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研究温州商会的第三部着作。在已经出版的两部着作中，我们以政治社会学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聚焦于温州商会的兴起之于公共治理转型的意义。在我们看来，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公共治理大变革，1978年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仅是一个经济市场化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社会自治化和政治民主化过程。以往的政府与市场两极关系，正日益被改写为公民社会与政府、市场的“三足鼎立”关系，其中民间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正日益成为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以合法性获得为切入点，考察了温州商会的兴起及其对温州政府治理转型的影响；《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一书则更加具体地考察了民间商会之于地方治理转型的条件、要素和过程，以及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机制。与已有的同类研究相似，上述两部着作的主要关注点是商会的自主性、自主治理逻辑、商会与政府的关系、商会所推动的地方治理转型等，而较少对商会的实际功能予以系统性考察。这种执着于对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之独立性的追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忽视了现实变革中的诸多其他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在这部新书中，我们试图通过评述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理论之争以及治理的新研究范式，提出“中国公民社会在参与中成长”的新分析框架，并且通过考辨温州商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及其意义，验证这一新分析框架，探寻公民社会发展的中国可能性及其现实道路。
毫无疑问，无论推进中国公民社会研究还是温州商会研究，都是艰难的工作。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里的艰难更多地体现为对研究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出于对这一工作重要性的认同，我和两位合作者——江华教授和周俊博士迎接了这样的考验。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们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是从未想到过退却。而且，在不断克服困难的历程中，我们的合作精神一次次得到了升华。酒徒有云：三杯不记主人谁。本书写作之初，我们三人曾经进行过细致分工，但是经过无数次的相互修改和校勘，已经“不记主人谁”了。在这里，我要感谢江华教授和周俊博士，本书的合作经历，将成为我珍贵的记忆。
宋晓清参与了第三章的写作，徐越倩参与了本书的前期工作，苏振华参与了第三章的写作，并且对其他章节也多有贡献。在为本书写作而开展的多次调研工作中，王诗宗、黄红华、阳盛益、杨光飞、郑慧、楼苏萍、高翔、翁翠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上述诸位是我们温州商会研究团队的主要成员，本书写作就是在与他们的经常性讨论中进行的。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部分内容已经作为阶段性成果先期发表，其中“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公民社会”一文刊于《二十一世纪》2008年第2期，“民间商会的绩效与发展：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一文刊于《公共管理学报》2007年第4期，“温州商会的例外与不例外：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挑战”一文刊于《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温州模式”刊于《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民间商会的失灵及其矫正：基于温州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一文刊于《经济体制改革》2008年第1期，“民间组织的选择性培育与中国公民社会建构：基于温州商会的研究”一文刊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民间商会的一业多会问题及其求解路径：基于温州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一文刊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5期。在此，我要感谢卓有成效地编辑了这些论文并且提出过很好意见的顾昕先生、米加宁先生、徐枫女士、俞伯灵先生、薛晓源先生、李海舰先生等。
温州市社科联洪振宁副主席非常关心本书的写作，并且提供了很多帮助。作为本书手稿的最早读者，他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温州市工商联、经贸委、国内经济合作办公室以及书中论及的诸多商会、行业协会，都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和帮助。温州本土的知名学者马津龙、朱康对、任晓等以他们独到的视角、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在此，我要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本书是我承担的2006年度项目“转型期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行业协会治理机制研究”（编号：7067308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本书列入“浙江改革开放三十年研究系列”丛书（编号：07GGKF06ZD）。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本书责任编辑余健波先生。我曾经与健波兄多次愉快合作。此次合作，他除了对我的一再拖延交稿表现出宽容和耐心外，还对书中诸多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修改让本书增添了光彩。
郁建兴
2008年11月18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