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lock、Quinones和Fussell（2007）指出，要找到更适合在多文化团队中使用的媒介，重要的是要明白不同的媒介如何与文化感知相互作用，以影响人际传播。基于媒介丰富度理论，丰富度较高的媒介（例如音频）可以比线性媒介（例如文本）表达更多的信息，并营造更多的“在场”。因此，个体在音频条件下应当能比在文本条件下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H7.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音频条件下将比在文本条件下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差异。
H8.在跨文化虚拟合作中，参与者在音频条件下将比在文本条件下感受到更多的语言差异。
把假设5a、5b、6a、6b、7和8放在一起考虑，我们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Q1：在媒介形态与协作结果（包括任务表现与满意度）的关系当中，感知到的文化差异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吗？
Q2：在媒介形态与协作结果（包括任务表现与满意度）的关系当中，感知到的语言差异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它是两者关系之间的中介变量吗？
三、方法
（一）参与者
40个来自美国东北部某大学的学生（N=40）参加了本研究。其中23人（57.50%）是女性，17人为男性（42.50%）。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5.15。他们中的一半是美国公民，以英语为其第一语言，其余的为中国本土出生的学生，其母语是中文。在美国的居住时间少于4年是选择中国参与者的一条标准。该标准可以保证他们能以英语交流的同时仍然与中国社区及其文化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参与者在美国的平均时间为3.2年。他们英语能力的自我评定的平均值是3.60〔在一个5分的量表之中，从1（差）到5（优秀）〕。大多数的美国参与者是高加索人种（白种，80%），他们从来没有出过美国国境。其中大部分（65%）能说一种第二语言。然而，他们中没有会说中文的。
参与者被配成20对，每一对都有一个中国出生的学生和一个美国出生的学生，并都在同一所美国大学就读。这些学生是被随机配对的，每一对都被要求就两个决策性的任务进行协商，一个任务是基于音频，另一个则基于文本。每一对都被随机地指派到四个媒介情境中的一个，任务的顺序与媒介形态的条件是相配的。
该实验在英语环境下实行。在进行介绍的时候，中国与美国参与者都接收到有关该实验的英语讲解。然而，参与者也可以要求用中文进行讲解。
刺激因素
两个修改的生存训练被用作刺激因素。一个是简略版的NASA月球生存任务，最早由Hall和Watson（1970）设计，另一个是飞机撞落生存任务，由Human Synergistics，Ltd设计并出版。两个任务都被广泛用在团队研究当中，也有着相似的复杂程度（Setlock，Qui‐nones，&； Fussell，2007）。
每一个任务都包含一个生存情景，包括当一架飞机撞落在一处寒冷、荒芜的乡村应当做什么，以及太空船失灵后应当联系月球上的母船。在原初版本的任务当中，参与者需要按照重要程度排列15项与生存有关的事项。而在本研究当中，需要排列的事项减少到了5项。
每一对都建议在2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但并没有规定的时间限制。
每一个任务当中，参与者首先须单独排列这5项事项的重要程度，然后与其指定的搭档达成共识。
（二）设备与软件
该实验使用Google交谈软件让参与者交流。在文本条件下，参与者被要求只使用该软件的文本聊天功能，而在语音条件下，他们被要求只使用该软件的呼叫（语音）功能。与其他普通的即时通讯软件（像MSN或者Skype）不同，Google交谈软件并不提供任何植入的表情符号、提示音或者闪烁提示。这一特性减少了参与者被人工情绪信息影响的可能性。实验室中的每一台电脑都配备一个与之相连的双耳式耳机和麦克风。
（三）程序
为了营造由来自不同文化并且事先不认识对方的个人组成的配对，中国和美国的参与者在两个分开的电脑实验室里执行任务。因此，配对中的成员在实验前或者过程当中都不可能见到对方。他们也没有有关搭档的性别、文化或者其他个人特征的任何信息。在他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向搭档透露个人信息也是被禁止的。
在参与者进入各自的实验室后，他们知道他们将要完成两个任务，拿到有关第一个任务的工具并被告知要使用何种媒介。按照指示，他们登陆Google谈话软件。在每一个任务当中，参与者都阅读相关的情景并完成各自的事项排列。然后他们与各自的搭档交谈（通过在纯语音或者纯文本的条件之下），直到他们就事项的重要程度达成一致。完成第一个任务之后，参与者离开Google交谈软件，并完成一份有关交流过程之感受的在线问卷。
在两个任务之间，参与者要稍等几分钟，直到他/她下一个指派搭档准备好开始第二个任务。然而，实际上，他们在两个任务中是与同一个人进行互动。了解了第二个情景并完成各自的排列以后，每一个人都登陆Google交谈软件并与“另一个搭档”交流。
完成第二个任务之后，参与者要再次完成一份有关交流过程之感受的纸质问卷。第二份问卷也包含一些有关文化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维度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人口统计学方面的信息。然后，他们听取任务报告并得到冰淇淋优惠券作为其参加实验的补偿。
（四）因变量测量
任务表现 任务表现由正确排列的数目来测量。评估的标准由Hall和Watson（1970）以及Human Synergistics，Ltd所提供的标准答案来确定。
任务的满意度 对任务的满意度由6个问题来测量，每个问题均被安排在一个7分的李克特量表中，从1（强烈反对）到7（强烈同意）。
这些问题是根据Schweiger、Sandberg和Ragan（1986），Mohammed和Ringseis（2001）以及Zhang（2006）所使用的问题改写而来。在他们的研究当中，这些问题被分成了两个子类：对协作的满意度与对结果的满意度。对协作满意度的测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我享受和我搭档的协作”、“我认为我们的协作是有成效的”以及“我将乐意未来和我搭档再次合作”。对结果满意度的测量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我对小组所达成的决定感到满意”、“我和搭档所达成的决定是高质量的”以及“我希望我可以改变我们刚完成的任务之结果”。
（五）中介变量测量
1.感知到的交流困难
一共有5个问题用来测量参与者在每一个任务交流过程当中所体验到的困难程度。它们是由Sellen（1992）所最早使用的、用来测量在视频介入的谈话当中所体验到交流困难的9个问题所改写而成。
参与者被要求对下列5个陈述的同意程度（从1到7）：“我可以自在地表达自己”、“我觉得要跟上谈话会有困难”、“我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我的搭档”、“要有效地交流很困难”以及“我觉得我的搭档有时候不能理解我”。
2.感知到的语言差异
有一个问题是用来评估所感知到的语言差异的。参与者在一个从1分（强烈反对）到7分（强烈同意）的量表当中，回答对以下陈述的同意程度：“也许我的搭档的第一语言和我的是不一样的”。
3.感知到的文化差异
共有11个指标，它们源自Boone，Meng和Velden"s（2004）用来评估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文化维度下之个体特征的量表。每完成一项任务，参与者就被要求以排列这些指标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对搭档的印象。当他们完成第二项任务以及相关的问卷以后，他们还被要求针对自己排列这相同的11项指标，感知到的文化差异被操作化为针对其搭档的排序与针对自己的排序两者之间的差距。这些指标包括反射思维、主动性、决断力、适应性、忠诚度、诚实度，以及其他。
（六）量表和指标的建构
有关任务总体满意度（Cronbach"salpha=0.87）以及感知到的交流困难（Cronbach"salpha=0.73）的6个问题的信度都很好。参照Schweiger、Sandberg和Ragan（1986），Mohammed和Ringseis（2001），以及Yang（2006）的研究，我们把对任务的总体满意度的指标进一步分成两个子类：对协作的满意度与对结果的满意度。对协作满意度的三个指标的Cronbach"salpha为0.78。而对结果满意度的三个指标的Cronbach"salpha为0.87。
我们还运用了主成分分析与方差极大化正交旋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考察参与者所感知到的自己与搭档之间的文化差异。分析显示，有四个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占总数的65.56%。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因素被赋予的指标只有一项，因此我们不作分析。把另一项不能明确赋予任何因素之上的指标去除后，我们就剩下了3个因素组：“在适应性上感知到的差异”（Cronbach"salpha=0.74）、“在独立性上感知到的差异”（Cronbach"salpha=0.54）以及“在信任度上感知到的差异”（Pearson"sr=0.62，p＜0.01）。
（七）数据分析
本研究运用了混合模型方差分析来探讨媒介形态条件、中介变量以及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模型的分析当中，小组编号以及嵌套在其中的身份证号是随机因素。媒介形态（文本VS语音聊天）与任务类型是固定因素。我们采用了Judd和Kenny（1981）以及Baron和Kenny（1986）的因果步骤测试来探讨模型当中中介变量的影响。要建立一个中介影响，我们有四个步骤。首先，我们需要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相关联的，然后建立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之间的联系。中介变量应当能够影响因变量。最后一步是，使得中介变量能够完全或者部分地处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当中，通过中介变量控制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应当为0或者尽量减少。
四、结果
（一）任务表现
对于任务表现，我们并未发现媒介形态对于每个任务得分的任何重要影响（F=0.65，p=0.42）。假设1未得到支持，基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对其中的中介变量进行探讨了。因此，假设4a、5a和6a都未获证明。
（二）对任务的满意度
数据分析显示，任务类型对于总体满意度（F=0.65，p=0.42）、对协作的满意度（F=3.18，p=0.08）或者对结果的满意度（F=1.01，p=0.32）都没有主要影响。任务类型与媒介形态的交互作用对于这三种满意度也并无影响。这意味着任务的操作是成功的。在满意度上，两种任务并无差异。参与者对两种任务的处理是一样的。
媒介形态对总体满意度却有重要的影响（F=23.87，p＜0.01）。相对于文本条件，参与者在语音条件下显示了较高的总体满意度（Maudio=6.35，SEaudio=0.14；Mtext=5.51，SEtext=0.14）。在媒介形态与协作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显着的关系（F=28.61，p＜0.01）。
参与者在语音环境之下比在文本环境之下显示出了更高的满意度（Maudio=6.40，SEaudio=0.13；Mtext=5.65，SEtext=0.14）。我们也发现了媒介形态与对结果满意度之间的显着关系（F=14.12，p＜0.01）。
在语音环境之下的参与者比处于文本环境之下的参与者，对于其任务结果更为满意（Maudio=6.31，SEaudio=0.18；Mtext=5.37，SE‐text=0.17）。因此，假设2得到了证实。
（三）交流困难的感知与中介影响
与假设3的情况一样，在语音环境和文本环境之下，所感知到的交流困难存在着显着差异（F=8.95，p＜0.01）。较之语音环境，参与者在文本环境之下感受到更多的交流困难（Maudio=1.68，SEaudio=0.14；Mtext=2.18，SEtext=0.14）。
为了测试交流困难的感知之中介影响，我们进一步采取两个步骤，控制试验中的交流困难的感知，以测试交流困难的感知与三种类型的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形态与三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交流困难的感知与总体满意度（F=25.23，p＜0.01）、协作满意度（F=27.87，p＜0.01）以及对结果的满意度（F=15.11，p＜0.01）均显着负相关。所感知到的交流困难越多，总体满意度、协作满意度以及对结果满意度就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