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日益认识到了文化、意识形态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尤其是道格拉斯·诺斯教授，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文化分析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序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中，诺斯论证了交易成本与非正规约束的关系：交易成本框架同样能用于揭示非正规约束。尽管非正规的制度约束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但是书面的合约、交易的实际成本都向我们提供了正规约束变迁的间接证据。17世纪的荷兰和18世纪的英国的资本市场利率的显着下降表明，产权稳定性的提高是大量正规与非正规约束有效地相互作用的结果。
例如，合约的实施是从包括惩罚违背协议的商人行为规范演进而来的，其结果是将习俗方式用于正规法。
在许多情形下，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对最大化行为的约束显然也是重要的。我们对这类行为的来源的理解还不充分。但我们常常可以通过在实证上检验表达信念的成本边际变化，来衡量它在选择中的重要性。这类分析为解释主观观念在影响选择时的力量打下了基础（如表达一个人信念的成本越低，这些信念对选择的决定就越重要）。正规制度使个人以最低的成本表达他们自己的偏好成为可能。这样，个人的主观偏好在决定选择时确实起着很大作用。
如果不认识主观偏好在正规制度约束逻辑下的重要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历史（或当代经济），它使我们以零或非常低的成本表达我们的信念和思想。
有组织的意识形态以及宗教狂热在决定社会和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论及制度的形成时，诺斯揭示出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在任何现实社会中，可能是自生自发的社会制序与刻意设计及建构的制序并存，并且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实际上，社会制序的发展变化是人类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人类社会中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建构理性必定是基于一定的文化与传统，没有任何文化传统的理性建构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同时，任何制度演进又一定包含具体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建构理性活动，完全排除了建构理性的制度演进也是不存在的。制序的演进变迁就是一个经由自发型构理性建构再自发型构再理性建构循环往复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经济变迁的过程》中诺斯将学习置于他的理论的核心地位。他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是人类知识积累和认知过程的一部分，而文化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每个人的思考模式都来自……个人独特的经历……如果没有文化背景下的个人之间的持续交流的话，这些思考模式将趋于分散。文化传统——社会文化和语言背景——为降低个体思考模式之间的差异以及统一的认知方式在时代之间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工具。”
（二）确立温州模式文化与交易成本的多元分析视角具有特殊意义
1.从文化与制序相互影响的逻辑方面看。如诺斯所说，文化作为变量，影响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他认为，影响制序变迁的交易成本主要有四个变量：
①在交换中衡量物品和服务的价值属性或代理人绩效的费用；②市场规模，市场大小决定了个人的或非个人的交换是否可以发生；③实施；④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不仅在政治选择中发挥作用，而且也是影响经济绩效的个人选择的关键。他认为有效率的市场是一种能进行低成本衡量和实施合约的制度结果，这需要由鼓励适应性效率的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有效的实施来实现。从短期来看，文化确定了个人处理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因此将影响非正规约束被说明的方式。
韦森通过对文化与制序的相互作用的考察指出：文化与制序，密不可分。
文化为制序提供“拟子模板”，制序又承载和保存着文化，文化与制序间的互动和相互作用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因此，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不能忽视文化与制序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韦森指出，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数千年来基本上以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礼”来治家、治国、治政、治社会，传统中国社会停滞于这种“礼治”而没有向“法治”前进和过渡。这一方面与英美近现代社会中通过普通法的机制完成从人们生活世界中的种种习俗和惯例向正式法律制度的“自然”转化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也与欧美大陆诸社会中通过立法的程序和形式将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习俗与惯例用法的形式确认和肯定下来，从而建构出刚性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从社会制序的理论分析的视角来看，传统中国社会并不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而只是一个礼俗社会。（韦森，2003）韦森所论述的这一点在温州表现得极为明显。我将在以下章节里论证，温州文化秉承的是更加彻底的儒家思想。在温州社会，由关系编制的网络渗透到一切人际关系与社会组织之中。
如同韦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在科学研究中陷入文化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或是唯理主义的任何一种理论一元论的陷阱。相反，保持必要的科学研究方面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不仅是科学进步的前提，也是人类心智进化和社会系统进化的基本前提。
2.从家族企业制度选择与变迁的历史方面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往往把习惯性因素如文化、政治等视为外部变量，事实上，这些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了艺术和习得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
文化通过信息的载体与社会习俗，使得生长在同一文化土壤的人们共享信息，减少摩擦，增进理解，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3.从温州模式研究成果的发展整合方面看。将文化、交易成本引入分析框架之后，多少显得支离破碎的温州模式研究成果可以获得有机的统一。特别是从家族企业的研究方面看，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不同研究路径所得的研究成果可以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如，关于家族企业的代理关系研究，其目的是简化代理关系，降低代理成本，依然是一个交易成本节约的问题；关于利他主义和管理层自利行为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其实质属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范畴。
科斯等人创立的交易成本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历史上经济组织形式的替换。诺斯将意识形态引入交易成本的分析之中，进一步发展了制度经济学，使得文化与制序分析获得统一。他把人们能遵守一定的意识形态看做市场机制得以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政治或经济制度的安排需要和意识形态相结合。将文化、交易成本引入温州模式的分析框架，可以把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与温州实践相结合，既丰富了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又为温州模式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4.从家族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与企业的声誉资本积累的方面看。创新是温州模式的精髓，也是温州家族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根本动力。企业必须在充分发挥自身创造能力的同时，积极与外界合作，才能够不断地创新与发展。合作不够与合作成本的高昂都会使企业丧失机会，并使管理者将大量的精力花费在管理和控制合作关系上，大大降低了合作的效果，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有利于合作的非正式制度。
同时，温州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企业社会资本产生于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主体间的信任与合作，因此在企业社会资本的培育过程中企业也逐渐在网络成员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并能通过网络向社会传递，最终有助于企业声誉资本的积累。
三、本书的结构
与其他专家对温州模式的研究不同，本书在研究的出发点与研究范式方面做了新的尝试。本书是从温州模式的细胞——家族企业的组织形式变迁开始解剖温州模式的。温州家族制企业是植根于传统家文化土壤上的具有极强适应性与延伸性的企业制度安排，只有首先解剖家族企业才能把握温州模式的整体脉络。以往对温州模式的分析较多立足于制度的创新方面，对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分析远远不够，从而对温州模式的归纳与未来的发展缺乏整体的架构。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建立一种文化、交易成本双重分析的范式与框架。
在温州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尤其突出。温州是一个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交互作用的地方，文化的双重性制约温州模式的双重性，传统观念、行为习惯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特别突出。本书从文化遗传因子方面分析了温州家族文化的渊源与演化，信任体系对家族企业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从文化发展演化方面分析了泛家族主义出现与企业组织形态的变迁，从文化对于制度变迁影响方面分析了中间型经济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通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运作及其相互之间的兼容性影响着交易成本，进而影响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相互合作的运行成本。本书从传统文化导致的家族企业制度安排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以及随着企业发展而增大的交易成本方面分析了家族企业的优势与弊端；从文化与交易成本的双重视角分析了产业集群与中间型经济组织出现的必然性与发展前景。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兼容性。同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从而不能兼容。制度兼容性是影响温州模式运行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温州企业从家族企业迈向现代企业过程中，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供求不均衡的表现为供给滞后，原因在于相对于非正式制度需求而言，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既定成本过高，从而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并影响正式制度的变迁。本书从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与耦合出发认为，温州模式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互动来推动制度的变迁，特别是通过文化的变革，最终建立和谐发展的温州模式。
将文化、交易成本引入分析框架，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本书立足于温州实际，运用实际调查、案例分析等手段，力图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既能融合当今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从实际出发，解决温州经济发展面临的急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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