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姐弟参与同日本“和议”
上海会战激战了近三个月，虽然日军占领了上海，但代价很大，不仅丢掉了有生力量4万多人，而且抽调了华北两个半师团，使华北战局起变化。在国际上也使对中国“观感一新”。为此，日本亦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就蒋介石来说，当然想借国际联盟的压力，迫使日本停战。在这种形势下，日本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经过日本找狄克逊、狄克逊找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再找陶德曼，再按这个顺序往返。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曼。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特密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有的书上有这样一段文字叙述：“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r.Oskar Tmann)立刻从汉口回到南京晋见委员长夫妇。这场未经官方证实的会面十分的着名。据说陶德曼大使被引入夫人的工作室，坐在书桌前的她热诚地接待这位多年老友。陶大使有些不自在的和夫人闲话片刻。然后将一张德国政府的意见书放在她桌上。‘夫人，你了解这并非我个人的意见。’他说。夫人静静地将意见书放在一边，答道：‘我想也是，你的孩子都还好吧？’”在第一次接见中，蒋介石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没有让步。12月2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蒋介石表示“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骤然间增加了和谈的条件，并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限死蒋介石在年底答复。26日，陶德曼将这些条件交给了宋美龄与孔祥熙(因蒋介石患病)。宋美龄与孔祥熙对此感到惊恐。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这次秘密和谈，一直拖到1938年1月16日宣告无结果而收场。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上说：“陶德曼带着委员长决不妥协的回答回到汉口：
只要日本对中国以武力相向，就绝无谈判的可能。”这显然言过其实，最后秘密和谈未成这是事实，而为什么未成呢？并非蒋介石“决不妥协”，是买卖的价钱谈不下来，故此告吹。也就是说日本要求的条件较高，同蒋介石与宋美龄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矛盾。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倭寇此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
其间也传出了宋子良与日本人谈判的消息，果有其事吗？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初，日本方面有一部分人以为只一个回合就可使中国军队订立“城下之盟”。虽然日军连连攻陷了中国的重要或沿海城市，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很快破灭。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民族抗战的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对解决事变的方策从武力第一转变为重视政治策略。从1939年秋季开始，日本在进行与汪精卫建立和平政府之工作的同时，又另外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桐工作”是此间日本帝国主义与重庆直接进行和平谈判活动的代号。这一项工作的中方主角之一据说是宋子良。
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对“桐工作”作了这样的记述：当时，日本海军全面封锁了大陆沿海地区，香港已成为重庆政府唯一的对外联络线的基地，成为各种机关和要人的集中地点。因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中佐(他名义上是日本驻香港的武官)，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
铃木中佐到香港上任时，历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虽然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兄，当时与政府不能相容，他和次弟宋子良等兄弟一同住在香港，宋美龄也时常乘飞机从重庆往返。
铃木由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斡旋，提出要和宋子良会见。但宋表示：政治行动必须特别得到其兄子文的同意，以此为理由，一度予以拒绝。但到了十二月下旬，宋又表示希望会面，铃木认为：宋开头回绝，后来又要求见面，从这种态度来判断，大概是反映了宋子文或重庆政府的意向。
事实上宋子良也说他显然没有对日本谈判之类的政治权限，但因为他充分得到宋美龄的支持，可以暗中活动，把日华两国政府的意向向双方转达，使联络易于进行。
宋子良以前做过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当时以西南运输公司主任的名义，住在香港。
后来，铃木同宋子良来往了几次，在由宋提议的第一次会谈时，宋表示了如下的要点：“倘使日本是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的。重庆政府有和平会谈的准备，因此希望日本在承认汪兆铭政府之前，认真同重庆政府协商。”
“中国方面为了和平是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的，但不管怎样，日华两国在开始谈判前必须休战，而且日本必须保证撤兵。”
接着，在第二次、第三次会谈中，宋听了铃木的说明，表示已经消除了一个误解：把一九三八年年底的第三次近卫声明仅认为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宣传姿态，并同意这是在实际上已经决定了的日本的最高国策，因此约定于最近赴重庆，通过宋美龄转达给蒋介石，但强调说，重庆政府同汪兆铭合作这类事是绝对难以设想的。
我在青岛会谈后回到南京，应铃木的要求，二月十日从南京出发，经过广州匆匆到了澳门，铃木中佐到该地迎接，二月十四日结伴进入香港。
为了保守秘密，我们照以前一样，对外用“满铁”工作人员佐滕正的名义住进了铃木中佐的宿舍。后来在台湾拓殖公司经营的东肥洋行会客室中，才第一次把自称为宋子良的那个人介绍给我。我们初次见面，他果真宋本人吗？
当然不可能断定。这人四十岁左右，白皮肤，身长不高，约五尺二三寸，英语流利，手里时常拿着雪茄烟，态度很有礼貌。
宋子良同铃木的居间人张治平，当年我在北京大使馆武官室任职时，他就在冀东政府工作，曾经是北京的新闻记者，这次的奇遇使我吃了一惊。不过，原来只是相识，我毫不了解他的历史和性格等。当时，宋的建议是这样的：“希望在举行日华两国政府正式和平会谈前，二月底首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秘密代表各有三人出席的圆桌预备会谈，讨论和平条件。”
“重庆政府对于这次的秘密讨论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它的代表都携带着委任状。同时，宋美龄也预定前来香港，从侧面进行援助。”
张治平英语讲得很好，据他说，他曾经在牛津大学读书，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时代起就与宋子良认识。我们姑且依照张的讲话相信他是宋子良，万一宋即使是另外一个人，既然重庆政府让他携带着代表的委任状，那么，目前也只好抓住与重庆方面的这个联络线索，寄希望于这事的进行，所以接受了对方的建议。
这次和平路线命名为“桐工作”接着，自称为宋子良的人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在香港参加了中日之间的会谈。日方代表有参谋本部第八课课长臼井茂树大佐、铃木和今井武夫三个人，中方代表除自称的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和前驻德大使馆参事、时任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共三人，另以侍从次长陆军少将张汉年为预备代表，以张治平为联络员，派遣到香港。就在会谈期间，日本方面秘密地对宋子良的来历进行了调查。据今井武夫回忆说：自从去年十二月铃木同他开始会见以来，在我们周围找不到以往和宋子良相识的人，因此更扩大范围，探寻同他有过交往的人，但因为属于秘密事项，难于公开向中国方面明讲，得不到积极的协助。不得已，姑且信赖张治平的介绍，但第一次秘密会谈时，陈超霖和章友三两人都带来了身份证明书，唯独宋子良一人却不曾携带，而且看他在会谈席上发言的情况和地位的比重，也使人感到有疑问之处。
还有，关于宋子良的能力，中国人是有一些传闻的，同这个实际的对手比较起来有优劣之别，更加深了我们的疑问，正好利用半岛旅馆会谈的机会，想彻底追查清楚。
从而，安排了一些从中国事变前起就认识宋子良的中国人，在第二课参谋冈田芳政中佐等努力之下，或者收集情报，或者查阅文献，但没有任何可以下断定的材料，很不容易辨别。
这一次，趁着半岛旅馆会谈的机会，铃木在不使他们察觉的情形下，秘密地从门锁的洞眼中拍摄了宋子良在会谈时的相片。
十八日我乘“白银丸”从香港出发，在船中对参谋本部派来联络的门松少佐说明了情况，经过广州、台北，二十一日回到南京。
我立即把从香港带来的宋子良的相片拿给汪政权的陈公博、周佛海等许多中国要人看，周说虽然相像但更像宋的弟弟子安，陈说不像。还有四明银行的吴启鼎也说像子安。其他人的意见各式各样，依然不能决定，终于得不到解决的方法。
当时得到情报说：有一个重庆政府派到香港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俗称蓝衣社的香港地区负责人，名叫王新衡，与蒋介石是同乡，生于浙江省奉化，他很受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信任，年三十六岁，白皮肤，身长五尺二三寸，这个人似乎就是我们谈判的对手。我们也觉得单单根据相貌来看，这个人的相貌比起宋子良来，更和这个实际的对手相像。
总之，自称是宋子良的这个人的真伪，当时难以明白断定，但这个人同蓝衣社的关系似乎特别密切之点，可以从会场周围的警戒情况以及吐露清洗和平反对派的秘密和其他方面来判断，有充分可以肯定之处。至于他们与重庆政府的中枢要人有直接联系一点，从陈和章提出的身份证明书，从他们在重庆和香港间乘飞机随时往返联络，或是从他们在会谈席上充满信心的回答情况等等，可以推测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