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独树一帜的“省管县”财政管理体制。本章对浙江省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历史、原因和具体做法以及“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优势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与浙江经济互为推动，浙江特有的块状经济成为“省管县”体制的基础，而体制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双方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为很多急于谋求体制突破、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省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除此之外，浙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特有的现实条件使省直管县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浙江有管理上的创新优势。从“亿元县上台阶”
到“两保两挂”、“两保两联”，激励兼容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体制的重要内容为“省管县”财政体制在浙江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强县扩权”改革为“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发展拓宽了道路。
（第五章）源头防腐与财政管理模式的创新。本章重点对财政管理中的金华“会计核算中心”模式、嘉兴“四统一”模式和义乌“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模式进行了介绍。它们都是我国地方政府为实现遏止腐败现象、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优化管理效率的目的而进行的政府内部管理行为和关系调整的财政领域的管理体制改革。“会计核算中心”模式将单位分散管理的财政资金变为集中管理，将分散核算改为集中核算，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会计横向监督与全程的单位财务纵向监督的财政资金监控体系，从而从源头上有效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滋长蔓延，并为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提供了基础条件。
“四统一”模式，通过规范收费项目和标准以及收费项目的日常管理、严格银行账户管理和规范单位收支核算、统一财政预算分配标准和个人收入分配标准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建立了“收费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算、会计统一派遣、分配统一标准”的全新的预算外资金管理模式，从制度上割断了政府部门中普遍存在的权力-利益链，为完善单位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公务员收入分配制度，缩小部门间收入差距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综合财政预算管理”模式通过以部门综合预算为突破口，以资金管理为中心，以财政收支管理、单位预算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财政预算管理改革实践，形成了“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的财政资金运行新机制，重构了以财政综合预算为主要内容的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
的财政预算管理机制和单位预算管理机制，真正实现财政综合预算，增强政府调控能力，促进地方公共财政建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有效防范地方财政运行风险。
（第六章）公共产品提供的制度创新。本章重点介绍了在公共产品提供上浙江率先在全国实行的教育券制度和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长兴的教育券制度突破了传统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改变了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方式。在教育经费并不宽裕的今天，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体（贫困学生）和领域（职业类学校、民办学校），扶持弱势群体和弱势教育，提高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益，促进了政府向每一所学校公用经费的均衡划拨，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支持。虽然现行的教育券制度并没有达到促进学校之间的竞争来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但它确实发挥了促进教育公平的目的。温州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区分基础设施的不同种类，在资金的提供上采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提供方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更是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经营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温州模式从实践的角度证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不必然由政府来提供，即便由政府提供也并不必然由政府来生产的理论观点。
（第七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向民生倾斜的浙江公共财政支出。浙江的经济发展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物质条件，而观念领先和走在前列意识使浙江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发展，政府积极承担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职责。本章以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为切入点，重点介绍了浙江的公共财政如何向民生倾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义务教育实现了从“有书读”的外延扩张到“读好书”的内涵建设的两大跨越，义务教育机会均等目标已基本完成，资源配置的均等化程度逐步提高。在教育机会、危房改造、师资合格率等基本办学软硬件条件方面处于全国前列。浙江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保健制度，城乡社区卫生已成为公共卫生服务运行的重要平台。浙江率先在全国打破城乡分割与户籍壁垒，形成了以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为主体、各种专项救助为重要内容、较为发达的慈善事业为重要补充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初步建立了覆盖城乡、功能完善、多层次的社会保险体系，失业保险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全面并轨，养老保险制度做到多层次、广覆盖，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三位一体全覆盖；破除农民进城就业的户籍门槛和限制性政策，统筹城乡就业。
（第八章）财政预算决策新机制：温岭民主恳谈会。本章重点介绍了温岭民主恳谈会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温岭民主恳谈会最初是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载体，逐步过渡到基层民主的新形式，最后通过人大制度把民主恳谈和财政预算结合起来，形成了崭新的预算民主形式。一方面它通过激活的人大制度促进了代议机构民主权力的充分行使；另一方面，它通过参与式预算的方式，把公众的意见吸纳到预算制定的过程中，使预算民主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纵使温岭预算民主恳谈存在着诸多问题，它的进一步推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它坚持的预算民主始终是中国预算改革的方向。
最后的附录涉及三部分的内容。一是关于浙江财政工作的一些大事记；二是浙江省历次亿元县会议和“两保两挂”会议的情况介绍；三是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财政发展的一些统计数据。
本书是我们承担的浙江省改革开放30周年重大招标课题《公共财政之路：1978－2008年间浙江的实践经验与历史趋势》的最终成果。课题组负责人钟晓敏，课题组成员有张雷宝、叶宁、金戈、茆英娥、赵海利、骆勤、刘炯等老师。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专业的部分研究生也参与了本课题的部分调研和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是高琳、岳瑛、卓琼蕾、平音、陈云飞等。虽然我们在这本书中力图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公共财政的实践做比较全面和客观的总结，但难免挂一漏万和存在错误等不当之处。
最后衷心感谢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教育厅、温州市财政局、嘉兴市财政局、金华市财政局、义乌市财政局、温岭市财政局、长兴县教育局等有关部门在我们课题调研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们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钟晓敏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