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的性别差异与子女养育
对于子女养育过程中休闲作用的研究揭示了性别的差异。尽管从为人父母之日那天开始，父母的休闲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男性和女性受到的影响却不同。这种影响反映了家庭休闲经历受制于不同性别和家务劳动的分工。Larson，Gillman和Richards对家庭休闲中父母不同的主观经历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家庭和以家庭为基础的休闲对父亲有积极影响；至于母亲，他们虽然也有积极的经历，却承受负面经历。后者指的是母亲“不得不参与的”家庭活动……主要是家务跟看孩子。
休闲的性别差异和子女养育：休闲和母亲
子女养育和女性广义上的休闲经历之间的关系在20多年来的休闲研究中已有所记载。女性获得个人（休闲）时间能力较低，反映出她们对家庭义务环境中个人需求优先权的意识不足，这一点在孩子尚依赖照料的母亲身上尤为明显。Gilligan（1982）也把这一点归因于广为人们接受的“照料伦理”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女性以她们照料儿女的本领和活动来评价自我价值。从很多休闲研究者倾向于接受这一角度来看，注重个人需求被认为是自私的；注重他人需求则受称赞。Kay（2003）认为女性在家里比她们在工作单位中失去自我的情况更加严重。她们在工作单位中作为劳动者的地位更加正式，这使她们不必接受家庭亲情带来的有侵犯性要求的影响。Harrington，Dawson和Bolla认为，女性“永远有照顾他人的义务”这种主观感觉非常普遍，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女性的休闲。
作为母亲和／或伴侣能够提供“一种内容丰富的休闲环境，有利于自我发展、快乐和个人满足的获得”，有利于和伴侣、孩子们一起共享家庭休闲时间，可是与此同时，与照料伦理相关的要求常常会导致女性失去休闲和失去自我的感觉。另一方面，研究表明，有个人休闲机会的女性能够获得积极的收益。Bialeschki和Michener（1994）说明参与休闲为女性提供了机会，使她们能“注重自我”。对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德国母亲进行了研究，他注意到参与体育运动对培育自我的重要性：“我要做自己的事情”。Freysinger和Flannery发现女性“几乎毫不例外地”把个人休闲界定为一种自我确定和对自我的自由表达，Standing发现寂寞的母亲们“把休闲界定为拥有自己的时间（和活动空间）”。
对女性休闲和家庭关系的研究表明：
家庭义务是许多女性休闲的最大制约。
强烈的“照料伦理”抑制女性，使她们不可能把自己的欲望置于家庭之上。
虽然重视家庭休闲，女性把个人休闲界定为拥有自己的时间。
休闲的性别差异和子女养育：休闲和父亲
与休闲与母亲的关系相比，对休闲和父亲的关系的研究甚少，但还未完全忽略。研究者如Baker，Daly和Dyck，Harrington，Jenkins和Lyons，Kay，Such最近的研究显示，休闲在男性养育子女的行为中尤其突出，同时也存在于祖父辈中。Harrington引用了Russell在20世纪80年代对澳大利亚父亲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父亲每周平均有9个小时陪孩子玩耍或者有80％的活动是与孩子们一起的。与母亲相比，父亲通常带着孩子进行“户外运动及娱乐／有趣的游戏，较少在家里玩传统游戏、读故事”得出这样的结论：母亲更多地照料孩子，父亲则参加活跃的游戏。Such发现男性和孩子们一起玩有趣的反应性活动的这种趋势，她把父亲养育子女的方式描述成“一种以休闲为基础的养育”方式。这与母亲形成对比。在母亲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也比较“像是在工作”。
休闲研究圈外的一些作者把休闲作为研究对象，以了解父亲养育子女的过程。
Marsiglio，Roy和Fox从家庭研究的角度出发，使用了“父亲养育子女的境遇性”这一概念来考虑父亲养育子女的物质空间。他们提请人们注意，父亲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室内和户外的各种体育运动。Larossa（2005）从相似的学科角度记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父亲和孩子们在后院玩“抓捕”。对许多人来说，这一活动象征着他们和子女关系的经历和记忆。他引用了Kennedy的描述：“玩‘抓捕’的感觉，那么纯洁，那么有象征意义，又那么有美国特色”，结论是该游戏“对美国的父亲养育子女有着不可或缺的社会含义”。
男性通过体育和其他形式的休闲活动和孩子们打成一片，这反映了提倡“参与式”父亲养育子女方式在西方民众中盛行的思想观念。
人们期望男性能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这给父亲自己的休闲带来影响。发现，男子在向为人父过渡的时期中，往往会失去休闲自主权和选择权。在Such对双职工父母的研究中，许多父亲部分或完全地不再承担以前的义务；他们认为，独立的、自己决定的休闲与他们作为父亲、伴侣的身份不相容。虽然休闲有利于父亲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系，但由于人们期望父亲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一起，便可能会限制男性获得自己的休闲。
对休闲和父亲养育子女的研究显示：
休闲是父亲和孩子互动的主要环境：占据男性和孩子在一起的大部分时间，比占据母亲的时间多。
通过休闲，现今“参与式”父亲养育子女的观念强化了父亲和孩子们的联系。
父亲养育子女的义务制约了他们获得个人休闲。
休闲和家庭伙伴关系的背景：休闲和夫妻时间
对母亲休闲经历的大量研究，以及现在不断增加的对休闲和父亲在养育子女中的作用的研究，使家庭生活和养育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休闲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
养育子女不是父母全部的家庭生活。本章研究的是休闲在男女伙伴关系中的作用，首先集中研究家庭环境对父母共同参与的“夫妻”休闲的影响。下一章节将研究夫妻之间的协商对男女双方获得个人的休闲机会的影响。
考察家庭环境和夫妻休闲时间关系的研究进行得很少。Thorpe和Daly发现孩子对父母的时间有着优先占有权。Daly和Dyck对北美家长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认识。他们的研究充分显示，满足孩子的需求比夫妻时间更重要。这同Coakley（2006，即将出版）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在北美，家长有义务“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关心孩子的行踪和活动，这种对家长的期望是“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家长才算得上养育子女的好家长。
这些制约夫妻时间的因素所带来的后果尚不清楚。回顾之前的文献，Daly和Dyck指出，尽管一些研究表明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对婚姻满意度有重要意义，其他研究者认为夫妻实际共同相处的时间，包括共同的休闲时间，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是有限的。但Gottman和Silver发现，健全的婚姻要求有足够的相处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解决经常出现的生活矛盾，夫妻之间的问题会变成“难题，然后变成危机”。
Daly和Dyck近期的研究考察了夫妻时间是如何在家庭需求的环境下变通的。他们关注北美的父亲们是怎样与伴侣一起协商夫妻时间的，包括提出和计划夫妻时间的过程，处理对自发行为和浪漫氛围的期望，安排对孩子的照料。他们发现要求夫妻时间有两个目的：增进夫妻关系，恢复个人活力，以增强有效照料子女的能力。对于父亲来说，伴侣和家长这两种角色常常会混淆：作为伴侣，他需要努力找到夫妻时间，但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变通做家长的义务。Daly和Dyck着重指出，家长在考虑这些义务时“始终，在各方面”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这种文化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提醒，很多夫妻因此在面对共度时光中出现的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挑战时，感到无助。“他们可能需要把‘孩子需要永远放在第一位’这一自觉的立场跟‘支持夫妻关系，它是满足孩子深层需求的一种方法’这一看法明确地放在一起考虑。”
与家庭休闲的某些其他方面相比，尽管没有那么多考察夫妻休闲的研究，但是数据已足以显示：做父母的义务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夫妻共享休闲的时间。
这些制约存在着重要的观念因素，反映了现今家长必须把孩子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思想观念。
帮助孩子们得到“合适”的休闲机会，越来越成为家长义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休闲和家庭夫妻关系：获得个人休闲
休闲研究说明，家庭中男女双方的休闲不仅受制于家长养育子女方面的要求，而且也受男女双方协商的影响。男女形成伙伴关系的时候，双方都把休闲看作是他们个人自我身份展现的重要领域。但他们在获得休闲经历的能力方面有所不同：男性比女性更有能力在亲密关系中保留个人活动。微观上，男性把休闲看作异性伴侣关系中个人身份表达的重要领域，他们似乎比较善于在日常生活中把休闲放在重要地位。Anderson（2001）对父母家庭活动假日经历进行的研究表明，很明显父亲比母亲更明确注重个人需求：父亲认为家庭假日是“个人”假日，母亲则把家庭成员的满足放在首位。Dryden（1999）讲述了一位男子在所谓“家庭”假日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故事。尽管全家在海边的房屋里住了整整一周时间，但父亲却只在最后两天才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在这位男子看来，“我是为自己去的”，因此决定“要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时间。他认为和家人在同一个城镇就已经足够了，等于“和他们在一起”，早上到达后，看到他们一切“安好”，他就离开他们，花两天时间满足自己观鸟的兴趣。
在这样的描述中，男性表现出比女性更强烈的、追求个人活动的权利的意识。
Desaulniers和Theberge对男女双方都想减少取酬工作时间的原因进行的研究也充分反映了这种反差。女性想减少工作时间主要是因为“有其他事情要做”（47.1％），大多数男性则是因为“有其他兴趣爱好”（57.5％）。他们的发现显示出如果有更多不受约束的时间，女性会将用来履行义务，男性则投入到自己的活动之中。Such（2002）分析了14个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方式中的休闲，考察了男女双方通过互动构建休闲的情况。她的发现证实，尽管有不同程度的来自妻子的阻力，男性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自己喜欢的活动。许多情况下，男性的休闲被认为是无协商可言的：“这是他的事，是他自己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