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原住民环境下寻求意义的例子，Lopez等人强调精神信仰的作用，并提出“美国原住民的精神信仰涉及相信世上万物皆有联系，值得崇拜”。引导原住民生活的，往往是在相互关联的思想、行为、大自然之间寻找和谐和平衡。因而，过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在个人、社会和自然环境下，保持和促进家庭、家族、部落和社区的平衡”。
Balsam等人研究了美国印地安和阿拉斯加成年原居民，包括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和两种精神信仰者，并提供证据表明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精神实践（如，每日祷告或冥思、帕瓦仪式、纪念盛宴和典礼）能够作为缓冲，抵御他们所经历的压力。另外，Thompson和Gifford提出在原住民语境下，“通过和家庭、社区、土地和过去的实际和象征性的联系，家庭社会系统（家庭里积极角色，如，准备和分享‘家庭食物’）和社区社会系统（社区的积极角色，如维持同大家族和环境的联系）能够保护个人，降低个人的脆弱性”。
在《休闲与女权理论》一书中，Wearing通过讲述澳大利亚原住民妇女的生活体验来探讨她提出的“休闲空间”的观念。她认为：她们通过读书、写作、诗歌、艺术、音乐和同其他妇女对话等活动为自己创造空间。这些空间对她们来说不只是为了扩展自我和与他人交往，更是一种生存方式……把“个人空间”作为休闲概念既包括了对殖民地妇女来说非常重要的个体、自主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也包括了和社区的关系。它甚至包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
Wearing提出，虽然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并不使用休闲这个字眼。但是，“作为对她们有意义的物质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和社区的空间，休闲已经融入她们的日常生活”。她引用好几位原住民作家关于缝衣、手工、讲故事、诗歌、绘画以及使用幽默和大笑等活动的评论。这些活动为个人或集体提供空间，确认自我价值、自立、自豪和自己的力量；释放压力和紧张情绪；获得社区精神。此外，Wearing指出，开始于个人空间的活动如诗歌、艺术、原住民音乐和原居民舞蹈，拓展成为“政治工具，让原住民妇女的呼声在公共领域里响起，让她们的需求受到重视，让公众行动起来”。
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McDonald和McAvoy指出原住民的休闲既同原住民所普遍持有和珍视的世界观密不可分，也深刻反映出这些观点。根据McDonald和McAvoy看法，这些世界观包含下列部分：①笃信生命的神圣性，强调个人、社区和自然的灵性；②所有创造物之间的互相关联和互相依存关系，他们也都珍视和谐与平衡；③增强所在地意识，即自己和大地／环境的联系；④通过文化仪式和传统展现生命轮回模式。McDonald和McAvoy接着承认这些世界观“完全也能在休闲中找到”。例如已经发现，原住民的舞蹈、音乐、体育、艺术、宗教和信仰活动与上述世界观有相同的内涵。
福克斯在本书中也谈到“原住民世界观的活动与部落、家庭和生态关系、精神信仰和实践、自治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此外，在原住民中，所在地的中心作用和意义不应被忽视。这一点与依靠自然景观的娱乐和旅游业有关联。在案例研究中，他们使用档案文献和采访，调查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原住民对公园地块的感情，McAvoy，McDonald，和Carlson发现原住民“对他们的所在地有着深刻的感情，也相信这些所在地的象征和精神意义……相信所在地对他们生活方式、环境和所感知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具体地说，生命和大地的灵性以及原住民的集体倾向被提升到生命的各个方面——包括休闲——必不可少而且无所不在的地位。同样，福克斯等人认为，“休闲是原住民文化不可分割一部分，不能和原住民息息相关的精神、文化、社会和物理联系分离开来”。
全国原住民游憩圆桌会议于2000年2月在加拿大的马斯科沃琪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了解原住民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采用全面整体方法，探索如何用游憩和休闲来保护原住民游文化、促进平衡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正如《马斯科沃琪宣言》明确指出，圆桌会议代表认识到休闲和娱乐对原住民的健康、康乐、文化生存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对解决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原住民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如，贫困、健康的担忧）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
前面的文献说明在亚洲、中东和原居民三个文化语境下，休闲是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要素或者一个促进因素。鉴于休闲的全球和国际性质，本章将探讨在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尤其在非西方／非主流语境之下）的休闲与生活质量。笔者不仅将采用不同国家的案例来进一步论述休闲的性质和生活质量，而且还将注意独特的个人特点和认同，包括那些残疾、患有慢性疾病、老年和具有独特的性倾向的个人生活体验。
首先，Bramante撰文指出，巴西人将获得有意义的休闲体验视为“人生重要的方面”。同样，在评述休闲在巴西作为一种文化表现时，Cabeza描写他的“人道主义的休闲概念强调休闲的利他性和社会共存性，能发挥促进团结的作用”。Stebbins和Graham最近的着作强调了在各国，包括英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美国的“国际志愿者情况”。书中的大量例子充分说明，志愿行为是一种休闲，作为一种严肃、随意或以项目为基础的休闲形式，志愿行为能带来各种利益，包括促进个人和社区的生活质量。
Amusa等人在博茨瓦纳对1654名年龄15～30的人研究显示，在许多年轻博茨瓦纳人当中“休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个非洲国家独特的文化语境下，Amusa等指出，参加原住民游戏、消遣和体育运动对年轻人恢复和保持“国家的文化价值”，对付日益增加的诸如贫困等社会问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都很重要。Amusa等人认为这些活动能够提供“快乐、消遣、参加有意义的社团活动、成功、作为人的价值等诸多机会”。他们发现受访者对休闲概念和休闲在他们生活中的作用了解甚少，所以他们强调休闲教育——包括使用休闲作为一种促进成长的工具——对博茨瓦纳年轻人的意义。他们也发现，许多受访者似乎承认游憩和休闲“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不过这个国家仍存在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必要。
根据Stathi和Avgerinos的观点，健康旅游（即，为健康和康乐而进行的旅行）正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日益热门的产业，原因是人们对其不断增长的兴趣和对替代性医疗疗法的持续扩大的需求。尤其在欧洲，一直由于那里的“温泉浴和温水的疗效”而闻名。德国、意大利、法国都是欧洲健康旅游的受人欢迎的目的地。健康旅游如此受人欢迎不难理解，因为“自然环境影响人类健康”。例如，Sukenik，Flusser，和Abu‐Shakra发现自然疗法（包括温泉疗法）能够增进健康和生活质量。
1998年10月在巴西圣保罗召开的第五届世界休闲大会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出版了《全球化社会中的休闲》一书。书中收集了从全球和国际视角撰写的论文。
这里简单概述其中一些精选论文。首先，根据对巴西坎皮纳斯（Campinas）休闲和城市空间的研究，Rolnik认为休闲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融入城市，是公众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Rolnik也强调休闲作为一个重要的反排斥工具的功能，这与欧洲联盟（EU）的社会包容方针相一致。此外，作为来自巴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Werthein注意到建设性使用闲暇时间，尤其是参加有意义的休闲形式，乃是巴西重建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有意义休闲的动力来自和平和团结的文化。
Mantero认为，在阿根廷，休闲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象征性活动，它产生并整合生活的意义。Mantero特别强调文化空间是人们最佳享受休闲的关键环境。Mantero也认为在这些对阿根廷人有意义的文化空间里，休闲能在个人和社会层面上提供机会，获得休息、恢复平衡并促进成长和发展。在阿根廷Boca‐Barracas进行的“行动－研究”项目中，Moore和Cosco通过重点研究文化和儿童玩耍机会，考查了妇女在支持“丰富贫困社区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他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小家庭、大家庭以及支持性组织机构在提供玩耍空间和文化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些努力的目的在于丰富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文化认同，克服边缘化的生活条件（即贫困）。不过，提醒说，“拉丁美洲改善妇女生活质量的努力应该包括考虑在拉丁美洲历史上一直起主导地位的当地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诸如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
Kloeze探讨了旅居荷兰城市里的土耳其家庭生活中休闲的性质和作用。Kloeze发现，即使时隔数代人之后，这些土耳其家庭仍然对他们原先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强烈的认同。调查反映他们的自由时间常常同家庭成员一起度过——可以在社区或城里（即草坪和公园）、城外、附近国家、甚至拜访在故乡土耳其的家人。此项调查证明，土耳其社会的文化传统显示，土耳其家庭的生活受男女权力失衡（这一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他们的休闲范畴里也显而易见，表现在土耳其妇女对已婚妇女有权享受自由时间这一观点反映并不强烈。例如，清真寺和咖啡馆是休闲的好去处，但这仅对男人而言，妇女不包括在内。
根据对世界各国残疾人严肃休闲的研究和文献回顾（诸如业余爱好、嗜好和志愿者行为），Patterson提出，这类休闲构成了“自尊、自信的基础，能在社区内带来更大的接受和包容”，这反过来又能更好地促进残疾人生活质量。此外，Nosek等人对残疾妇女的研究表明，参加有益的休闲活动可以帮助她们提高自尊和自我满足感，并体验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Bishop的研究中，在以生活质量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和残疾心理社会调适模型中，休闲活动是十大生活质量范畴之一。该模型代表了“好几个从生活质量、康复咨询和康复心理文献汲取的现有理论和模式的概念组合”。
Silverstein和Parker对居住在瑞典全国324个社区的老年人做了纵向研究。分别在1981年和1992年两次调查他们在向晚年老年生活过渡时期的休闲参与。调查人员发现有意义的休闲活动帮助瑞典老年人适应晚年生活，并“在身体和社会资源缺乏使老年人面临更大的隔绝和消沉的时候”提高生活质量。
Wendel‐Vos，Schuit，Tijhuis，和Kromhout对从荷兰三个城镇的2129名参与者中获取的数据做了纵向分析，发现无论男女，增加休闲时间的体育活动和增进健康、改善生活质量、发挥社会功能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
Graziano在他的参与行动研究中使用了文献照片和故事讲述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