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以家庭、家族企业为单位的生产形式，其组织规模一定会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和羁束。但是，社会化小生产这种规模虽小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生产形式，由于依托着绵密细致复杂的社会分工，因此能够克服传统意义上小生产的一些固有缺陷而成为一种新型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事实上，追溯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家庭工业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阻碍社会分工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因为近代以前，中国农村最主要的家庭工业棉纺丝织业中，就已经发生了社会分工。如在江南的苏松织布区，植棉、弹花、轧花、纺纱、织布等生产环节之间，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出现了棉花市场、棉纱市场，出现了布经生产的专业化和经纱市场。明末以来，由于分工的绵密、品种的增多，在杭州还逐渐形成了专业生产区，如东郊制纠线与土绸，仁和、余杭制锦绸，艮山门外制绫绢，忠清巷、东街路北段为“熟货”
（生丝先练染后上机的丝织品）生产区。濮院镇丝织行业中也有了相当绵密的专业分工，“有络丝、有织工、有挽工、有牵经、有刷边、有运经、有扎扣、有接头，又有接收、有修绸、有看庄”（《濮院琐志卷一·地宇》）。到了近代，农村工业的社会分工更为发展。以华北为例，几乎所有农村工业中都发生了程度不等的社会分工，既有农民家庭之间的分工，也有农民家庭与手工工场或机器工厂之间的分工。大多数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村工业，与原料生产之间出现了分离。例如华北的草帽辫业，利用本地盛产的小麦秆为原料，本是最不易发生分工的，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草帽产区出现了专门的麦草商，他们在夏收时，向农民收购麦秆，雇工将麦秆截断、分级、加工后卖给草帽辫商人和织草辫的农民，说明在这个行业中也出现了手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的分离。近代以前和近代家庭工业发展的上述事实表明，即使是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工业，也不像过去人们认为的那样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其也可以产生绵密的社会分工，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浙江的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正是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的基础之上的，同时，这种社会化小生产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开展。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的具有浓厚传统色彩的家庭工业向现代家庭工业和家族企业转化，小生产的社会化和社会分工程度越来越高，家庭工业逐步从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变成了离开社会服务就不能独立存在的经济部门。一方面，家庭工业生产过程的分工日益深化，家庭工业生产专业化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一般是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专业化生产，企业在产业内部是一种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链的垂直协作形式，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非常细，形成“块状经济”，这些专业化的生产行业迅速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由单纯追求利润到创名牌树形象，逐渐形成以一定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例如，温州经济目前有家庭、家族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企业13万家，占企业总量98%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家庭、家族型的小企业。小的就得相依为命，以扩张共同的生存空间。商品经济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在被称作“蚂蚁军团”的温州企业群中得到了最为精致的体现。因此，温州经济又是集群经济，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品的生产营销小基地，一个镇或邻近几个镇是某一类或某一种产业生产营销地大基地，如柳市的低压电器、桥头的纽扣、平阳萧江镇的塑编，形成了有效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体系，形成了集聚优势、价格优势、成本优势、竞争优势，使温州不仅有小的活力，也有大的实力。
另外，在号称世界袜都的大唐，一双袜子的生产被分成10道工序，由此形成有1万多家专业化企业组成的10大部门；而在苍南金乡镇的徽章生产，共被分成18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独立的企业部门完成，同时，每道工序的半成品都是通过市场来交易的。这种社会分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大重要标志，不仅使特定区域做大了区域经济规模，促进该区域周边剩余劳力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人口集聚效应，而且直接促进人口规模的扩大，顺利地推动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与此相应的是整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绵密，出现了一些专门为家庭工业生产服务的部门，如进行家庭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采购和供应的部门，进行产品储存、运输、加工、销售的部门，向家庭工业提供技术、资金、信息服务的部门等等。并且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家庭工业对这些社会部门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不仅需要这些部门向家庭工业提供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加工、运销等各种服务，而且需要某些部门直接参与家庭工业生产过程的多种活动。家庭工业与这些部门联系日益紧密，使社会分工程度更加提升。
在2004年11月4日举行的“2004CCTV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揭晓颁奖典礼上，温州再次获得“活力城市”奖杯。组委会给温州的颁奖词就说：“这是一个善于分工的城市，也是乐于使用合力的城市，一个喜欢以小见大，更会以小博大的城市，一个懂得无中生有的城市，她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生机勃勃的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她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2.绵密的社会资本
以亲缘、地缘、业缘及拟亲属制的社会资本网络是社会化小生产的重要特征。社会资本是指“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和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是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或准则，是一种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心理结构。实践证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快慢，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体素质，还取决于连接个体人力资本的社会资本的质量。社会资本雄厚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就比较迅速；社会资本薄弱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则比较迟缓；而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也就是个体人力资本的能量由于劣质社会关系和劣质心理关系结构而被压抑、被消磨的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仅停止，还可能倒退。社会资本的有无、多少已经成为一国能否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林耀华先生在《金翼》里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由竹竿和橡皮带所组成的框架结构，任何一个有弹性的皮带和竹竿的变化都可以使整个框架解体”，从这种竹竿和橡皮带的体系中所抽取出来的便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问题：社会资本与均衡。社会资本就是这样一张网络。
社会化小生产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主要生产网络，而这种生产网络正是充分发掘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社会资本，使得家家户户分散、专业、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条件下有了有效的社会化分工协作，形成了独特的网络生产模式。这种网络生产的格局，正是由家庭、家族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延伸而来的。
浙江传统的以家庭或家族为单元的家文化，是家庭、家族企业乃至社会上多数人的行为理念与准则。其强调崇尚亲情，以血缘、姻缘关系为基础，可以推至地缘、学缘、关系缘等，大到整个国家，崇尚权威，讲求近亲远疏，由此形成一种依赖亲缘、地缘特点的又是现代性很强的生产格局。充分发掘利用已有的亲缘、地缘、业缘以及拟亲属制的社会资本，形成了一张巨大而牢固的社会生产网络，如温州地区所出现的家庭网络型、家族网络型、姻亲网络型和准亲缘网络型等。同时，这样的网络生产，在实际上又带动促进了社会化小生产的发展。如：一个家庭工业带动一批家庭工业，这种模式在家庭工业发展初期可以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一条产业链形成一组家庭产业群，通过家庭工业在相关产品和行业上的精细分工，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拉伸家庭工业发展空间；一家龙头企业孵化一批家庭工业，积极鼓励企业将一些层次性相对较低、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向家庭工业户转移。在企业与家庭工业户之间建立起长期或是不定期的零部件及加工业务往来。
事实上，作为浙江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关键连接点的基层市场，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及拟亲属制等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个人是网络中的结点。这一社会网络，既是农民进行生产、销售、经营的基本场所，也是其日常生活的社会区域。在以基层市场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网络中，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血缘、亲缘关系是强关系，家庭既是生活组织，也是事业组织。作为生活组织，家庭成员间的个人情感得到高度满足；作为事业组织，则讲分工求效率，排斥私情的宽容。个人关系沿着血缘、亲缘向外扩展，则表现为地缘性的同乡熟人关系，相对于家庭强关系，同乡熟人关系则是一种弱关系，熟人间的互动造就了义务的“信用卡”和互惠的规范。当基层市场社区的某一成员通过市场发现并开始在家庭生产某一产品时，这一信息便会很快在基层市场社会网络中传播，形成能人示范-众人模仿效应，通过“亲帮亲、邻帮邻”，“一家做、家家学”而得到扩展，从而使一定区域形成各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群。
以己为中心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以家为中心的血亲关系是强关系，家以外熟人社会圈的义务-期望关系则是弱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中的强与弱，在地方产业群中，则表现为反逻辑的强集群和弱企业。家庭强关系所形成的家族企业，规模小、结构简单，难以与现代大型科层制企业组织竞争，是“软弱”的；家庭外弱关系所形成的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的地方产业群则是强大的，同行业中各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供应商-客商关系网络，形成了“无形大工厂”。在无形大工厂内，各中小企业在经济和组织上虽相互独立，但在组织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却如同在同一企业内，经常交流技术和信息，按时交货，从而导致了整个产业链长期平均生产成本的降低，使整个行业的规模经济出现。如温州永嘉桥头的纽扣，最便宜的是两厘一颗，最贵的是两分七厘一颗。
而同期两分七厘的纽扣在国营商店是0.10～0.15元一颗。社会化小生产模式下生产的小商品大大简化了流通环节，减少了商品“旅行”费用。
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不仅在生产经营方面主要依靠亲缘、业缘、地缘的社会网络，就是销售也同样如此。很多属于“小经营”的家庭、家族制企业，他们的销售网的建立，基本上是借助家族亲戚关系形成的一个网络关系。他们在开始进行销售活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亲属，然后才是朋友，以及借助以前的销售关系而形成的客户关系。温州人走到哪里，就会将他们的同乡会、联谊会、商会带到哪里。通过这样的网络形成的产品销售体系有效地适应了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下的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甚至，社会化小生产实践形式下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除了生产经营和销售方面呈现出“小经营”、“大网络”的样式，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集聚方面，也是如此。这种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化的过程在温州通过人情往来这一媒介得到很好的实现，比如家庭、家族企业以人情为媒介，获得了创建企业所需的大量资金，比如通过“做会”的形式。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民间投资不断扩大，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因。
（三）内生型的分化与整合
社会变迁其实就是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的过程。社会分化就是指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各种社会关系分割重组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及功能专门化的过程。社会分化推进社会变迁，它一般表现为劳动分工的细化、社会分工的专业与协同化、社会结构要素的增多、数量的扩大、社会结构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功能的专一化。社会分化包括社会分工，阶层、人群的分化，产业、行业、职业的分化，还有区域、城乡、利益、权力、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分化等方面。社会整合是各种功能不同、性质不同的社会构成要素和单位在不同纽带联结下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各部分在整体中根据社会共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造就社会整体功能，维持社会存在和发展。而社会分化与整合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内容和动力，社会分化与整合方式是否得当对社会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