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可知，当时平民只求三餐温饱及平安的生活生存下去，在农忙时须耗费相当多体力及劳力，农闲时主要以休息及谈天闲聊为主，并有团练保卫庄园，以防止原住民、海盗、叛乱抢夺者及抢水权者（漳泉械斗）之侵。且在当时因无科学文明，文化、教育水平也甚低下，故只信鬼神，闲暇生活内容及活动空间均依此为据，并和其有关，也更因为收入太少，闲暇时从事于赌博想借以致富，或是尽量享受免费休闲，如庙会之戏曲活动及街头讲古等均属之。而休闲活动空间则以农园、宅院、庙宇等公共空间为主，宗族及社会组织强而有力影响闲暇时间内活动，俱有浓浓的社会之特性，尤其是客家族群。
由于资本社会当时虽尚未具体形成，人本主义基础下的休闲活动内容及空间通常取决于“在地化”的自然环境条件及所传承社会、文化条件。又例如，客家采茶时唱山歌娱乐，即秉原有健讼乐，传承特殊丘陵地之客家聚落社会、文化条件。而统治阶级由于经济资本能力较高，必循“饱暖思淫欲”法则，以喜淫逸、酗酒、抽鸦片为乐，虽经济资本能力较高，但休闲活动内容及空间仍取决于在地化的自然环境条件及所传承社会、文化条件。在当时台湾闽人惑浮屠之下，喜淫逸、酗酒、抽鸦片为乐甚难以有所节制，而客家人文化中存有较高道德制约，其亦较有所节制。
三、日据时期殖民统治下的休闲活动与休闲空间建设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进入帝国主义的殖民系统。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接受全盘西化生活方式后，认为台湾的生活形态与作息习惯，近似有病，统治台湾犹如医病，须经过调查分析然后对症下药，始能收全效，此即是后藤新平长官说服儿玉源太郎总督实施“生物学之原则”的统治方针，以法治、健康、产业化的社会实现，使台湾“文明化”实现。台湾据此得以全面性进入调查，包括“旧惯习调查”，以革除积弊。然而，在此统治方针下，日本统治所引入休闲活动形成，乃是通过“教育”及“法令制度实施”为手段进行“卫生”及“文化”的改造为目标，被统治的台湾人的休闲生活，须依循法令规定及教导内容安排时间进行“大清扫”，学校中学生须勤练体操锻炼身体，使精神意志都保持“向上奋发”特质，“卫生”及“文化”的改造是二者合一的，目的在于“扫除”台湾旧社会中散漫无秩序无效率的习性。日本政府在输入其文化观，并建立起同于母国工业化生产的文化条件与环境，为其殖民产业移入台湾生产得以有效率及更容易管理。而此通过“教育手段”改变“文化资本”累积，进而改变社会阶级，正如图2所示内容，这使台湾休闲活动内容、文化、对应需求层次均须予以调整，并据此予以建设新的休闲空间。
因此，日据时期新的休闲活动形成及休闲空间，带有着高度的政治层面上的动机与目的。
当时的总督府即通过“教育手段”改变“文化资本”累积进而改变社会阶级，改变休闲生活内容与内涵。除前述实行“体操课”，并定期举办运动会让村落小区居民相互联谊外，学校还举办“修学旅行”（包括每学期近距离式远足活动）。
总督府开辟公园、建立登山路线及开发海水浴场乃为满足休闲生活需求之具体建设。1900年起大量糖厂陆续进驻生产，且日本总督府引进不同中国农历的公历，以七日为一循环之周制，台湾地区作息及生活内容形态，大大受到影响，许多休闲活动、展览、演讲、表演等以“星期日”为主。台湾工业化社会以后渐受其资本主义影响，限定休闲时间，连带的休闲生活及活动内容，均受其资本家支配。
例如，糖厂所举办之各种休闲活动内容，或者是参与资本家所提供的各种活动、展览、演讲、表演，甚至于总督府所掌握的国家资本均为其铺路，进而妥善规划及建设其休闲活动空间。惟有前述通过学校规定体操课、运动会实施，才是为其国民健康使国家资本投入花费去建立休闲活动空间（例如公园、游泳池等）不受影响。但当时社会中劳动阶层的休闲时间并不多，工场劳工一年最多有37天休假，农民约有140天，扣除从事短期零工时间后所剩时间也不多，能够免费享用这些国家建设休闲空间及设施之时间并不多，而统治阶层虽有较高经济能力及较多休闲时间，则选择较符合实现自我休闲活动，未必时常前往免费使用，其原因于后再详述之。
其次，日据时代开始进入工业化，使台湾开始接受全球化。首先是于1916年4月举办“始政二十年劝业共进会”及1935年举办“始政四十年博览会”，配合铁路及公路建设大量完成，开拓台湾观光旅游发展，并与西方文化及科技开始产生互动，民众参与展览会、映画会（电影欣赏）被认为是参与重要的休闲活动。战后包括广播、电视、电动玩具及今日网络上娱乐，因西方科技文明所造就的休闲活动“第四度空间”亦为资本主义所掌控。虽是如此，总督府仍对平民的休闲生活中观光旅游需求相当重视。
例如：在1930年“铁道部”编《台湾铁道旅行案内》一书中除载观光景点旅游导览外，也加入许多海水浴场导览，并于星期六、日或夏季实行优待票价措施，以广招游客前往，或由各市街役场举办员工“慰安”活动。而“铁道部”自1910年代初期起即开始对乘坐火车赴庙会活动的个人或团体给予优待，且与私铁之间竞争激烈，同样在《台湾铁道旅行案内》一书也标示各地主要庙会市集活动时间更为明显，以诱导平民参与。于1930年代规划“国家公园”，提供外国人前来达“亲善国际”，也提供为平民“休养保健教化”之所。
而统治阶级休闲活动内容则在“台湾文化协会”出版《台湾人士鉴》可观之。本文在此引用吕绍理曾对《台湾人士鉴》内容《水螺响起：日治时期台湾社会的生活作息》一书及《日治时期台湾的休闲生活与商业活动》一文中所作统计分析结果做重点引述说明外，也对于其发生现象原因，予以探究说明：
（1）约有近2／3人士对从事静态休闲活动项目较有兴趣，年龄层愈高愈显着，其活动以读书及音乐为主，其次为书画及围祺。然而，在动态休闲活动较有兴趣项目则为旅行及登山最为人喜爱，至于跳舞、骑马、网球等西式的活动也有不少人青睐。其中如骑马、网球等更是医师及律师等高收入者的偏好，正反映了这些阶级所需要满足的是马斯洛（Maslow）理论中之受人尊重及自我实现之需求。“旅行”因受铁、公路交通建设及观光景点开发渐趋完善，是较容易满足的，“读书”是较不容易满足的，虽然当时殖民政府有提供图书馆、读报所，但数量不多，且全台私人开设书局仍较缺乏，导致较不易满足。
（2）这些人士虽对音乐有兴趣，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音乐（如箫、短歌、谣曲）有喜好者也不多；而戏剧方面，因《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在“台湾文化协会”对这种来自下流社会“淫辞艳曲”之“歌仔戏”抱相当排斥态度（在1928-1932年间，共登载三十篇反对文章），且“台湾民众党”也将反对歌仔戏列入运动纲领中，致使歌仔戏并未受当时统治阶级所喜好。虽是如此，但因持续台湾传统戏剧之文化力，维持了庙会祭祀演出传统，所存在文化资本相当深厚，亦是平民在无经济消费力下相当需要的休闲娱乐活动来源；另一方面，日本歌舞伎混入，使歌仔戏部分蜕变成艺妲戏，表演场所从野台戏延伸进入商业剧场，甚至于各项展览会场及博览会场中。
（3）都市街区因开始有电力建设，夜间购物及各种休闲活动，因仍秉着日落而息，故尚未开始大量流行，但晚上有吃喝玩乐地点，例如：吃茶饮食店、理发店、澡堂、妓院等，提供下层大众休闲生活去处，然其与统治阶层为士绅之休闲喜好不同，而较无吸引力。
1926年成立“财团法人台湾放送协会”，1928年广播事业建立起来，1935年后台湾西部主要城市可以收听到包括来自日本很清楚的广播。广播节目分成报道、教育和娱乐三类。教育性节目因1937年后日本推展“皇民化运动”，渐变成为全日本文化教育内容，原有明、清两代农业社会于街角或广场流行的“讲古”节目大为减少，娱乐性节目同样也随之减少，报道性节目在1940年后也因二次大战愈来愈激烈，而大量增加，惟一较不变的是通过教育实施之体操教育，也通过广播体操节目播送，使其动态休闲生活维持相当稳定，亦成为各村落每日晨间重要活动集会之一。然而，随着世界所发明的科技产品进入家庭生活，改变休闲生活内容，这种影响至1960年代电视机进入家庭生活，才逐渐减退。
四、战后至今的休闲活动发展与休闲空间建设
二次大战结束，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台湾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也随台湾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和经济发展而逐渐开放与独立自主，从极权逐渐走向多元开放及民主化，开始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最终走向服务性产业社会，使得台湾文化更具融合传统文化及外来文化的特点。平民阶层也因收入大量增加，与统治阶层差距愈来愈小，连带的休闲活动生活内容及方式有着随全球化趋势改变。这六十年来最重要的是，世界所发明的科技产品进入家庭生活，改变休闲生活内容，变成为最主要休闲娱乐提供者，以下则大略说明其变迁过程。
（1）过渡期（1949-1959）
这一时期承袭了日治时代建设成果，但因战后国民党政府迁台涌入四百万军民，许多物资缺乏，并为了“反攻大陆”政策的执行，一切讲究勤俭，休闲产业的发展，以节约及匡正民风为原则；虽已有电影院、收音机等基础休闲设施，但仍受到政府诸多限制，如灯火管制、宵禁、入夜停止营业等；对夜间吃茶、饮酒、跳舞、澡浴、嫖妓等娱乐空间，亦有着相当管制，赌博也因此较少出现。然而，在民间歌仔戏及布袋戏系属平民阶层喜好娱乐，依然蓬勃发展，包括讲古等俗民之娱乐均跃成广播节目主要项目；且因在当时医药不发达，而有许多卖药及时尚品的歌舞团晚间穿梭于市镇及乡间提供免费表演。
（2）导入期（1960-1978）
此时期因土地改革、实施四期经建计划及推动十大建设，内需产业及外销产业均增强，经济突飞猛进，国民所得快速增进，社会渐脱离农业社会，迈入工商社会，政府对于民众一般之休闲需求逐渐重视，相关限制亦渐趋开放。此时期的重大政策包括：台湾旅行社开放民营、观光委员会成立、国际观光旅馆纳入奖励投资范围，许多风景特定区、森林游乐区、国家公园、观光旅馆、水上乐园、机械式游乐场、百货公司相继成立，鼓励国民假日多从事旅游、购物外，还在民众日常休闲生活最重要的1967年后开播电视节目。电视机于家庭中大量普及后，迅速成为比重最高项目，电影及歌仔戏、布袋戏虽受其竞争，但仍为下层平民所需要，而夜间购物、吃茶、饮酒、跳舞、澡浴、嫖妓等娱乐空间于都市内渐松绑管制，也因此色情、赌博均孕育于休闲及娱乐中，并且渐又开始萌芽。
（3）多元发展期（1979-1996）
在1979年十大建设逐渐全部完成后，台湾政府为台民所得增加后，诱导台民休闲生活内容及质量提升，以增加文化资本，抵抗日渐扩增之色情、赌博及粗俗的休闲生活，乃进行十二项建设，以文化建设为重点及主要目标。就当时而言，电视、电影、歌仔戏、布袋戏是有所管制的，色情混入歌舞剧场、电子琴花车、冰果室、舞厅等，赌博混入电子游乐场、弹子等，甚至卡拉OK及KTV盛行，皆是台民所得提高后，为满足自我实现而奢华纵欲之休闲，开始均是钻法律漏洞而进行，以逃避政府监督，因此政府不得不开始大力进行十二项建设。在前五年内，分区完成设置各县市的文化中心，随后推动长期性以及综合性的文化建设工作，陆续兴建音乐厅、剧院、自然科学博物馆、科学工艺馆、海洋博物馆、图书馆等，并且于台北市兴建社会教育馆、美术馆和图书馆等。“教育部”在1989年订颁“休闲教育实施计划”，将休闲活动的种类分为五大系列：（1）体能性的，如田径、体操等；（2）知识性的，如阅读、朗诵等；（3）娱乐性的，如棋艺、摄影等；（4）艺术性的如音乐、绘画等；（5）服务性的，如环境清洁、协助孤儿或老人等活动。且辅导此计划推行，使台湾休闲发展更具多样化；在同时，政府也开放民众出台观光。至此，民众出台观光蔚为风气，出台人次大幅增长，并于1987年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致使出境人数再创新高，台民休闲观念日益增强。除此，本期中、末段，台湾工业也转向电子高科技发展，并与世界接轨，计算机及消费性电子娱乐产品，大大改变了休闲生活内容，其消极面使年轻一代改变了许多以体能运动为主休闲生活，色情、赌博又转入其中，更使年轻一代沉于其中。另外，该时期因许多家庭收入增加甚多，许多人追求社会阶层改变及自我实现，开始打保龄球、高尔夫球等，而青少年经济能力相对地也大为提升，开始寻求接受叛逆刺激活动，例如吸毒、飚车等，这犹如清末许多富豪家庭之纨绔子弟一般的吸食鸦片，败坏国民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