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美国之行
珍珠港事变后，反法西斯国家结盟，宣告要“打击共同之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半年内，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一直推进到澳大利亚附近。直到1942年5月上旬中途岛海战，日军大败，美军才由守势转为攻势。而中国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却打得很好，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到了1942年下半年，盟军在太平洋上展开了正面反击，日军开始节节败退，而中国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亦节节败退。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宋美龄赴美国乞援。
1942年11月，宋美龄乘坐美国陆军部提供的飞机赴美。宋美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赴美呢？一方面是因公，一方面是因私。
因公：首先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阵势起了朝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变化。中国战区的建立，对于反法西斯阵营是有相当大意义的。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说：“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干什么呢？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占领那些地方，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那将是日本和纳粹的大规模钳形攻势，在近东某处会合，完全切断俄国同外界的联系，瓜分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难道不会这样吗？”作为世界着名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罗斯福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看到了中国在这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确，当时三个法西斯(德、意、日)，中国是基本上抗击着一个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更深一层，罗斯福的主要想法是：“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大国，以填补日本留下的真空。他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缺陷，因为他曾向他的儿子承认中国‘仍处在18世纪’。尽管如此，这个拥有五亿吃苦耐劳的人民的古老大国是个地理政治事实，虽然它因长期治理失当而蒙受了挫折。罗斯福希望中国将来站到美国一边。”这就是罗斯福从长远打算，要将中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让中国依附于美国。所以罗斯福比较聪明地提出，如果中国将来起大国作用，就必须以大国待之。
尤其是1941年底，日本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纠集三个半师团7万多人围攻长沙。蒋介石在12月19日明确指出：“敌在湖北集中兵力，此为其牵制我援港作用必然之举也。”24日，日军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来势凶猛。26日，蒋介石认为：“敌军在湖北进攻，应加注意，彼此后若要保守南洋各地，则打通粤汉路为其战略所必取之举也。”31日，日军各路先头部队到达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带，并以其左翼的第四十师团向浏阳河畔金潭渡仙人市各地推进，其第六、第三师团向右旋回对长沙外围攻击。当时蒋介石还有信心地认为：“敌寇在湘北发动攻势，且月杪已逼近长沙，如能照余在南岳指出者切实遵行，则此次或可予敌以大打击也。”1942年1月1日起，日军向长沙猛扑，国民党守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始终沉着应战，同时岳麓山炮兵适时以火力支援，予日军以重创。鏖战四天，阵地岿然不动，此时日军攻势顿挫，国民党军队以10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死伤惨重，后路断绝，士气颓丧，乃于4日晚突围北窜。日军急调的鄂南援军又遭国民党军队阻击而几被全歼。13日，日军残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渡过汨罗江，至15日晚，新塘河以南日军残部即告肃清，恢复战前态势，是役打死日军5.6万多人。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蒋介石也十分得意地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
1942年5至6月间，国民党军队在浙赣线上抗击日军的来犯，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敌军以十余万之众，企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征而削弱其本土空中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象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期实已不远。”
1941和1942两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无比英勇坚韧的斗争，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诗篇。1941年作战1.4万多次，敌伤亡13万；1942年作战2.7万多次，敌伤亡近20万。
正是在中国抗战处在僵持而出现有利的形势下，宋美龄抓住这个时机，亲赴美国争取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原先，宋美龄对美国等盟国对中国抗战所采取的观望态度是十分不满的。她曾谴责过美国，也呼吁过美国，她说：“若是大家还是对现在横行中国的罪行视若无睹，这些灾难就不是不可预料的了”，“恕我直言，依我们的浅见，只要是签约国，就该在道义及法律上遵守义务，和其他缔约国一同抵制背约国。中国人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花这么大的功夫陈述其重要性，而真正的试练来临时，却又认为那算不了什么”。宋美龄这些活动并没有使美国的态度起变化，正如有人评论说：“蒋夫人在首次梦幻破灭的震惊之余，指出美国牺牲的不尽是理想主义；但是还是无人理睬。”现在机会来了，不仅中国抗战的地位而且中国抗战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了。宋美龄就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赴美呼吁，争取支援。
因私：抗战中巡视战地时翻车造成的肋骨与脊髓受伤长期折磨着她，《宋氏家族》一书中有一句有趣的文字：“外国人心目中所创造的这一新的偶像，或者说一对偶像，由于一位粗心的司机的缘故，险些在10月23日消逝。”到了1942年，宋美龄因操劳过度，尤其是她的皮肤因长久在外奔波，慢性荨麻疹又复发，在四川那种多雾的天气下，使她苦不堪言。鉴于这种身体状况，宋美龄决定赴美就医。
宋美龄的决定，当时许多人包括她的家人，都加以劝阻。不过，她毅然决然地坚持原来的决定。宋子文(任外交部长)在11月2日“通过海底电报向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要求拨一架专机给蒋介石夫人使用。据宋说，她病情严重，人家极力劝她到美国就医。宋说，如果这一次的飞行可以安排成功，中国政府想请欧文·拉铁摩尔陪她去，并说，蒋夫人一到美国就应立刻进医院，一切官方访问都要推延到她得到医疗之后。霍普金斯马上回宋子文说，总统听到蒋夫人有病感到极大的不安。目前正在采取办法，以便马上腾出一架飞机把她从重庆接到纽约”。霍普金斯把这件事转给马歇尔，马歇尔在11月5日告诉霍普金斯说：“有一架同温层客机将经过卡拉奇飞往中国成都。预定11月12日或以前到达，以便把蒋介石夫人接到我国。如果不受气候的干扰，飞机返回华盛顿的时间大约是11月18日。蒋介石夫人在机上有一位医生和护士照顾。机上座位可以允许蒋介石等一共八个人同行，如有新的发展我将随时通知你。”宋子文为这种迅速的安排向霍普金斯表示感谢，并说“蒋夫人将随带自己的医生和护士”。蒋介石是这一着棋的制定者，又是支持者。
1942年11月16日，蒋介石自重庆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此次内子之病，承蒙鼎力协助，得以提前赴美早日就医，私衷至为感谢。并得乘此访问阁下与贵夫人，代中亲致敬意，使中更觉无上愉快，一若与贵大总统及贵夫人晤聚一堂也。内子非仅为中之妻室，且为中过去十五年中，共生死、同患难之同志，彼对中意志之了解，并非他人所能及，故请阁下坦率畅谈，有如对中之面罄者也。余深信内子此行更能增进余两人私交及扩展我两大民国之睦谊也。”
宋美龄赴美，有点儿相似于“西安事变”时亲赴西安救蒋的行动。目的，是为了她那个阶级、那个集团的利益，为了蒋介石的利益；风险，不仅要克服晕机带来的难熬，而且要排除许多人的劝阻。
宋美龄走的时候的情形是这样的：“1942年11月某日清晨四时，一架从美国环球航空公司来的波音307型同温层客机‘阿帕切’号，在成都机场检修完毕，待命升空。机头灯光照见一队轿车驶上跑道，后边跟着一辆救护车。轿车中出来的有蒋委员长、美国第十航空大队司令莱顿·比塞尔将军，以及其他15名中美将校。从救护车中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蒋夫人，被小心翼翼地抬上了飞机。客机的机长科内尔·纽顿·谢尔顿过去曾在中美洲丛林地带飞行。这次为了一名神秘的旅客，他专程从美国飞来，但此时仍不知道乘者是谁。两名美国护士和美龄十八岁的外甥女孔令伟也上了飞机。于是机长谢尔顿奉命起飞。这架飞机从美国飞来的时候，越过南大西洋，穿过非洲和印度，一路上发动机常出毛病；南飞越过驼峰时，发动机在寒风中运转得却很平稳。这是第一架没有密封舱的四引擎飞机，而这次机上除蒋夫人一行和机组人员外，再无他人。因此，这是一次很舒适的飞行，然而，平时极为活跃的蒋夫人由于身体状况太差，整个旅途竟没有同谢尔顿交谈一句话。事先他得到命令不要跟夫人说话，原因不明。”
这架飞机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降落，宋美龄的身体已有恢复，便坚持要就地过夜。第二天，谢尔顿为了安全起见，换了一架C-54型飞机直飞纽约米切尔基地。美国驻华贺恩准将函告蒋介石说：“顷接华盛顿来电示知，尊夫人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晨抵达佛罗里达州之West Palm Beach。当时宋子良与宋子安两先生均到机场欢迎，一行预定于当日下午前赴纽约。”
宋美龄到达纽约，罗斯福总统派代表霍普金斯到机场迎接，并随即安排宋美龄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哈克尼斯医院。霍普金斯关于这件事写道：“蒋介石夫人否定1942年11月26日星期四上午九时到达米切尔飞机场。我事先安排要飞机只在军用飞机场降落，以便她的到达不易被人觉察，因为中国方面迫切希望不要在她进医院之前走漏消息。她的飞机实际上在1942年11月27日星期五下午2时到达。我迎接了蒋介石夫人，同她一道乘车到哈克尼斯分区医院，那里已替她包了整个第十二层的房间。”(当时为了保密而这样安排，但也足见其奢侈与排场！)“在去医院的路上，她告诉我，她想向总统清楚表明，她到这里除了医疗和休息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然而，接着她就谈起许多关于中国和美国的问题。
她首先告诉我，中国人听到美日双方在珍珠港事变前夜还在举行谈判的消息时，他们是多么的不安。每个中国人都害怕我们要把他们出卖，而她本人至少认为多亏我们几个人的干预，才防止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因此她对我们这些在政府中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路线并无论如何不要损害中国立场的人士表示深深的感谢。”她比任何人都有力地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对德国的战争和对日本的战争都可以取胜，但取胜之道在于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把日本打败。据我的推测，她十分愿意我们能去掉对德的压力。我不去同她作无益的争辩，只是告诉她，我想这样的战略是行不通的。她对于我们海军在所罗门群岛作战似乎表示异常冷淡，显然只关心我们在中国本部的行动。她十分强调要维持中国人民继续作战的情绪。她认为他们的情绪有两次达到过低潮，即珍珠港事变的前夕和缅甸崩溃的时候。”“关于缅甸的事，她明显地对英国人和我们都颇有批评，虽然她并没有讲得那样肯定。她认为，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就是强迫蒋介石把他的一个最精锐的师派到缅甸去，结果不久在那里惨遭覆灭。她说，蒋介石是违背自己的最后判断而做这件事的。”“很清楚，她不喜欢史迪威，而对陈纳德表示极端的钦佩。她用了很多时间解释《生活》杂志登载的一篇严厉抨击英国政府的文章。
她要我特别读一读这篇文章，以便了解她的观点。”“我告诉她，罗斯福夫人希望看看她，因此安排第二天早晨在医院里和罗斯福夫人会面。由于报界必定会得到消息，倒不如马上发布一条新闻。”
28日，宋美龄自纽约致电宋霭龄译转蒋介石说：“妹(二十七日)由机场进入HARKNESS PAVILION医院，当在机场迎迓有罗总代表Harry Hopkins(霍普金斯)陪至医院。彼即告罗夫人拟妹下榻后来访，并谓罗氏派伊招待，如有任何效劳之处，直接告知彼，当为办理一切。除表示申谢外，及告因航途辛劳，约罗夫人翌晨十时来谈。”
这件事的具体安排都是由在美国经营的宋家广东银行负责，经办人为宋子安的夫人吴继芸(系宋家广东省银行旧金山分行的Y.C.吴的女儿，有的翻译为纪容)。
她虽然患病在身，而且表过态，到美国“除了医疗和休息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宋子文给霍普金斯的电报中也说“蒋夫人一到美国就应立刻进医院，一切官方访问都要推延到她得到医疗之后”。但是为了赶快打开场面，她急忙会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会见霍普金斯，会见罗斯福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