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进一步要问的是：“何为人文精神？”“我们有否人文精神的传统？”“人文精神是如何失落的？”“新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重建？”可以看到，历经两年多的探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但却没有取得任何建设性的共识意见。“人文精神”本身是一个内涵模糊、所指滑动的概念，而倡导者和讨论的参与者都没有对其进行认真的语义清理，因而无法形成一个坚实的讨论平台，以至于发言者在各自的专业范围或学术兴趣中任意发挥，从近于玄虚的“终极关怀”，到“人对本身的关怀”，各种解说五花八门，莫衷一是，缺乏有效可行的建议，而流于空疏。
因此可以看到，尽管“人文精神”主张的提出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意识，并包含着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反思，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批判和反思最终仍以一种启蒙主义的方式传达出来，“人文精神”一词在脱离实践的空谈中最终被口号化和理想化，整场讨论声势浩大，但偏离了初衷。正是基于这个事实，一些反对“人文精神”论的学者表达了对普遍主义话语走向专制主义的忧虑，相比之下，他们更相信大众文化的天然解构力。
3．如何看待8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推动的启蒙主义运动？在90年代的语境中，它是否仍然具有意义？这两个问题，在我看来，正是潜藏在“人文精神”论争话语背后的关键。它们不仅导致了讨论中观点的激烈冲突，更彰显出9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分化的态势。
可以说，启蒙主义运动是80年代中国现代性发展的主要动力，知识精英们高扬启蒙主义的大旗，在对“文革”的否定和批判中，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为想象，寻求通过“改革”来发展中国的可能。80年代的启蒙主义话语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在极为广泛和芜杂的主张中，有着颇为一致的现代性诉求，即“以寻求和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为要务”，而其主要标志则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根据汪晖的分析，启蒙主义话语在80年代后期内部开始分化，而在1989年之后，其“内在同一性不复存在”。而90年代初的多场论争，尤其是规模较大的“人文精神”讨论则使这些内部的分化完全暴露出来。
启蒙主义运动的衰落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分化，同样都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结果。80年代的启蒙现代性方案，以政治控制为主要处理对象（并非简单的反抗关系，与政治权力之间有着颇为暧昧的共谋和裂隙）。而随着现代化建设中心的转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知识分子与官方的二元格局，也冲散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基础和基本共识。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方式，一方面消解了知识分子的中心位置，迫使其走向边缘；另一方面，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选择：自由撰稿人、文化商人、专栏作家、影视编剧……一大批走出体制，或奔走于体制和市场之间的文化角色涌现出来。知识分子由此被迫或自愿放弃了80年代的启蒙话语方式，进入了现代化必然导致的职业化运作体系。
通过“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由此产生的知识分子话语分化的裂痕。不难发现，“人文精神”主张者明显承袭了启蒙主义的话语，他们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在许多表达中无异于80年代“文化热”中曾高扬的文化精神。在他们对急功近利、道德腐败、世风日下的愤慨中，同时透露的是对80年代风尚的怀念，对昔日辉煌的追思，以及内心无法掩饰的失落感。可以看到，在90年代仍然倾向于启蒙主义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无论心理还是现实境遇都处于失衡的状态，无论是他们对国家现代性的怀想，还是对自身精英身份的想象，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启蒙知识分子在80年代的种种现代性诉求，在90年代收获的却是“一颗苦涩的果实”。由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主张，包含着复杂的动机，他们试图通过启蒙话语在90年代的延续，来化解当下中国现代性发展面临的危机，更试图借此摆脱精神和物质上陷入的困境。
不同的是，对这一主张持异议者，他们或借助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成功转型，从中获利；或较为及时地调节了自身心态，接受并认同现状。
与主张者相比，他们在现实处境中的失落感没有那么强烈，但对时间的断裂感受却更为鲜明。在他们看来，90年代与80年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境，而80年代的启蒙主义在90年代已彻底失去了适用性和有效性。他们大多否认90年代的现代性发展偏离了启蒙运动的最初诉求，相反，他们或认为80年代未完成的“反体制”理想，当下的大众文化热潮正以另一种形式达其目标；或认为市场经济的蓬勃正是80年代知识分子所期待的，他们的抱怨只是因为受到了冷落，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实为“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
在今天回顾“人文精神”大讨论，我以为，它集中体现了90年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性问题上的思考。如何评价“文革”后中国走过的现代化过程；如何看待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性状况，以及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走向，讨论彰显了知识分子在这些课题上的立场分歧和态度差异。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些分歧和差异事实上并非如论争中显现的那样不可调和，正如对文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批判，与对极“左”思潮、文化专制主义的警惕，两种诉求并不矛盾。问题在于，讨论以“人文精神”这样的空泛概念为依托，致使论争双方纠缠于话语层面，并在相互的误读中陷入无谓的争执。作为“90年代第一大论争”，“人文精神”大讨论虽然触及了90年代中国的许多重大命题，却最终架空了这些命题，而未能进一步加以深究与拓展，未能引导实践性和建设性意见的出台。
另一方面，如果说论争的主要焦点在于双方对市场经济发展下的文化现状评价不一，那么无论是对现状的批评还是维护，双方的探讨都未深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自身的特殊性之中，尤其忽视了当下的市场运作仍是政府控制和干预的结果。这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过程，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转型中包含着强大的体制作用。可以看到，尽管论争双方在话语间都摆出了反体制的姿态，但对官方意识形态在90年代隐形控制的新形式都缺乏切实有效的反思。他们普遍将当下的文化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市场化效应，将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热潮作为孤立的课题进行探讨。
汪晖曾言：在1990年代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
可以说，这一层面的剖析与探讨，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是缺席的，双方纠缠于对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评价，实际上掩盖了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运作问题。
四、话语特征及问题
通过考察以上几场具有代表性的文艺论争，本章尝试把握“文革”后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现代性言说的大致情状及其中突现的主要问题。
很明显，从“文革”后初期到90年代，知识分子现代性话语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首先，文艺、美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取得了有效的分离。如前所述，卡林内斯库所言之“美学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在西方现代性发展中始终是一对尖锐冲突的矛盾关系，而在中国语境中，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却一直都是亲密的同盟者。“文革”以后，政治独大的局面被打破，文艺开始努力摆脱附属地位，其自我诉求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峰。尽管90年代之后，政治力量改换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实施其渗透和操控，但从表面上来看，文艺领域的创作和发言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意识形态逐步淡出，不再成为干预话语的主导力量。但仍不可否认的是，在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心理暗示的影响下，文艺话语往往自觉保持谨防越界的警惕，心照不宣地与官方意志和平相处，更甚者与之维持一种合作关系。
其次，知识分子话语从一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谋求走向了更为现实的思考，并在各种观点、立场的冲撞中，呈现出斑驳混杂的图像。在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中，现代性或现代化与其说是一个具体发生的历史过程，倒不如说是毋庸置疑的宏大目标和发展方向。在预设的共识基础上，知识分子有着颇为明确而一致的共同使命：抨击极左保守势力，追求以改革为主题的启蒙现代性。而他们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分歧和焦虑，仅仅在于：“如何（用社会和美学的术语）来命名中国的现代”；“社会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艺术和文学应贴上现代主义、伪现代主义，抑或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这些问题的思考似乎是飘在空中的，对于精英之外的普通百姓来说是否重要，值得怀疑。
然而到90年代，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加剧，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加速，知识分子的思考乃至生存都受到巨大且切身的冲击，他们对于现代性或现代化的理解逐渐模糊、含混起来。早先颇为一厢情愿的现代性想象在80年代末破灭之后，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开始落于现实，并从有关“合法性”的争论进入了方法论层面的探讨，即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引进西方话语资源”等问题变成了“如何改革”、“如何引进”、“如何内化”的问题。至此，“现代性”成为一个有待重新梳理、解读、反思的课题，但从何种角度、何种立场来理解现代性，是谋求、反思，还是批判，都存在巨大的分歧。更为重要的是，80年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性状况认知的共识基础，在90年代彻底瓦解。知识分子与之抗衡的不再只是单一的极左意识形态，从以上论争不难看出，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世俗大众文化、官方文化、精英文化，都成为了知识分子质疑、反思、批判的对象。那么什么是其中最为主要的压迫形式？什么是90年代中国现代性发展的首要障碍和症结所在？知识分子的主要批判对象应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显然无法得出一致的意见。在我看来，正是对当下现代性状况的不同判断与考量，导致他们对西方理论的不同取舍，批判方向上的不同侧重，并最终引发论争的发生、话语群体的分化。
90年代文化界话语杂糅、众声喧哗的局面，一方面表明知识分子已突破了单声道的发音机制；另一方面，良莠混杂的发言，也显示出整个文化知识界无论在思考还是讨论上都尚未形成踏实沉静的良性气候，暴露出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问题思考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以下主要探讨其中的两个要点：
第一点，二元对立思维和话语模式。“文革”后至90年代的现代性话语，尽管外在表现变幻纷呈，但潜在仍诉诸各种二元对立的语式：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改革（激进）／保守、精英／大众、启蒙／市场、体制／知识分子等等。这一话语习惯，有其历史成因，但也是一种思维惯性和惰性使然，在二元语式的基础上，加上各种等式化的操作，对于简化问题、攻击对手来说，无疑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在这些语式和等式下面，暗藏的是话语者对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误解，以及褊狭的思维定势。
比如，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二元对立语式操作，在“文革”后现代性话语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文艺创作上的创新诉求、“现代主义”情结，还是批评话语中断裂式的分期思维，都能看到话语者试图借助“现代＝进步”的预设等式，来获取某种优势。“后学”话语，同样试以“后现代”来完成对一种社会“新状态”和“新阶段”的描述，以区别于80年代的“现代化”历史。由此可见，这些话语都包含着一种线性发展的历史进步观念，在对变化、断裂，乃至革命的信仰中，以现代及未来的优越性为绝对准则，以求进步、求发展为根本目的。这一发展主义的思路，无疑是对现代性理念教条化接受的结果，依卡林内斯库所言，这源于对进化论的误解，因为进化论的运用是非决定论的，它只是在具体的现代化规划中被神圣化了。在发展主义逻辑下产生的现代性话语，忽视了历史的内在连续性，往往对潜在延续的意识形态视而不见，自觉或不自觉间为权力合法化提供借口（最为明显的是“告别旧历史，走进新时代”的话语），从而丧失了反思的立场和可能。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文艺现代性话语中，“新”和“现代”的概念与“西方”紧密结合，文学和批评话语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