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的时间在1938年3月29日，钱玄同1938年的日记恰只记到3月28日，3月29日至4月30日均未记。不过3月23日的日记中却给出了关于那次宴会的一些直接信息。当天钱玄同电约周作人，与其商量“同访何其巩，为孔德事也，在何家见”。3月29日的宴会应当正是“在何家见”的最终结果。可见，这次宴会何其巩做东尚是表象，实际上是钱玄同、周作人借何氏的招牌而举行的，其目的则是为了孔德学校的事情。
孔德学校是当年蔡元培等借中法庚款而创建的实验新教育思想的学校，众多北大子弟在此就读，俨然北大子弟学校。钱玄同和孔德学校渊源颇深，除在孔德兼课、为孔德学校编课本外，如前所述，他在20年代后有10数年的时间就住在孔德。1937年以后，更是少数在北平为维持孔德学校尽力的上一辈学人。钱玄同的长子，后来任孔德校长的钱秉雄在回忆中说：“沦陷时期，学校当局为维持学校正常教学，千方百计地同敌伪势力作斗争。当时伪教育局要学校添设日语课，孔德学校请了曾在本校念书，后在北大日语系毕业的学生来教课，以抵制日本教官进校。日语教师常‘请假’，学校就用这一时间来补其他课程。”在沦陷的状态下，所谓的“斗争”不可能是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只能是“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渠道力争、通融而实现的。宴会参加者所具有的某种亲日色彩，正是欲实现通融所必需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孔德学校这次具体要办的是什么事，但对当时已是重病缠身，日记中反复出现“头晕目胀”、“精神不振”、“不能工作”字样的钱玄同来说，这种办事的方法只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的要在“性质”二字上推敲，这次宴会算作抗日的当然勉强，但算作亲日的则差得更远了，只能算作是沦陷时期，所大量存在的灰色地带的一个事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北平沦陷的情况下，若要生活中全无日本人的影子也不太可能。黎锦熙在给钱玄同作传时，对钱玄同的晚节的表彰中有这样两句：“他虽在日本留学，但向来不喜欢日本人。‘九一八’以前，有时朋友介绍日本人来访问国语和音韵学之类，他还勉强敷衍，以后就拒绝往来，凡宴会有日本人就不出席。”这段有关钱玄同拒斥日本人的话，为后来大部分述及钱玄同晚节的着述所征引。若论钱玄同的对日态度，这段话应是靠得住的，不过要字字落实，就有问题。钱玄同对日人躲避有之，拒斥亦有之。但在占领状态下，绝无往来也不可能。1938年1月4日，钱玄同就会晤了时在官立大连工业学校任教谕的“日本林盛达君”，并接受了他赠送的糖果。如果说林盛达尚只是台湾人，那么3月29日宴会的山崎宇佐则是血统纯正的日本人了。和日本人接触、参加有日本人的宴会，对于日据下的北平的文人教授来说，虽然主观上多数是抵制和拒斥的，但在客观上正如钱玄同一样，又是一种不可能完全拒绝的生存状态。
1938年3月29日那一天，同赴宴会的钱玄同的北大旧友沈兼士，光复以后成了国民政府文教部门的接受大员，也没因和有汉奸嫌疑的人周旋影响了仕途前程。所以以参加一次有日本人出席的宴会，就臆测以后会附逆，纯粹从技术上来说是论证不够严密，而从方法和意识上来说，则是今天的思维逻辑超越历史地去审判前人的具体作为，看起来义正词严，实际上是既缺乏了解更缺乏同情地强暴历史。
3.“周作人第二”
谢文对钱玄同将晚节不保的大胆设想，还有一条未曾明说的理由，即周作人的比对效应。所谓的“第二个周作人”，即指周作人最后成了汉奸，好朋友钱玄同恐怕也难幸免。在1937年北平沦陷初期，周作人也曾放言不当汉奸，表示自己要和留在北平的人一起当苏武。后来也确实曾经多次拒绝过伪职，但终于在全国人民和文化界的关注中一步步落水，成为汉奸文人的典型。在新文化诸子中，以私人关系论，钱玄同和周作人的关系和交往是最深的，新文化运动以后，钱玄同的不少思想变化确实都有周作人的影响在其中。北平沦陷后，周作人更是钱玄同少数的维持交往的同辈朋友。李霁野的一段叙述很可以看出来周钱那时的关系及他们的对日态度的分歧。
李霁野时在辅仁大学任教，去拜访周，“适逢钱玄同也正在他那里，一见我便说，某年某月某日，我们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见面。我惊异他的记忆怎么这样好。……过了会，他略带笑容说，前些天我收到一幅挽联，大概传说我已经死了。死有一大好处，免得师范大学的人老纠缠不休，要拉我做汉奸了。周作人微笑点点头。过一会他说：‘听说上海知识界有一种高论，宁可作美国人的汉奸，也不作日本人的汉奸，似乎汉奸也分等级了。’他的话虽然比钱玄同含蓄，却可见他并不认为做汉奸是一件美事。周钱是很好的朋友，若是周已任伪职，钱当然不会说那样的话。”从钱玄同和周作人的回答来看，二人说话的姿态已经有了明显不同，一个是千方百计地不要做汉奸，一个虽然也不觉得做汉奸是好事，但又多少有些为汉奸行为辩护的心思。这样的不同在面对历史选择时，产生不一样的后果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1939年4月，钱玄同去世百日，周作人正在一步步滑向深渊，钱玄同已享受死带来的“一大好处”，而周作人却迈向作所谓的低等级的汉奸的不归路。在《玄同纪念》中周作人这样说：“老朋友中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算，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段话，后来的论者易从事务方面简单理解，但周作人在写下这段话时，其背后难以言明的思想背景可能正是他自己迈向汉奸之路时复杂心态，悼念亡友也是为自己落水过程中的紧张和焦虑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排遣之道。以民族大义的主题来对照这段话，既能想象出畏友钱玄同对周作人的反复规劝，也会对周作人附逆过程中的精神世界有更多领会。不过，周作人的“未能悉用”、“重违其意”却是定会使亡友失望的。
实际上，当初钱玄同对于周作人在对日问题上的悲观消极是有过不少的劝诫的，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已经使两位无话不谈的密友在精神上已经有了一些隔膜，戴君仁回忆当年与钱玄同谈起周作人事时说：“钱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岂明是明白人，难道不知道不应该出来，但他竟要出来，别人是劝不住的，自然我们谈话里，都对周先生不满云云。”这一点从钱玄同生命最后一些天的日记中也可以有个大致的印象：1939年1月1日，周作人被刺，傍晚钱玄同知道消息，在日记中记了此事，没有评论。3日，遣儿子秉雄去周府拜访慰问，钱玄同带信称自己听到消息“骇异之至，竟夕不宁”，但由于雪冻路滑，惮于出门，打算过几天再拜访，请周作人“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4日，一天大风，钱玄同枯坐在家中，感慨“无友可访，无人可谈”。10日下午，钱玄同去拜访周作人，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周作人送钱玄同一卷影印古写本的《文选》。那时周作人家中可能常来往伪政权的新权贵，周作人所记那次拜访“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钱玄同虽言论爱走极端，为人却重感情和私谊，在周没完全落水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和周作人翻脸的事情。虽然不能和当年相比，但至去世前，钱周的几十年的交谊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仍需补充的是，在钱玄同的理念中，政治选择和学术思想是分途而论的。1934年钱玄同在为编《刘师培文集》而给郑裕孚的信中说：“且如梁任公之保皇、刘申叔之变节，此在二十年前（民国初元），因时代较近，故诋毁者甚众。今则又阅二十年矣，彼二人昔日之所为，早已成为历史上之陈迹，今则知之者甚少，即真知之亦甚隔膜，即不隔膜而怨恨之念亦不复萌生，但见其学问之渊深而敬之矣。盖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钱氏最后几句话显示的其实是他一贯的知人论事的标准，即以学问思想为首位。虽说梁启超和刘师培的行为尚和周作人附逆不可同日而语，但可以假设的是，若钱氏多寿，可以看到老友周作人落水的一幕，钱氏当时可能会和他翻脸，但时过境迁之后仍会以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对待周作人和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