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每一公民处身于法律范围之内，因而得到保护……今试将议会政体，与彼一度势将淹没文明世界之轴心暴政，做一对较，并试将法西斯哲学，加以分析，以发现其与诸君之哲学根本相异之点。此种对较与分析，或属饶有兴趣……今日德意志之所以成一暴戾之独裁政体，盖因其剥削受治者公开辩论之权利。法西斯主义者以为强力之优越，即可成为一个政府之合法条件与合理根据。彼等既以威迫诱惑使人民迷信其领袖绝无错误之可能，又复否论人民有权责问在位握权者之或有错误。反之，吾人身属联合国家者，则接受非难询问。容许抱持各种异见者享有讨论之权，务使各人心胸中潜伏深藏之一切思想，亦均得分析而权衡之。此则因吾人认其为“一种方法，比诸专制政体之最科学方法，可产生较良好之通常人类”……余向贵国伟大邻邦美国国会致词之中，曾谓为联合国家之共同利益计，不应纵容日本安然占有其在中国与他处所侵入之地区，盖日本正在利用时间，积存广大之资源，以继续轴心之侵略战争。在过去十二阅月，日本所强夺之物资其数量殊堪惊人。平均每个月运往日本之原料，计自中国长城以南之占领区者达三百二十万吨之物资，至吾东北四省，以及亚洲之其他部分，以供应其正在建设中之重工业。简言之，过去一年之中，日本为供给其武装军队之用，自中国强迫而夺去之原料，约计一万万吨。此一数字，尚不包括在中国占领区内日本军队所用之粮食。至于日本去年自马来亚运走之物资，约计六百万吨，以之与自中国夺取者相较，约为一与十六之比。由此更可见将日本逐出中国之为重要。日本正在继续加强其地位，为全世界凶恶之威胁；而且日本正在加紧榨取中国之资源，以对付整个联合国。
就吾中国而言，六年以来，不啻如一大磨石，紧套于日本军阀之颈上，且对于阻止日本，使不能利用其数百万武装军队以及工人于世界其他地方，已告成功。中国士兵，配备不精，吾人作战所持者轻军器耳、肉与血耳、斗志耳。
直至最近数星期以前，中国陆军即为小规模之反攻，亦从未有一种相当之空中掩护。最近在长江上游，中国陆军得到美国与中国联合空军队少数飞机之助，能将敌人之进侵击败。此一事实，完全证明吾人所持有者虽比较少，而所能成就者却比较大。然而中国以及联合国所遇之危境尚未过去。中国军民伟大之抗战意志，只赖不充分之作战配备为后盾，但不应使其所遭遇之艰难困苦，竟至超出人生所能忍受范围之外，诚以日本如果征服中国，其对于联合国家作战目的所发生之影响，将使人类文明遭遇类似天翻地覆之最大祸害。
加拿大一如中国对于联合国共同抗战，并无显着而动听之贡献。就此而言，余不得不谓英美两国之贡献，大都类此。然吾人应当领悟，决定胜利者，并非偶有之辉煌举动。惟有坚毅实施战略上预定之计划，加以共同努力，尽其贡献毫无吝惜之志愿，乃能于相持局面之中，获得最后胜利。吾人所应牢记不忘者，即对于最后胜利所尽之贡献，不应以其显着而动听与否，为一时估计之标准。
贵国民军经年累月所积聚作战之英勇；贵国所送往英国之大批粮食与军火；贵国使用贵国机场以训练联合空军；贵国对于作战努力，就每一人口平均计算，所生产之物品较任何其他联合国为多。凡此种种，均足表示加拿大努力作战、争取胜利之坚强意志……7月8日，蒋介石自重庆致电加拿大总督安思罗，为宋美龄访问加拿大时所受之盛意款待，表示感谢。蒋介石在电报中说：“蒋夫人于数日前返国，即以其赴加值得留念之旅行见告。阁下及亚丽丝公主之盛意款待，使内子旅途安适及愉快，中殊为感激。中与内子均望能早有一日，得欢迎阁下及亚丽丝公主莅临敝舍于和平之中国也。”同日，蒋介石又自重庆致电加拿大首相说：“蒋夫人返国后，即以其与阁下交换之有意义谈话相告。渠甚欣喜，以其发现吾辈间相同之处甚多，中望内子之访问，业已增强我两大国间同情与友谊之联系。对于阁下及贵政府所惠内子之盛情，兹愿乘此机会，谨伸谢意。中与内子特问阁下安好，并望早日能获有觌晤之良机也。”
宋美龄准备访问英国是英国邀请而动议的。丘吉尔反对在缅甸进行大规模的战役，同蒋介石有严重的分歧。在丘吉尔的眼里，战胜日本取决于海上而不是缅甸的丛林，也不喜欢看到美国、中国来分享夺回缅甸的荣誉，而且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部署，所以反对在缅甸进行两栖进攻。而当时驻英大使顾维钧考虑到“战后协作”，请宋美龄访英。顾维钧认为：“中国北方有个取得了胜利的俄国，不再对德国和日本担心，并且极力要使中国和盟邦疏远，如果我们不能维系英国的亲善和友谊，我们战后景况恐不会太乐观，甚至还会有困难和危险。美国的友谊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不够。即或无法劝说苏联和其他盟国进行战后协作，至少应该以形成ABC(美、英、中)核心为目标。不取得英国和美国的友谊以稳定和确保我们作为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中国很难指望有能力进行一项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的国内开发和建设计划。我们既需要美国，同时也需要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予帮助。”顾维钧又认为：“英国的政策从和平发展帝国的愿望出发，目标是在欧洲寻求一个军事强国做盟友，在亚洲也要寻求一个。”在顾维钧看来，中国需要靠英国，英国也需要找中国。为此，他专程从英赴美，和宋美龄商谈访英事宜。
1943年3月25日，顾维钧在美国旧金山会晤了宋美龄。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我见到了蒋夫人，我们整整谈了一小时。(若不是护士进来告诉她该休息了，我们还会谈下去的。)她躺在沙发上，显然在那天晚上的活动之后已经累了。她还是那样漂亮，娓娓健谈，总是具体而扣题。”当时宋美龄对访英有顾虑，一怕没有结果，二怕伤害印度感情，三怕“款待不一样”。加上罗斯福也向宋美龄“示意”：去英国之行不会有什么收获，因此可以不去。但是顾维钧一再解释：“英国也将同样热诚隆重地欢迎她，英国人民比英国政府更热情地希望她去。”于是，宋美龄“答应仔细考虑”。26日，蒋介石从贵阳电示宋美龄说：“访英问题，不必肯定，亦不必答应，观邱吉尔二十一日演词，对世界问题仍无觉悟，对中国观念毫无变更，将来政治似无洽商余地。如吾人此时访英，将被视为有求于人，否则，就只有为其轻侮，或反被其欺诈耳。”27日，顾维钧又见了宋美龄，“她告诉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仍然不知是否应该去英国……不管如何，她想和艾登谈谈”。
29日，顾维钧直接自华盛顿电告蒋介石说：“钧于二十四日飞往旧金山谒见夫人，商谈访英问题，细讨利弊，陈请夫人勉为一行，夫人意盼与艾登晤谈一次，故钧今晨飞华府，即往晤，悉艾登原亦盼晋谒，惜在纽约相左仅一日，现夫人正访美国西岸，逗留尚有日，而彼已定明日离美访加拿大，三日后即须回英报告，以此预约在先，势难抽身往谒，殊以为憾，惟深盼夫人能早日决定赴英，并谓英朝野愿以最崇厚之礼招待夫人，托钧代陈。”到了4月4日，孔令侃在饭桌上对顾维钧说：“蒋夫人由于我来到这里，已有七八成准备接受英国的邀请。”第二天，顾维钧又见到了宋美龄，顾在回忆录中说：“她秘密地告诉我，她现在计划在5月3日左右飞往伦敦。她打算取最短的途程，从北线飞往英国。她逗留的时间，准备不超过两周。”4月28日，顾维钧又去见宋美龄，“她谈到拟议中的对英访问，说身体一直不大好，荨麻疹更厉害了，也许根本去不成了”。5月5日早晨宋美龄对宋子文说“取消访英这件事”。宋美龄一再解释说：“若不是因为身体不好，她定会接受英王英后的邀请，她愿意保留邀请，却不肯作日后专程去英国的承诺。”顾维钧评论这件事说：“原因可能是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我不知道她是否和委员长充分商量过，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邱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我对两事均甚惋惜。我深知英国人也不愉快。”
参加开罗会议
1943年7月至8月间，苏联红军在打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并转入了战略总进攻，英美联军也先后取得了北非战役的胜利，击垮了意大利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捷克、挪威、丹麦、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发展。这一年8月，美军在瓜达卡纳耳岛消灭了日本全部守军，日军丧失了作战主动权，美军转入战略总反攻。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同盟国召开三国(中、美、英)首脑会议，讨论与中国和亚洲有关的重大军事、政治问题，包括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召开的十几次最高级会议中惟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
罗斯福的本意是召开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可是斯大林拒绝参加有蒋介石参加的国际会议，因苏联对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斯大林不愿参加对日作战的国际会议。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决定把一个会分成两个来举行：中国人参加，苏联人不参加的开罗会议，然后苏联人参加，中国人不参加的德黑兰会议。
1943年10月28日、11月1日和11月9日，罗斯福先后三次致电蒋介石，建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史称“开罗会议”。为此，11月12日，赫尔利以罗斯福特使身份，为就开罗会议预先交换意见而来到重庆，赫尔利除解释罗斯福的用意之外，并说明：关于亚洲问题，中英两国如有分歧，罗斯福可以第三者的地位从中调解。蒋介石对开罗会议的态度是，一方面，抱“无所求、无所予”。在11月13日和17日两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说：“余此去与罗、邱会谈，本‘无所求、无所予’之精神，与之开诚交换军事、政治、经济之各种意见，勿存一毫得失之见则几矣。”又说：“余此去与罗、邱会谈，应以淡泊自得、无求于人为唯一方针，总使不辱其身也。对日处置提案与赔偿损失等事，当待英、美先提，切勿由我主动自提；英、美当知敬我毫无私心于世界大战也。”另一方面，就中国方面对于将在开罗会议中提出的问题整理了一个意见：“甲、战略方面之主要提案：（1）反攻缅甸海陆军同时出动之总计划。（2）成立中、美、英三国联合参谋会议。乙、政治方面之提案：（1）东北四省与台湾、澎湖应归还我国。（2）保证朝鲜战后独立。（3）保证泰国独立及中南半岛各国与华侨之地位。丙、筹建战后有力之国际和平机构。丁、对日本投降后处置之方案。戊、中美经济合作之提议。己、对美租借物资之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