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去红场拍摄，刚下车，就见一位年轻高挑的俄罗斯姑娘不停地四处张望，看见我们肩扛手提的一堆人，立马向我们走过来。有过前面的事，俄罗斯国家新闻局专门派出了工作人员陪同，这应该是我们使馆经过协调后的结果。姑娘刚作完自我介绍，一个体魄健壮的中年男人，长得很像施瓦辛格，穿一身便衣，站到了她的身边，姑娘说他是克格勃的。摄制组立马紧张起来，但中年男人脸上一丝微笑，表明了友好。我们在红场被允许拍摄一小时，这期间，这对壮男靓女始终保持着警惕，紧紧地跟随着我们。当红场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施瓦辛格”居然提出让我们进入禁区拍摄列宁墓，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他把我们领进紧贴着红场红墙的一个地方，向门口一位持枪的岗哨做了交代，就见那个岗哨“啪”的一个军礼，然后打开铁栏，让我们进去拍摄。这里，除列宁墓外，埋葬着逝去了的苏俄高官，都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物。“施瓦辛格”介绍说，这里还有两位中国人，一位姓张，一位姓王，但是他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接着他又提议我们拍摄“长明火”，这是俄罗斯民众悼念无名英雄的一个地方。我们从列宁墓出来，经过一个安检口，一拐弯，就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正向无名烈士墓献花。一层层的鲜花围绕着“长明火”，非常壮观。伊戈尔说这些花都是俄罗斯百姓自愿献上的，每天都有人来，所以花永远是艳丽的。我不禁对俄罗斯民众产生了深切的敬意，同时对“施瓦辛格”的举动稍有困惑，因为从斯大林别墅的冷峻到红场的热情，毕竟是个大转弯，我又想到这一定是我们使领馆的功劳。
有趣的伊戈尔，在俄罗斯拍摄的外景所涉及的时间和区域跨度都很大。王稼祥在俄罗斯的历史，最早的要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在我们寻访中，很多地址有的更名有的搬迁，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拍摄难度。细心的老朱为我们特地找了一位俄罗斯司机，他就是伊戈尔，莫斯科人，今年50多岁。第一次见到伊戈尔时，他正认真地低头看地图，而事实上，他自己几乎就是莫斯科的一张活地图。他指指胸前的徽章对我们说：“我是老布尔什维克，选我当司机，算你们找对了人。但在莫斯科，谁也不敢说，自己认识莫斯科，因为莫斯科实在太大了。”他拿起地图说：“这个小圆圈代表城市的中心点，一圈有16公里。这个大一点的圆圈，代表城市，一圈要走60公里，你能说自己认识莫斯科吗？”眼神中流露出几分得意。
伊戈尔甚至知道克里姆林宫的最佳拍摄角度，哪座桥最适合拍摄莫斯科河，哪里有典型的俄罗斯建筑，哪里能拍到莫斯科全景，哪里的夜景最美。即便是王稼祥1925年就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1928年就读的红色教授学院，伊戈尔也会毫不费力地帮你查找到。但当我问到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办公地，他却一脸茫然，说无论作为“老布”还是“老莫”，他均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言外之意，要么拆了，要么你们搞错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但这在我们片子的历史还原中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面包会有的，粮食也会有的。”说话的是随行的翻译小李，这是个热情而又机灵的小伙子，5年前来莫斯科留学，主修俄罗斯历史，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对我们这次拍摄，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了翻译之外，也帮助我们查寻资料。见大家开始犯难了，小李马上拿起手机，拨通了他的导师——知名的俄罗斯汉学家的电话。汉学家只知道当年的办公地还在，但确切的位置无法提供。一个星期以后，伊戈尔开车带我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幢三层的办公楼前停下来，然后神秘地笑着，大家十分诧异，他手一指：“微笑吧，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办公地。”欢呼声随之而起。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罗高寿，“我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前驻华大使、着名汉学家罗高寿见到我时说的第一句话，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采访罗高寿的地点是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会客厅。这位中苏外交史上的传奇人物，有40余年的外交生涯，本名叫伊戈尔·罗加乔夫，连续出任驻华大使达13年之久，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中国。
罗高寿第一次到中国是1932年，那时他才出生1个月。他父亲老罗高寿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工作，也是汉学家，曾翻译过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鲁迅和老舍的作品，这对罗高寿选择研究中国问题和学习中文起到了决定性影响，包括他的中文名字罗高寿也是父亲传下来的。
提起亲身经历的中俄关系史，罗高寿谈兴特别浓。他说，自他1992年担任驻华大使以来，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亲身参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起草。“我同中国同行多次讨论过这个条约的构想。在得到两国领导人的批准之后，我们在谈判桌上谈了很长时间，认真起草每一个条款。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过程。”他清晰地道出条约的签署日：2001年7月16日。
罗高寿告诉我：“我永远记得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的外交事件。回忆过去就会明白，如果多一些克制、善意和忍让，少一些教条主义，60年代初发生的许多问题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两国关系蓬勃发展的时候，在各种会晤、访问的繁忙工作中，只要时间许可，我就会努力去感受中国的变化。我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京剧是我百看不厌的，最喜欢的是《三岔口》。”
谈起第一任驻苏大使王稼祥，罗高寿说：“王稼祥在中苏双边关系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任大使时，毛泽东也来了，他参加了所有斯大林与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其他领导人的会见、谈话。王稼祥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
毛泽东的手很宽阔很柔软——季塔连科，米哈伊尔·季塔连科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全俄汉学家协会主席和俄中友协主席。采访放在俄罗斯社会科学院远东所季塔连科办公室。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中国字画，其中一幅“俄中友谊，源远流长”的书法，最为醒目。会议桌上摆放着中国的工艺品，有景泰蓝花瓶、青铜编钟和兵马俑以及各种玉雕、瓷器和双面绣猫，还有赴俄罗斯访问的中国代表团赠送的纪念章和徽章。
季塔连科能说流利的汉语，尽管其中常常要夹杂俄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他告诉我们，他出生在距莫斯科约五六千公里远的一个叫做阿带的农村。在小学六年级时，也就是中国解放战争期间，季塔连科买了一张“世界政治地图”，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的城市用红铅笔标出来，并把苏联广播和报刊的有关报道搜集起来，向同学们作介绍，于是就被称为“年轻的中国问题专家”。季塔连科谦虚地说：“这并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苏联了不起。
我们从小就受到了系统的国际主义教育，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于国际问题都很重视的，中国革命是苏联人民最重视、最敬佩的事情。”
让季塔连科引以为豪的是，1957年和毛泽东握手的情景。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饭店举行了欢迎宴会，也邀请了苏联留学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和他们一一握手。季塔连科清晰地记得，毛泽东的手宽大柔软，周恩来的手握得很紧，刘少奇握手非常用劲，就像一把钳子那样，很有力量。说到这里，季塔连科不禁笑了起来：“回到宿舍，我们用毛巾把手包了起来，舍不得洗。”
“你是掌柜的”——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是世界上着名的汉学家，在俄罗斯有“学术教父”之称。初次见到他，也是在季塔连科的办公室。一件风衣让他显得很飘逸，手持一根拐杖，又显得十分精干。当老朱介绍我是《中国大使·王稼祥》的导演时，齐老冷不丁地用汉语说了句：“掌柜的。”
第二天，我们到齐老家采访。齐老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高知楼里，那是一座斯大林时期的建筑，看上去非常坚实，像这样的大楼，包括莫斯科大学和外交部大楼，整个莫斯科只有7幢。齐老住在9层，150平方米的房子齐老一个人住着，他的妻子和子女共8位亲人都相继去世了。他的家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收藏着世界各地的艺术品，最多的还是中国工艺品。正当我兴致勃勃地欣赏着这些艺术品时，齐老又冷不丁地说：“你是女人，你要招待客人。”我只好给每位来客斟上茶水。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采访了。”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女儿，这种吩咐有种说不出的亲切。在齐老的回忆中，中苏建交时的细节和过程历历展现，我们像听大书一样听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故事，尤其是1949年10月1日他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和苏联承认新中国的全过程。那敏捷的思维、清晰的表述、简练的语言，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这是个93岁高龄的人。
“我是你们的朋友”——列多夫斯基，和齐老一样，列多夫斯基也迈过了93岁的门槛。根据我们的采访提纲，列多夫斯基竟然认真地准备了整整10页的稿纸。采访那天，他还特意穿上他当大使时的服装，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并且对我说，他要作一个发言，结束后你觉得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提问。
列多夫斯基是三四十年代苏联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他亲历了解放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全过程。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担任一秘的列多夫斯基正从北平赶到南京。“5月24日，解放军过江，我们赶到江边，手中拿着小红旗，去欢迎解放军。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同志到南京来了，我们的中国同志。当时，他们不认识我，不知道我是苏联人，就发生了误会，骂我洋鬼子（他做了一个滚出去的动作）。他们的敌人是美国人，所以看见白人都认为是美国人，洋鬼子，滚出去！”列多夫斯基笑起来：“我不是洋鬼子，我是苏联人，我是你们的朋友。”
莫斯科不仅是王稼祥心中的“赤都”，它在我们采访到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心中也永远是“赤都”。时过境迁，往事如烟，打开被时间尘封的历史，追寻王稼祥当年足迹的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个全新的俄罗斯。
送走俄罗斯摄制组，韩蕾突然找我，说吴建民办公室来电话，一星期后吴建民去法国参加国际展览局的一个会，她必须随行，要不就没有时间跟踪采访这位“国际飞人”。韩蕾面有难色，她知道，在一周之内要完成新闻采访所有的出国手续，这是不可能的。她说她问过外交部帮我们联络的官员，得到是同样的回答。怎么办？我和主编崔予缨直接冲到省外办主任那里，求他现场办公，竟然通过，又冲到外宣办如法炮制，竟然又通过，一关关，都是一盏盏绿灯。在出发的当天，韩蕾拿到了签证和机票，看了半天不相信。我说走吧，她还问真的假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中国大使》的如期完成是因为有很多部门和很多人的支持。
一周要办妥所有的因公签证，连外交部都说“没有过先例”，我就根本不抱任何希望了。当时我正在广州，没想到亚妮动用了所有“非常规应急预案”；崔予缨每天西装领带，鲜亮得跟新郎官儿似的，出没于政府各处室之间；做行政的陈大姐骑着自行车东一趟西一趟……奇迹就这么产生了！这四个字死活要送给亚妮：“神通广大”。
脸也没洗就去拍大使了
到戴高乐机场是当地时间凌晨5点，来接我们的司机小曲一看到我们就傻眼了，这么多设备！在机场门前大动干戈了好一阵子，终于把我们连人带设备像沙丁鱼一样罐进了他的罗孚车，把门顶牢。从大巴黎到小巴黎再到十三区，整个巴黎还在沉睡。我们先在酒店对面的“早点铺”里吃牛角面包，等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开工，因为我们到来的时间还太早。
这家酒店在中国可是大大的有名，Holidayinn（假日酒店），都是四星、五星的，可是在巴黎却很小很旧，还没有我们台对面的“银星”大；电梯很小，每次停时使劲一顿，我都差一点跪下去。为什么一进中国“档次”就高了？
终于等到服务员出现在小小的柜台后面，一问，要等到中午12点才能办入住手续，现在还不到8点！看着天边开始透出鱼肚白，我们决定先把不用的东西寄存，马上开工，去拍“巴黎的早晨”。
小曲把我们送到最近的一处标志性建筑——巴黎圣母院，刚刚露出头的太阳映照着哥特式的钟楼，塞纳河沐浴在晨光中，天空澄碧如洗，肥硕的鸽子悠哉地迈着绅士步，旁若无人地到处溜达，旁边就是着名的“左岸”……拍完这一组镜头，我们才突然感到特别冷，巴黎的早晨还是有一些凛冽的。
9点钟，我们到了位于乔治第五大道的中国大使馆，跟大使秘书和新闻处参赞落实好采访日程后，一问，赵进军大使正在楼上办公，便询问可不可以拍大使工作的镜头。新闻处的黄参赞感到很意外，因为知道我们刚到巴黎还没住下，没有采访安排。我说：“闲着也是闲着。”其实一天一夜了，我脸都没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