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首。刘镛发迹后，一方面亟力教子读书，以求荣宗耀祖，另一方面在家乡行善积德。他还教育子孙要关心族人、亲善乡邻、扶贫救灾，热心社会公益，故先后受到清廷褒奖，获赐“乐善好施”题词及“承先睦族”九龙金匾。刘家是南浔首富。有关刘家发家致富的说法有多种“版本”，不仅乡邻中有不同的说法，就连刘家自家人中也有不同的根据。其中，“铜匠说”已经被编入新编的《南浔镇志》。一说是讲夫人沈氏有功。有一年春丝上市时，广州来南浔收丝的商人故意联手压低丝价，致使南浔当地转手商人无利可图。刘家创始人刘镛夫妇辛辛苦苦从乡下以7分1的银价收丝上来，而转卖给广商是7分银价，一气之下，不卖了，夫妻俩摇船回家。后在夫人的建议下，决定去上海试试运气。就这样，刘镛夫妇两人临时租了一条船，通过运河入太湖，再沿苏州河进入上海滩，上岸一打听，南浔“辑里丝”的价格竟达2两多，是南浔收购价的3倍！从此刘氏打定主意向上海跑洋行，从而一举发财。
另外根据刘镛三房的孙子刘承桐的说法是，老太爷为人忠厚老实，在南浔开布店的时候，就常跟从上海来南浔收购生丝的外国人及洋行买办打交道。有一次，一家洋行来镇上办货，办完货却不慎将钱包遗忘在刘家的店里。刘镛急人所急，见钱包里有巨款，赶紧设法将钱包归还失主。洋老板甚为感动，从此便专门和他做生意，并指点生意经，又提供大笔货款，用于收购生丝，同时鼓动他去上海发展，几十年后中终成千万富翁，名列“四象”之首。综合而言，无论是哪种说法，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是一致的，是值得当代人学习的。
张颂贤（1817-1892），字竹斋，清乌程南浔人（祖籍安徽休宁）。祖上以弹棉花为生，至父亲张维岳开始从商，传至张颂贤时已小有积蓄。张颂贤既勤奋，又好学；既有魄力，又有策略。
与南浔其他商人一样，先以丝业发家，后又经营盐务，至光绪中期已称雄一方，财富仅次于刘氏家族。张颂贤的成功之处在于他的商业意识、信息领先和精明能干。当上海开埠后，他敏锐地意识到生丝对外贸易将移师上海，出口需求旺盛，价格走高，所以，就聘请得力丝通事，全力经营辑里丝。分别在南浔和上海设立丝行，南浔收丝，上海与洋行洽谈销售，直接对外贸易，减少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利润丰厚。为了快速传递信息，光绪九年（1883）在南浔开设电报局，这样，有关生丝的信息来源要早于南浔其他丝商。由于张颂贤经营有方，精明过人，很快成为巨富。光绪十年（1884），张颂贤充分汲取其他商人因囤丝而亏损的经验教训，逐渐收缩生丝交易量，将目光投向盐业贸易。为了达到浙盐专营之目的，张颂贤大量买进盐业引票（经营食盐的官方数量凭证），加强辑查，切断私盐来路，从而达到官、商两利。不久，张家就由丝商转化为大盐商，并逐渐成为浙江盐业巨头。
庞云鏳（1833-1889），字芸皋，清乌程南浔人。15岁去镇上陈裕昌丝行当学徒，满师后已通晓蚕丝经营之道。1861年以后与人合伙在丝行埭开设丝行，并发财。拆伙后在南浔丝行埭设庞怡泰丝行，在上海泰康里独资设庞怡泰丝号，专与洋商搞出口贸易。由于直接与洋商打交道，故信息灵通，加上经营有魄力，数年后即成暴发户。庞云鏳在蚕丝经营中，与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店老板胡雪岩成为莫逆之交，并为胡大量收购湖丝。后来胡雪岩因囤丝受洋商抑价的影响，几至破产，而庞云鏳丝毫无损，却从中大捞一笔。从此庞氏不再营丝，改做军火生意，又获暴利，终成南浔“四象”之一。为免受非议，以儿子庞元济的名义，向清廷捐献纹银十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旨恩赏庞元济举人，特赏庞云鏳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在家乡，庞云鏳还经营规模较大的医药业、酱园等等。为赡养族人，在东吊桥外建宗祠和义庄。
顾福昌（1796-1868），字成之，号春池，清乌程南浔人。因排行第六，在丝业上又颇有声望，故大家称他为顾六公公。为南浔“四象”之一。少年家贫，母早卒，遂弃学经商，初在镇上摆布摊，后至震泽开小布店，兼营蚕丝。父病卒后，全力在南浔经营“辑里丝”，开设顾丰盛丝行。后去上海四马路开设顾盛丰丝号，后改顾寿泰丝号，与外商直接来往，并成为上海早期的丝通事，经理洋务。因信息灵通，又是丝通事，故经营蚕丝得心应手，终成暴富，是南浔丝商中发迹最早的一家。顾氏经营蚕丝致富后，在南浔、上海两地购买土地建大住宅，并买进了上海滩上当时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不仅独占了进出口业务，还与英商合作，办起了英商怡和打包公司，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打包公司总经理。顾福昌有三个儿子，均继承父业，经营蚕丝，其中以长子顾寿藏最有声望。后因囤丝亏损，故“四象”中以顾家衰落较早，其曾孙顾乾麟（又名顾怡康）抗战前后在上海和香港重振了顾氏家业。
顾乾麟，1909年出生于上海，原名怡康，字乾麟，后来以字为名。他出身丝商世家，为南浔“四象”之一顾家之后裔。顾氏第二代，有兄弟三人，他们继承父业，继续经营蚕丝。其中以老二顾敬斋经营蚕丝业最有声望，成就最高，他就是顾乾麟的祖父。顾敬斋生有13个儿子，却都守不住这份家业。当把上海十六铺的丝栈一卖掉，就再也发不起来了。不多久，长子病逝，由排行第八的儿子顾叔苹即顾乾麟之父继承家业。民国15年（1926），顾乾麟17岁，那年春天，其父患肾炎，深明孝道的顾乾麟为救其父生命而效仿古人“割股疗亲”的做法。无奈其父已病入膏肓，不久就去世了。叔苹临终时拉着儿子乾麟的手谆谆告训道：“一个人不能无钱，不过钱要赚得正大，用得光明。不要被钱利用，要利用钱。得之于社会的，必须还之于社会。”从此，顾乾麟就以其父的遗训作为他人生的努力方向，身体力行，并贯彻于一生的事业之中。由于顾叔苹生前的怡和源打包厂负债三万七千银两，而顾氏家庭中的叔伯无人承担此项债务，并力主“父债子还”，于是顾乾麟被迫辍学经商，并承担了全部债务，开始了其艰难的人生旅程，起初在打包公司从最低下的粗活做起，身兼学徒、账房、仓库保管员、经理等职务，每天从早上6时进厂开始，直到晚上8时回家，连续工作十四个小时。
后来兼任上海怡和洋行进出口部经理、怡和纱厂代理人、公和祥码头经理等。苦心经营十年，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根，重振了家业。1939年，时任怡和公司总经理的顾乾麟事业兴旺，资产逐渐增加。此时，他常常想到自己早年因父早逝中途辍学而读书太少，所以，当他目睹了许多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异的中学生由于家贫而无力继续升学的痛楚，联想到父亲“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遗教时，遂决心创办一项奖学金，用于支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叔苹奖学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