事件，已经将人与公司区别对待。
我觉得除产业背景外，寻找牛股公司，还要看它有没有一个好的治理结构。
好的治理结构可以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丑闻摆脱干系。
袁幼鸣：你的这种认识很书生气。
你这样认识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说明你涉世不深。
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有正价值，有公司治理结构比没有好。
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独立董事制度等对实际控制人有一定约束，但它们毕竟是外部的和滞后的。
你必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组织奉行的准则是“老大”说了算、“一把手”拍板制。
一个组织没有“一把手”，“一把手缺位”，那是稀奇古怪的事，反而会一片混乱。
一些习以为常的称呼就很能说明问题。
例如，假设我是某局局长，别人不是称呼我“袁局长”，而是称呼“袁局”。
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发音节约或者透着亲切，它形象地揭示出“人即组织”的事实。
上市公司照样是“一把手”说了算。
黄光裕的确没有动国美的那些门店与货款，但“一把手”搞垮内地上市公司的例子不胜枚举。
很多时候，上市公司“一把手”闯祸出在作战略决策时。这几乎是无法预防的。
事后可以说他们是独断专行的，但这话等于没有说，因为即使事后也看不到有什么办法可以约束他们。
例如，四川长虹电器要把价格战打到美国去，找了个美籍华人当总代理，结果发了几十亿元的货给骗子。
但在丑闻暴露之前，谁能阻止时任董事长的倪润峰？谁都阻止不了！独立董事能做到吗？想都不要想！
再如，享有牛皮代码000100的TCL集团于2004年1月整体上市时“刮地皮”25亿元，发行价4.26元，之后股价曾跌至1.80元。
不要说二级市场买入者，连TCL集团一级市场投资者也长期被深套。
TCL“一把手”李东生拍板搞国际化，但在搞国际并购前，居然没有聘请专业咨询公司参与收购方案设计，以致“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
TCL搞国际化造成巨亏，害苦了二级市场持股者。但在李东生“大话西游”
时，谁能说他不对？你能说他根本不具备并购着名国际品牌的能力，异想天开吗？
李东生对欧洲相关法律知识一片空白，跑到国际上买埋着地雷的破烂资产连个投行顾问都不聘，却“梅开二度”当选CCTV年度经济人物，同时“梅开二度”获“年度创新奖”。
如此“创新”照样获得主流经济学家领衔的“推选委员”满嘴溢美之词！
与搞砸了的上市公司相反，成为大牛股的公司都有一个有质量的掌门人。
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说明，在大路货的公司治理结构之外，选牛股必须考虑董事长个人因素。
不同时期对人要求不同，而且人是发展变化的，对公司董事长必须动态考察，随时留个心眼。
像倪润峰、李东生这些人后来出了大洋相，但他们建工厂、搞生产还是很有能力的。
产能过剩把倪润峰、李东生这样的“工厂主”逼成了生意人。
一个搞国际贸易，另一个搞更为复杂的国际并购，“工厂主”曾有的辉煌让生意学徒骄傲自满、刚愎自用，以失败告终是大概率事件。
基金经理抛弃金发科技，理由是一群搞化工的人不懂房地产开发瞎凑热闹。
不能说他们一点道理都没有。
我在《上海证券报》工作期间，曾听专事公司新闻报道的同事说“投资上市公司就是投资董事长这个人”。
此言看似一句白话，我却觉得它很深刻。
同样在房地产这个大产业中，同样以1996年1月开盘价至2007年摸高价计算，上海地头蛇中华企业涨幅不到30倍。
同期万科A的股价累计涨幅达177倍，差距如此之大，中华企业的董事长质量不高是重要原因之一。
文玮玮：与贵州茅台比，五粮液的二级市场表现差得多，不就是它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瑕疵吗？
袁幼鸣：表面上看，五粮液的公司治理结构五脏俱全。
但关联交易让五粮液利润流失，原因是围绕五粮液形成了一个“吃上市公司”
的既得利益格局。
这样的既得利益格局往往盘根错节。老董事长退位了，新任董事长未必动得了。
即使新董事长想动，也很可能有心无力。他如果硬要动，说不定大班椅立即会被人一脚踹飞。
五粮液的问题同样出在人身上。
文玮玮：我们只好回到领导者特质决定企业前途的现实。那么，能否归纳出牛股公司董事长的特质？
袁幼鸣：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试着讲点感受，估计连观点都谈不上。
既然人与牛股直接挂钩，以后我们可以多留意、多观察、多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虽然越来越多学童以当老板为志向，中国教育却至今没有一丝一毫培养企业家的功能。
总体而论，中国文科教育听的人无精打采，讲的人同样无精打采。理工科看不起文科，觉得自己比文科实在多了，但只培养工程师。
如同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结婚的超龄男女，相关知识空白，工程师连当个“工厂主”都得在黑暗中摸索。
企业家的确是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
我发现牛股公司董事长一般都具有自我管理能力。在中国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是一种稀缺能力。
例如，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就体现出了自我管理能力。
不喜欢王石的人不少，有的人认为王石可以搞私有化却不敢搞，因而看不起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