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竞衡
报考浙大的无悔选择
1948年暑假，我在广州培正中学高中毕业了。当我面临人生的一个重大的选择——报考哪一所大学时，说也奇怪，在众多的大学当中，我却偏偏对浙大情有独钟。其实当时对浙大的了解也是很模糊的，只是觉得它学风朴实严谨，师资雄厚，历史悠久，又地处西子湖畔，环境优美，是学知识、做学问的好地方。虽然北京的清华、上海的交大知名度也很高，但总觉得那里学生运动闹得太凶，恐怕安不下心来去读书。就这样，我毅然决定报考浙大了。当年在广州考区没有浙大的考点，最近的考区在武昌。
我是冒着高温，长途跋涉，借住在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一位朋友家中，去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的。由于对自己太自信了，我只报考了一所大学，没想到那年浙大发榜比别的大学都晚，在广州一些大学已陆续开学了之后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我真是有点着急了，怀疑起浙大的门槛是否太高了。幸好不几天，录取通知书来了，我成了武汉考区录取的仅有的两名电机系学生之一。
在校四年，经历了解放前夕的反饥饿、反内战斗争，迎接杭州解放的护校活动，解放后的勤工俭学，毕业前的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刻苦的学习、实验、实习、考试等严格的专业知识训练，我对浙大的认识，终于由模糊而明朗、由概念化而理性化了。我深感浙大的求是校风，严谨踏实、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融洽的师生关系，以及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民主斗争的核心骨干作用等，是浙大得以雄踞全国着名高等学府之林的精髓所在。我以自己能成为一名浙大学子而骄傲、而自豪，我庆幸自己半个世纪前做出了一个无悔的选择。
民主革命思潮的政治启蒙
浙大校园并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宁静，更不是政治斗争的世外桃源。入学不久，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费巩教授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各个布告栏，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同学的神秘失踪激起了“还我于子三”的愤怒的呐喊。全国范围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浪潮在浙大校园中同样汹涌澎湃。一个一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的青年人，突然闯入这样一个敢对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陌生环境，一开始是吃惊，接着是深入的思考，然后是恍然有所悟，最后是积极的参与。当我举着小旗，跟着领队者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情绪激昂地进行在游行队伍中时，我觉得自己正经历着一场政治的洗礼，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后来，记不起从哪位同学手里借到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我偷偷地一口气把它读完。毛泽东的这部经典着作，使我能站在全局的、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局部的斗争，眼界豁然开朗。我这以后入团、入党，革命人生观的建立，都与浙大这个“民主的堡垒”对我的政治启蒙有关。
学得基础知识的终生受惠
当时的浙大，是集理、工、农、医、文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教材比较注意宽范围的基础教育，而不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当时电机系只有三个专业：电力、电机制造、无线电。我是学电机制造的，但也学了工业电子学、有线通信等弱电方面的一些科目，这就为日后分配到具体工作岗位时加强适应能力提供了前提。果不然，我并没有分配到电机制造部门，而是在电气传动领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在这个工业自动控制领域中，技术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先后经历了三绕组电机控制、电机放大机控制、磁放大器控制、汞弧整流器控制、电力半导体控制、全数字控制、计算机控制等许多代变迁，但运用大学里学到的专业基础知识，通过工作上的自学与实践，大体上总还能跟得上技术的发展步伐。
我在机械部天津电气传动设计研究所先后担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总工程师职务多年，也还算称职，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颁布发的“先进工作者”称号，这都与在浙大学习在时打下的坚实而又较宽泛的理论基础有关。我认为：大学时在不宜学得太专，因为走向社会时的工作环境是很难做到完全学用一致的，而且科学技术也是不断发展和更新的。作为工科学生，学好一组宽范围的专业基础课程，加上较好的数学底子和一门熟练的外语，并注意在工作中加强自学，不断自我“充电”，就可以适应具体工作岗位上千差万别、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性的要求，把工作做好。
在校四年所学的全部课程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王国松教授开设的交流电路课，他当时是工学院院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仍坚持亲自授课。他的课是我们最喜欢的课程，也是我们学得最扎实但又是最不费劲的一门课程。这得归功于他的一套非常成功的教学方法，渊博的知识和深入浅出的表达技巧。
他的每节课开始时，总是先把上一节课的内容简短地回顾一下，把同学们相应的记忆细胞拉到了前台，然后开始讲新课。他很少用讲稿，通过在黑板上即时的绘图及生动的原理剖析，把复杂的、比较抽象的交流电原理讲解得一清二楚。一节课结束之前，再为大家归纳几点要领。这样的授课，明白易懂，记得牢，前后节课连贯系统，概念强。一个学期下来，用不着太费劲复习就可以考出好成绩，而且能运用自如。浙大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既有留洋归国的学者，也有土生土长的教授，各有自己一套教学的方法。他们对学生都要求比较严，但与同学相处很融洽。在这样的学风、校风的熏陶下，大多数的同学都能学到一套真本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因此很受用人单位的欢迎。
校园生活的锤炼与熏陶
我们整个四年的学校生活都是在大学路校址中度过的。除了几幢教学楼好一些以外，宿舍可都是很陈旧的了。我们住的西斋，是带走廊的一溜平房，一屋四张上下铺双人床住八个人。与走廊相邻的一面是木板墙，没有采暖设备。冬天室内温度在零下好几度，早上起床，半夜解手，都是一场“战斗”。学生一律在没有坐椅的大食堂排队打饭，菠菜豆腐是最常见的菜，只有一月两次的打牙祭才能吃上顿荤菜。当时正处在新旧中国历史性转折之交，广大人民都还处在战乱之中，能够让我们安下心来继续学习已是天大的幸运了，因此，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很知足，很少有叫苦的。
由于全国各地解放的有先有后，当时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学的家乡尚未解放，经济来源都有困难，我也是其中之一。学校为了帮助这部分同学解决经济困难，在1949年的寒假组织我们进行生产自救，我也报名参加了。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冒着凛冽寒风，我们把大块的石头敲成小块，用手推车推过钱塘江大桥，堆在岸边指定的地方。一天劳动下来，回到借住的之江大学的学生宿舍中时，一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来了。可是看到那刚从“地下”转到“地上”的带队的党支部书记，他那瘦弱的身躯，却也坚持着与大家一起干，我们也就都咬着牙，坚持干下来了。真没有想到，这样的锻炼，却为“文革”时期应付“下放”的艰苦劳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多彩的。在共青团、学生会的组织下，为同学们创造了许多可以自由参加的文化娱乐活动，如钢琴班、美术字班、京胡演奏班、“乌鸦”合唱团、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周末舞会以及各种球队的比赛等等。每天中午和晚饭后，校园中都要播放几十分钟的轻音乐，图书馆，阅报室备有大量的图书报刊，也是同学们经常聚集的地方。我最喜欢参加周末音乐唱片欣赏会，它每次都有音乐系的老师或同学作音乐作品的讲解，然后播放，使我这个学工程的人也增添了一点音乐细胞。我的交谊舞也是大学里学会的。
多学科性综合大学，还有一个多学科知识交流的优势。同学之间日常交往中很自然地会谈及各自学科中的一些问题，这种跨专业知识的交流，对扩展一个人的知识视野是大有好处的。我也曾偷偷地看过医学系的尸体解剖实验，看他们怎样开颅、怎样开刀；也曾经旁听过其他系的一些课程，来拓展自己的视野。到了三四年级，承蒙同学们的厚爱，我还当选为学生会的文娱部长，参与了全校文体活动的组织与筹划工作，使我的组织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毕业后，做了多年技术工作之后，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弃科从政，当了中共天津市委的科技部长，负责领导一方面的科技工作，与自己的专业完全对不上口了。但在这些工作岗位的转换过程中，我还是能够跟得上新工作的需要，较快地进入角色，想来也多少得益于这段校园生活的熏陶。
艰苦的校园生活，锤炼了我们的意志；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陶冶了我们的情操。我认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过程，除了课堂的学习、考试、实验室的实验、社会生产现场的实习、必要的体力劳动、毕业论文的独立撰写与答辩等以外，还应该包括参加大学校园的群体生活和参与一些可能的社团公益活动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中发挥出出众的作用。
从踏进浙大校园那一天算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但是那段生活的经历却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浙大师长们的教导、同学们的相互激励、校园生活的熏陶，影响着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