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未来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排序
（一）非传统安全认知与危机意识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社会演进和安全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非传统安全成为影响各个国家乃至全球安全的一种新型安全挑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恐怖主义、经济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武器扩散、跨国犯罪等为其表现形式，具有跨国性、动态性、广泛性、突发性、多样性等新特征，并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我们既要认识到这种新的安全问题带来的新变化、新挑战，也要看到其诸多不变的内在性：一是消除国家威胁的基本目标没有变；二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性质没有变；三是运用国家资源的力量基础没有变。
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发展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的最高目标一直未变，与之相适应的，为发展提供安全保障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变，具备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的对外交往能力作为中国的外交的职能也没有变。但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具有标志意义的进程：一是90年代初中期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倡建构和谐世界，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应对与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为塑造国际特别是周边的安全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新安全观在途径上所强调的合作与共赢思想，日益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占领了国际政治道义的高地；新安全观在内容上所强调的综合安全思想，有效地应对了安全威胁多元化的趋势，促进了安全维护力量的全面建设；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的拓展，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关注和学界的研究。二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这其中蕴涵着从“发展主义”向“科学发展”的重大理念转型。作为发展中的人国，中国正在越来越注意妥善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环境问题、资源能源问题等等已实质性地纳入党和政府的执政视野，中国对国家安全的寻求开始关注到社会和人本身，安全主体开始从单纯的国家安全到社会安全、人的安全领域的延伸和拓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从非战略高度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非传统安全引申的新安全观，从不被关注进入到国家安全战略理论体系；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越来越显得迫切并受到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将非传统安全应对纳入其执政议程。
非传统安全问题在越来越得到重视的同时，也在继续和扩大。在经济安全领域，金融安全、资源安全、产业安全、市场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在科技安全领域，信息安全、生物安全、核安全问题浮现，网络安全、转基因产品安全、核电生产风险问题成为新的安全热点；在社会安全领域，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等的危害有所上升，其中“藏独”、“疆独”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尤其严峻的挑战，同时群体性事件呈现上升趋势；生态与卫生安全领域形势严峻。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是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必须面对的严重而复杂的挑战。特别是当前时期正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与公平等各类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伴随着诸多不安全因素。在我们面对更多矛盾的时候，也预示着所处的安全环境和安全形态更加复杂。与2007年24.66万亿元GDP接踵而至的2008年的冰雪之灾、西藏事件、8.0级四川汶川地震，都从不同侧面威胁着国家安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也考验着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和政治家的水平，考验着专家学者的应对能力和智慧，考验着正在和平发展、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中国的方方面面。
2005-2006年《中国政府白皮书》中“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指出：应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2008年中国政府指出，在中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要更加关注能源、水资源、环境保护、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关注关系民生的食品、卫生、公共健康等重大问题。
（二）中国未来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挑战
非传统安全问题大多数属于全球性问题，具有跨国性；但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又大多数产生于国家内部的社会结构性根源。它们首先威胁的不是主权国家的外部安全，而是威胁到国家内部的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生存和安全，具有很强的社会破坏性。当非传统安全威胁溢出国界时，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外国的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间接威胁到相关国家的安全。非传统安全背景下，国家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往往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国家安全不再限于外部安全，许多国内社会问题也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非传统安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而是发作于国家内部，有着深刻的体制性和结构性根源。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面临着新的安全威胁，比如国内种族、宗教冲突、政府治理能力下降以及贫困引发的暴力冲突、饥饿、传染病和难民等问题，实际上也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非传统安全的这些特性也成为现时期公共危机形成的重要方面。
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面临六大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排序是：金融、环境、信息安全、流行疾病、人口安全、民族分裂主义等，并认为鉴于中国目前正处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性阶段，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尤其重要。另有学者在对包括传统安全在内的统筹考虑中对非传统安全进行排序，认为“以国防为主导包括军事、政治和社会的传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以经济为中心包括科技与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石油安全、生态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阵地。通过发挥各个领域的综合优势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可靠支撑。”王逸舟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排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台湾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涉台军事斗争和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防恐、应对心理战和“信息黑客战”），肯定是安全领域的第一要务，是军方和政府资源投入的重中之重。其次，从国际合作角度衡量，中国应当把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上日程。其中主要包括洗钱问题、海盗问题、贫困问题、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严重传染病问题、环境安全问题等内容，让这些属于合作安全的内容广为社会所知，为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再次，依据“社会安全与国家安全并重”的原则，可将经济安全（主要包括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信息安全、“三股恶势力”问题这样二类安全挑战，视为中国近期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编入政府资源配置和学界研究工作的重点。不过，它们的轻重不仅可能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总体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不断完善而改变，随着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大国战略的变化而改变，而且可能随着国内不同地区的区情而改变。简言之，非传统安全问题解决序列的评估，是一个包含多重因素的动态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环境安全问题。其原因主要由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和污染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影响；中国庞大的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持久的压力；以及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也使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由于气候变化，近年来高温天气持续不断，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灾害，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酸雨等现象越演越烈，导致黄河等主要河流断流和水资源短缺，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和人民的生活质量，更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威胁方面的研究资料显示，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灾害频率加快，呈不断增长趋势。我国因灾害造成的损失相当惊人，已占全国每年新增GDP的1/3左右。这种损失尚未包括基因退化、物种消失等难以计算的潜在经济损失。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这种损失，要大于直接经济损失2～3倍，甚至10倍以上。
第二，经济金融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时期，与此同时，整个世界经济也正处于深刻变动之中。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接轨日益加速，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也将不断提高，今后我国面临的经济风险将呈增加态势。除了短期冲击意义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面临着长期的经济安全问题。经济全球化使跨越国界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力流急剧加速，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股市危机、股市崩盘、石油价格骤升骤降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我国正处在整顿金融秩序、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性阶段，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尤其重要。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议，实际上是对中国金融安全的一个巨大挑战。而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又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
第三，能源安全问题。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能源风险突出的问题有：能源种类不均衡，能源利用率低，开发难度加大，能源发展后劲不足。与之相应，能源领域的供需矛盾日益严重，根据相关研究报告，除了煤之外，今后20年，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累计消费总量至少是目前的2～5倍，国内所能提供的能源供给量难以与之匹配。同时，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很快，而能源储备却严重不足，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我国的能源安全将受到极大冲击。
第四，流行性传染病的传播与蔓延。我国自1985年首次报告艾滋病病例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约8万例，艾滋病感染者总数到2010年可能增长10倍以上。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流行疾病中，非典型肺炎被视为仅次于艾滋病的严重问题，而其紧迫程度甚至一度超过艾滋病。非典型肺炎死亡率虽然不高，但其传染能力过于强大，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严重恐慌，从而导致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不易处理的危机。
第五，人口与社会发展问题。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且，人口与自然资源比例失调情况严重；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已经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另外，人口素质仍有待提高，人才安全问题突出；人口国内流动带来的问题和隐患，流动人口使城市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也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些难题。人口流动给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打击犯罪也增加了难度。
第六，信息技术安全问题。我国基础信息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计算机芯片、骨干路由器、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以及大量的应用软件等核心技术的缺乏，是中国信息安全的根本问题。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以及海外敌对势力，纷纷通过网络对我国展开舆论争夺、思想渗透和文化侵略，极大威胁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加大了保障信息安全的难度，互联网络上的渗透与反渗透更加激烈。
第七，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主要和恐怖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民族分裂主义主要是来自新疆、西藏等地的“东突”和“藏独”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境外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中国周边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也都是受非传统安全威胁严重的地区，那里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的安全与稳定。
第八，社会文化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走私、毒品等跨国有组织犯罪在某些地区活动猖獗。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同时大量进入我国，对广大青少年的影响不可低估，基督教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强有力的影响者和竞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