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美学思想价值重建中，既有融通中国美学、西方美学和马克思美学之路，又有融通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美学之路。他们的美学探索的最终落脚点，都是富有意味的，那就是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由的关怀，他们的探索，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任何独具一尊的权威化姿态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当代中国美学对新儒家价值论美学的认同确实过于迟钝了些。曾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主宰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哲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被人有意忘却，他们的思想到处流浪，流浪在港台，流浪到欧美，80年代才终于荣归故里。目前，我们对新儒家美学的评价仍然过于狭隘，至少，美学界还未充分重视新儒家的美学思想。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大都选择中西融通的立场，弘扬儒家思想并吸收道家和禅宗的思想，他们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即在于关心生命的问题。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宗白华等，他们的思想理路十分接近，以中国哲学为本，融通印度哲学和德国哲学。新儒家美学沾染了特别的气质，即富有诗意的浪漫气质，他们充分展示了心灵的自由和博大。正如方东美所言：“据一切现实经验之事实为起点，吾人得以拾蕉而攀，层层上路，昂首云天，向往无上理想之极诣。”在考察中国古典美学时，徐复观正是从儒家的“礼乐仁爱”、道家的“虚静游世”出发，融通西方现象学美学的体验精神，构造内在知识与价值体系。
从生命价值认知意义上说，新儒家所念念不忘的儒家性情和魏晋风度，通过具体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展示出来。新儒家美学，在总体上，将生命指向“仁与乐”，但是，在具体构造上，却异常重视“心游与神游”，把心灵的和审美的体验看得格外重要。新儒家美学的这种设计是充满欢乐的，但是，这种设计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比较适合于“劳心者”，而与一切“劳力者”无缘，从而暴露出他们的哲学思想的致命缺陷。新儒家美学，传达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殊韵味，扩张了人们的自由心灵，并提供了自由体验的辽远启示，但是，这种美学的浪漫性，妨碍了人们对现实解放的审美要求，因此，必须辩证地分析新儒家的价值观与美学观，为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建构提供依据。
应该说，从美学服务于现实，或美学必须改变现实，或美学创造现实生活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美学，真正洞察到了新儒家美学的缺陷，因为新儒家的美学价值系统，从现实政治解放意义上说，不能给予人们以生命解放的启示。自现代中国美学转向了对马克思美学的理解和探索以来，现代价值论美学具有了崭新的文化视野，它立足于现实生活解放，通过人类生活的自由价值信念的确立，为人类的共产主义生活提供了美好图景。
一代美学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认为，现代中国价值论美学，必须关心人民大众的生命活动，而不能只关心“劳心者”的生命活动。李泽厚紧紧抓住了实践这一问题，提出了几个关键命题：“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人的主体性与感性的自由解放，等等。这些美学命题，把“美学走向生活与艺术”提升为美学的自由价值之思；由于从实践出发，李泽厚比较切实地建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古典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思想综合价值学说。在这三维价值学说体系中，古典生命哲学，包括新儒家哲学，都力图强化“天人合一”的理想，所谓“以德配天”，正是重视人的这种主体精神，把“心游与神游”提升到虚幻和不切实际的高度。这种出于“道德自律”的最高仁学要求，体现了古典价值论美学的伦理取向。李泽厚力图使美学双脚落地，强调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在他看来，自然是人的对象，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正是对象化活动。通过这种对象化活动，人创造着美的生活。在对象化活动中，审美成为人的生命的自由表现，而在对象化活动中，审美则成为人对自我生命活动的确证。因此，自然的美化与美化的自然，对于人来说，处处体现了人的愿望和意志，这就是“自然的人化”，与此同时，自然的美化又可以视作“人化的自然”。
美，正体现在这种“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体现在这种“人化的自然”之中。李泽厚较好地把握了马克思美学的精髓，并极力高扬人的主体性；李泽厚的美学，既有合乎中国古典美学之处，又能契合马克思美学的阐释。但是，如何把马克思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以及德国美学统一起来，仍然是李泽厚面临的巨大难题，即便是提出了“人类本体论美学”仍然无济于事，因为中国古典美学、马克思美学、德国古典美学三维美学价值结构在他的美学构想中，实质上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形成自由的思想融通。因此，他谈论美学时，一会儿强调“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一会儿又强调天人合一、礼乐精神；一会儿执着于人类本体论美学，强调“有意味的形式”、“新感性”，一会儿留恋于老庄美学和禅意盎然，强调文化的心理积淀。由此可见，李泽厚的艰难探索，虽然执着于人的自由问题，但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李泽厚无法选择独创性思想道路，只能在思想综合中寻找审美的自由与审美的价值。
显然，这一思想综合是不彻底的。
先锋性的美学探索，就是面对价值论的时代困境并寻找价值论的多元性的自然选择，他们与西方现代美学与后现代美学对话的思想过程，显示了价值论美学的全新视域，它把曾经颠倒了的“人的价值”，以激进的态度重新颠倒了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先锋美学面对许多时代生活的新问题，特别是面对异常丰富复杂的现代西方美学思潮，即康德以后的美学思想的多元化局面。这里，既有存在主义的忧思，也有语言哲学的分析；既有现象学的阐释，又有精神分析学的探索；既有经验主义的重构，又有理性主义的思辨。先锋性美学思想，在西方思想的多元取向和矛盾选择中，一开始便面临着巨大困惑。与此同时，他们必须面对李泽厚这一代美学家关于美学的言说和观念，要想在这些权威化美学话语的巨大制约力下，寻找新思想价值创造的可能，唯有激进的批判与勇敢的选择。
当权威化美学话语无法正视现代人特有的焦虑感、荒诞感和审丑意识时，时代的先锋美学话语与价值探索，一方面感到在中国社会高扬人的主体性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感到现代世界对主体性消解的真切事实。在世界文化背景下，面对主体性的黄昏，再去高唱主体性，显然，有些不合时宜，这种深刻的价值矛盾和思想冲突，在先锋性美学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因此，他们只能在多元性价值冲突中永无休止地转换，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背离了“人文精神”。先锋性思想探索，自然，只能摧毁传统美学的体系建构，把美学从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洞构造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价值的不确定性，先锋性的美学探索显得混沌无序、各执己见。现代中国美学的探索，既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又面临着许多新选择，这正是现代价值论美学自由重建的根本性难题。先锋性美学的探索之路，面临着思想自由融通的问题，这种融通，不只是要考虑中国古典美学、西方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三者之间的融通，而且，要考虑审美哲学、文艺美学和技术美学三者之间的融通。这就引出了现代中国美学如何超越美学的诸多困境，现代中国美学如何守卫自己的家园以及现代中国美学如何走出误区等迫切问题。
1．1．3价值论美学的思想会通与文明生活的诗性想象
在辨明了美学发展的价值论与目的论之后，就应该思考如何让美学真正回归到生存本体论的价值重建问题上来。按照康德的人类学解释思路，人类的生存本体论问题，可以从四个层面上展开。在康德给人类学所设计的几个问题中：“我知道什么”关涉的是知识论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关涉的是道德问题，“我能希望什么”关涉的是宗教问题，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则关涉人类学问题和美学问题。应该说，第四个问题，是他全部思想的归结点，也应该视作价值论思想重建的关键，因为“人是什么”的问题，作为斯芬克斯之谜，也是人类永远也探索不完的问题。现代中国美学的融通之路和美学选择，是思想的冲突和思想的困惑的调适，这种困惑，归根结底又是关于人的困惑。这就涉及价值论美学的当代选择问题，正如作诗，“功夫在诗外”，美学的发展，需要真正独立的思想和哲学，这是美学赖以发展的根本。从价值论与目的论意义上说，美学应回到对人的自由之关怀上来，“生命”和“自由”，是美学应该始终守卫的主题，这是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家园。发展中国美学，只能遵循思想的内在理路或生命本体论意向，以生命价值与审美价值作为理论的根本，为价值论美学选择自由的思想道路。
通过价值论美学的反思，强化美学在我们生命存在与生命实践中的重要地位，一切应该服从美学的自由原则，从美学出发，重建生活的自由价值。与此同时，通过文学艺术形象或文学艺术的审美力量，确证文明生活的自由价值或文明生活的自由意义，即从文学艺术出发去想象美学的生命价值认知道路，使生活充满美的自由形象。据一些美学家的展望，这条道路依然是充满魔力的道路，我们可以借助对艺术的审美分析，把美学真正诗化，至少海德格尔后期的探索，已经证实了这是一条最具魅力的道路。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彼特拉克和里尔克的诗所作的分析，对凡·高的绘画所作的阐释，至少到今天为止，依然显得独一无二，那是审美价值阐释或生存论诗性解释的优秀范例。这种审美阐释，表面上是文艺批评解释，本质上则是生存价值的思想阐释。应该说，离开了真正的生命哲学的思考，我们的美学探索，就会失去灵性，就会失去魅力，就会成为僵死的话语。哲学，这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灵魂，也是美学的母亲，而生命问题在哲学中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人在哲学中的意义，哲学关于人的探索，构成永恒的论题，永远不会过时。
如果说，美是自由的象征，美是生命的象征，那么，美学应该成为自由的启示录和生命的启示录。如果说，“人是世界的美”，那么，美学家就应该永远守卫“人”这个庄严的主题。美学的真正发展，寄希望于有思考的头脑。美学家必须是思想家，关于中国美学的思考，应该置于这样的思想交流语境之中。虽然关于中国美学的时代探索，我们只能提供东西方思想自由综合的交流语境，但是，主体性的思想意图还是要以多元价值论美学建构为本。中国现代价值论美学的发展，应该走东西方美学的融通之路，关心生命本身；现代中国美学建设，必须走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让不同思想之间形成激烈的交锋，从而推进中国美学的当代进程。还是李斯托威尔说得好：“当形式主义者像他们经常所做的那样，宣称这是唯一的美学理论的时候，我们却回答他们说：他们这种毫不妥协的理智主义，既没有触及美的实质，也没有揭示出美的实质。”所以，在形式论美学与价值论美学重建之间，我更倾向于价值论美学的建构。从美学的维度阐释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东西古今“多方会谈”的交流语境中，中国美学将走向成熟。没有比较和交流，美学将处于孤立状态；唯有比较和交流，美学才会不断被充实和更新。形式论美学，拘泥于审美范畴和审美体系的倾向，必将在人的生命探索中得以克服，而价值论美学，立足于生命哲学的立场，必将得到重视与弘扬。
通过价值体验与审美心理认知过程的重建，体察审美价值的精神生成过程与丰富的审美意义；从心理学出发去体察和认知美学的现实思想道路，这是价值论美学的基本思想任务。审美心理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对审美心理的分析。他们强调超功利原则，追求形式主义分析。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美学家影响甚大，当然，最大的冲击，还是来自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弗洛伊德对审美心理学的研究之巨大影响，至今仍未消歇。而荣格的原型说，似乎更能契合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观念。从文化心理结构来分析审美心理，几乎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时尚。由于中国的社会文化，更倾向于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探讨美学问题，弗洛伊德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是我们所不能低估的。
随着实验心理学和工业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技术美学的关注，可能与这种心理学与美学联姻有关。这条道路的前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借鉴心理学来研究美学，恰好从根本上拒绝了实验的方法，倾向于传统的反思方法，这种努力，证明心理美学与哲学依然联系在一起，彼此并未独立，那种运用实验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美学的立场，富有新意，但是，很难形成普遍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