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若想在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工作团队之间达成解决问题的一致方法，实践证明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一些专家认为，这种工作组合方式旨在让更多的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品质循环管理”理论很注重这种方式，因为它能够让员工投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对企业主来说，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利用员工的创意和才智，同时能够确保产品和服务得到持续性地监控与完善。
这种方式已被世界许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用，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主要的汽车生产企业，如福特和通用等公司。
然而，在许多国家，“品质循环管理”理论只不过被看作是质量控制的一种方法而已，它强调的是员工参与企业的管理过程。克里斯汀·伯根（Christan Berggen，1989）在瑞典所做的一项题为“新的生产概念”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品质循环管理”理论，无法形成试图改变企业内部的权威和等级体系的现行模式的态度。
约翰·托玛尼（1994）也认为：灵活性和专业化，是对管理本质形成根本性挑战的标志。但同时，他又指出：即便是再有技术性的工作，“也要服从于企业的管理控制”。
在后福特主义转型阶段，即使是强调小型团队的工作形式，但那些与手工操作相联系的工作仍然需要新的共同协作形式。迈克尔·皮奥里和查尔斯·萨贝尔（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1984）在《第二产业》一书中指出：灵活性和专业化——重视了那些有技术的、适应性强的工作者，他们能够操作多功能的设备，并可以根据任务的需要组成各种形式开展工作——“也带来了一定数量的手工劳动形式的复苏，这些劳动形式是第一产业的补充”。他们还认为：规模生产没有取代手工生产的机械化形式，“我们今天仍可以把这些制造行业看作是特殊的共同体”而不是孤立的机构。在皮奥里和萨贝尔看来，手工生产的回归，有希望重新把生产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并建立起他们所谓的“集体性的个人主义”。手工生产“依赖于团结协作和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它要求区域性的协作、产业的区域化与生产的整合，而形成地区性的共同体。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并从提高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作用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行业共同体的手工生产形式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积极的发展。因此，皮奥里和萨贝尔说：商会必定会与这些新的发展达成妥协，并重新考虑它们在行业内的作用。
皮奥里和萨贝尔指出：我们不仅在意大利的中部和西北部，可以看到这些小型的、“工匠式的”制造企业网络，而且这些手工生产形式正延伸到更广的产业领域。不过，他们也认为：尽管我们正处在第二产业阶段，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我们很难确定它在寻求的是哪一种途径或策略——是灵活性、专业化的策略，还是规模生产（及其变形）的策略。他们还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手工劳动的复苏更具未来前景；对于那些希望从事更具意义、更富挑战性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这种支持手工劳动的观点，也招致了许多的批评。一些人认为：皮奥里和萨贝尔对于计算机潜在作用的大胆断言缺乏事实依据。在皮奥里和萨贝尔看来，计算机只不过是一种机器，它“类同于马克思所定义的一个工匠所用的工具”，“一种代表和扩展使用者生产能力的工具”；总之，“计算机的出现，有助于恢复人类对于生产过程的控制”。批评者指出：灵活性的专业化生产能够应对市场需求快速变化和商品快速过时的情形，而计算机化则更加有利于提升规模生产与集中控制生产过程的能力。
把手工生产或团队工作形式导入劳动场合，是否就一定会带来团结协作的新形式呢？由于种种的原因，这一问题往往会引起普遍的质疑。虽然手工生产或团队工作形式要求协调一致的工作方法和生产项目，但在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对此的态度差别是很大的。例如，在《品质的循环管理》的案例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企业采用了这种管理过程；而英国、德国和瑞典的企业则很少采纳这种管理方法。由于种种的原因，这种实践在这些国家遭遇一定程度的抵制，这种抵制既有来自于工会的，也有来自于企业主的。乌尔利希·尤尔根（Ulrich Jurgens，1989）指出：把工人吸纳到现有的产业联盟已有困难，这些方法的实施受到了阻力。英国的一些商会，把参与这种计划看作是从事于一种无偿而多余的工作。
另外一个事实是：在当前的生产状况下，企业主并不鼓励所有的员工以某种固定的方式开展工作。一些国家和企业在提倡工作方式灵活多变的同时，更倾向于把劳工组织的重心放在那些拥有技术的核心员工身上。而对于那些具有潜在能力的非核心员工来说，就很少有机会发挥自己个人的或集体的创造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前面已经谈到的关于后福特主义转型导致新的劳工分层的话题。就拿小型工作团队的特例来说，这些员工很可能成为企业内部的技术精英；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可能更认同于企业的利益，因而疏离了其他的员工。
这里又冒出一个问题：小型工作团队和手工生产形式的真正受益者会是谁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企业主将是主要受益者。如前所述，许多企业主认为，只有把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整合起来，才能使企业更有效地应对市场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生产利润。而且，这些新方法的实施，意味着对工作场合的重大改组，从而有可能使工会的作用和地位受到挑战。再者，如果一个员工认同了他所在的特定的工作团队，他最终也就自然地与企业利益达成了一致。小型工作团队这种形式，可能混淆了员工与他们的企业关系之间的真实本质，掩盖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真实本质。一个小型团队也可能拥有自己的一些规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要求大家努力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就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益。
对于企业主来说，由于小型工作团队这种形式导致了工会作用的弱化与企业硬性管理的淡化，从而有可能调和了生产关系中的分歧。同样地，在小型工作团队和手工生产形式中所要求的协作行为，比过去那种建立在固定职业和阶层基础上的集体性协作行动，对企业或行业所带来的威胁要小一些。的确，更为强调小型工作团队与注重技术，可以起到弱化原有固定职业中的那种团结协作的行为。而且，除了工作之外，尽管这些新型的、“灵活性的”工人们相互之间可能也有良好的交往；但很少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交往会使他们在企业内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的目的而采取某种联合行动，或使之成为产业行动。
有人指责说：旧有的协作方式的消失，是许多企业主蓄意经营的结果，是与右翼政府为了确保劳动力更为顺从和富有生产性的策略相一致。正如凯瑟琳·凯西（Catherine Casey，1995）针对美国的情况所指出的：“摆脱工会所具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企图，已经使工会曾经拥有的社会团结功能变得似是而非了。”
工会曾经拥有的社会团结功能现在都归属于企业。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企业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然而，企业通常不会行使这种社会团结功能来给自己找麻烦；许多企业认为，提高产量和利润的最好办法，是推行企业的内部竞争和劳动的个性化。例如，绝大多数企业——即使那些实行小型工作团队或手工生产方式的企业——都想方设法去利用员工的个人动机，并通过对他们提供一系列与个人能力和业绩相挂钩的奖励办法，从而让他们潜心工作。
不过，许多激励机制，包括鼓励竞争与提倡个人动机等方法，也把企业的劳动力进行了分层。例如，与业绩相挂钩的薪酬方案，在员工中造成了紧张与不满的气氛；当这些激励机制被导入公共部门时，情况尤其如此。在英国，已有迹象表明：政府试图在一些学校中推行把全体教师的工资与个人的业绩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是否采纳政府建议的问题上，几个主要的教师工会的反应分歧不一。因此说，福特主义时期所具有的、为工会所倡导的那种社会团结和集体力量，已与我们渐行渐远。
也许，有的学者会认为，我们在本章中所讨论的发展趋势——小型工作团队和手工生产形式所带来的技术发展，以及日本式的劳动过程与生产模式的结合——能为经营者与工人之间带来更加融洽的协作关系。这姑且可以被看成是总趋势的一部分。欧盟条约附件部分的社会协定书或法案规定：在企业中应当建立经营者与雇员之间的“工作委员会”；根据工作委员会的指示，特别要求企业主在企业中对雇员做出重大调动之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趋势适用于诸如英国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过去备受劳资关系的尴尬局面所困扰。例如，乔纳森·弗里德兰（Jonathan Freedl and ，2000）看到了英国产业中的这种趋势，作为他所谓的“新太平盛世”的集体主义形式的一部分，他尤其强调经营者与员工之间的“伙伴关系”。
然而，如果以为这种倾向已成事实，那还为时过早。从英国的情形来看，所谓的集体主义，仅限于字面意义而已，远不能代表当前产业中的状况。正如作家威尔·哈顿（1999）等人所指出的：要说英国目前的产业状况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它更加注重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利益的共享。这意味着，英国企业的经营者，首先要考虑的是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这种所谓的经营者与工人之间的十分微妙的“伙伴关系”，实在不能作为集体主义的一种形式。
我们在本章中也指出了，把小型工作团队和手工生产形式看成为团结协作关系的新形式所存在的问题。而且，采纳日本式的劳动组织模式，似乎也让人看不到推进这种团结协作行为的新前景。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的工会没有全国性的行业或产业组织规定，而更多地取决于不同个体企业的自身性质。批评者认为：日本企业工会的显着特征是，工会的领导层与企业的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十分紧密的，这就导致了日本企业的工会缺乏独立的公正性。多思（Dohse，1985）及其同事在研究了日本汽车行业劳动过程中的社会组织结构后指出，企业与工会的一体化和缺乏强有力的独立工会运动，反映出企业经营者与工人之间相应的权力地位的关系。他们发明了“丰田主义”一词来描述这种状况；不过，他们基本上把这种状况看成是福特主义的规模生产方式“在经营者的特权完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的延伸。因此，在多思（1985）和塞耶（Sayer，1986）看来，日本企业或公司的一体化，有利于劳动组织强制贯彻其所需要的管理模式；这种状况反映在日本员工所付出的劳动强度和速度上；同时也成就了日本企业典型的“零库存制”。从这一观点来看，企业一体化所导致的结果是：劳动者正在参与对自己的剥削。
小结
我们在本章中讨论了：在后工业化国家中，后福特主义的经济转型，推进了个人主义化或以个人为中心的行为模式的发展。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虽然在企业中也存在着小组协作的行为例子，但与原有那种以阶层和职业为基础的团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的形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来看，两者都有根本性的区别。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的协作行为，常常是不稳定且脆弱不堪，因为它们往往是企业或公司经营出来，而不是自然协调形成。
行业的团结、共同体的支持和工会支部的聚会等形式，已经由于企业强调了员工的灵活技能和专业特长而不断地受到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