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外国资本牢固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为例，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在1936年控制了煤产量的55.2%和新法采煤量的77.4%；掌握了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冶铁工业的95%（1937年数据），在交通运输方面，外国资本在1936年掌握了中国铁路总长度的88%，还控制了外洋航运和国内航运吨位的80%以上。在中国民族资本力量相对较强的轻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在1936年也掌握了纱锭的48.2%，织布机56.3%（未计入东北日本纱厂）；还掌握了毛纺业的近半数份额；在财政金融方面，外国银行1936年在华资产比华商银行的总资产高出1／3以上。由此可见，外国资本在当时完全掌控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列强，中国的民族工业在这种依附状态中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也无法使中国获得经济的独立。
其次，帝国主义列强还支持中国近代史上的各种反动力量，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主要是通过它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即中国的反动统治集团来实行间接统治的。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满清王朝成为洋人的朝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辛亥革命后，他们又先后支持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各派系头目，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继续维持和扩大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使中国永远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这些反动统治集团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和各种专制手段来维持其统治，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这些中国独裁政权，严重阻碍了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
历史经验显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举起反帝的旗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这完全是必要的和正义的，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而提倡中国依附于西方大国，充当三百年殖民地的那种想法，只能把中国引向灾难。也无法使中国真正摆脱半殖民地的依附地位。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地点、领域，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曾认为英国在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这两篇文章中科学分析和评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东方国家所带来的历史后果。
马克思认为，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尽管他们的行为是受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这种行为是既残忍又愚蠢，但是他们的蒸汽机和科学还是在印度-毁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毁了农村公社的经济基础，由此在亚洲造成了“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和印度类似的例子。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之久。他在任内创建了包括税收、统计、浚港、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现代海关管理制度，在中国沿海港口新建了大批的灯塔、气象站，为清政府开辟了一个稳定的、有保障的、并在清政府财政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新税收来源，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旧式衙门中普遍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在他主持中国海关期间，还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赫德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为中国海关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们应该肯定的。
但在揭示帝国主义这个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东方人民真正走上文明富强的发展道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东方国家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将生长和发展起来，他们将成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掘墓人。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之后，才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带来的积极因素推动本国的发展。“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综上所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与东方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侵略掠夺，尽管它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地点、领域的作为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但这并不能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的本质。中国人民只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才能使中国社会获得重建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