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童年的嬉笑、玩耍是让人留恋的，尽管那时已家道中衰，但读书识字，望子成龙，仍然是母亲心中不可排遣的意愿。刚刚八岁，我就被送进了亲戚办的梅青书院（私塾）学习。我的启蒙学校是杭州涌金门内运河下的时敏小学，校长姓章，是一个对学生非常严厉的教书先生。
我拜师那一天，母亲带着我去学校，我记得当时母亲还给我拿了一包香烛。虽然封建王朝打倒了，但当时的小学课堂中央还挂着一个小木龛，里面有一个“天地君亲师” 的牌位。入学仪式是：先点燃了香和一对蜡烛，对牌位行三个鞠躬礼，再转过来对校长三鞠躬。行毕礼节，校长指定了我坐的位子，这便是入学了。在此之前，因为我已上过私塾，所以进学校后就插班在初小三年级，一年之后就进入惠兰高等小学上五年级。
在高小，结识了一个名叫陈永安的同学，他比我大几岁，不单功课好，而且能画中国山水画。我因为从小就跟着三叔学画画，故此，我俩志趣相投，很合得来。
我喜欢画画，但不像芥子园画谱那样，用圆圈画梅花，写个字当竹叶，我不理解这种表达方法，我喜欢能够表现人物光暗的西洋水彩和油画，但不懂水墨画。我跟陈永安画了一段时间国画后，感到国画太抽象，不写实。所以后来就自己找《东方杂志》上印出的彩色泰西名画来学，觉得还有趣味。有人劝我考上海美专，但父亲不肯，说：“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我想了一想也确是如此。
我在高小毕业后（大约在1918年），父亲强调要我投考工业学校。我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听说中学的一个教员要去考留法勤工俭学，那时我才十五岁，怀着一种好胜的心情，悄悄地向老师问明报名的种种办法，便背着父母报上了名。但这次因为不会法文没有被录取，不得已，我只好遵照父亲的旨意投考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电机科。虽然被录取了，但因为数学考试成绩不好，第二个学期我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选了染织科，因为在染织科里，有染织图案和染色等科，总算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
当我转到染织科的时候，碰到一个和我意趣相同的同学，他的名字叫沈西苓，是沈兹九先生的弟弟。他的父亲是浙江规模最大的伟成丝织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当时沈兹九先生已在日本帝国美术大学留学，沈西苓也是非常喜欢绘画的，但他父亲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一定要他学染织，这样一来我们俩在染织科成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我们常常去看染织图案，对好看的各种染色绸布，进行研究、讨论。我们从染织图案的纹样造型和色彩联系到西洋画坛上的各种流派，从绸布浸染的色彩变化，议论到当时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高更在塔伊底土人服装色彩的启发下创造的象征主义画派。我们还悄悄地参加了由名画家丰子恺、周天初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这个画会里有不少青年学生和业余美术工作者。我们每逢星期日或假日一同到西子湖畔去写生，孤山的红梅与平湖秋月的莲花，都是我们画笔写生的对象。我们还把写生作品放在茶馆或饭店陈列展览，听取意见，互相批评，以资改进。我特别爱好人物，从各种画刊杂志中搜集国内外名家的彩色画片，在家临摹。为了减轻日渐衰败的家庭的负担，我还抽出时间用木炭画像。
1923年，我们已学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课程。按照这个学校的制度，每年要收留各专业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做教学工作。在毕业典礼上，我被宣布留在母校，提任染织科纹工场管理和预科的美术教员。沈西苓则由他父亲决定去日本自费留学，在离别前我们依依不舍，希望能够共同再走上新的学习岗位。尽管西苓和他父亲愿意资助我去日本学习，但由于我家庭困难，还是未能同舟共行。当时，我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望——去法国，我认为学洋画去日本不如去巴黎。
是年秋季，我开始走上母校给我安排的新的岗位，先去纹工场报到。这个工场原来的管理员叫都锦生，就是后来杭州很有名的“都锦生丝织厂”的创办人。纹工场是设计制作丝织物纹样图案、意匠的工场，从事制图、意匠、纹板轧制等一系列准备工序，使丝织物通过提花机生产除漂亮的杭州特产丝绸和华丝葛之外，还可以制织各种风景、肖像和人物。这个工场里，既有美术的图案绘画，也有机械的工业制造。都锦生是我的老同学，那里他已在自己家中装备了一个小作坊，利用纹工场设备开始生产织锦和西湖风景等，因此他希望早一点离开纹工场，专门从事他家中经营的小工厂，但苦于没有适当的人来接替。
当他知道我去纹工场时，便感激地将工场和十余个艺徒都交给我管理，说：“由于你的帮助，我可以放手从事都锦生丝织厂的发展，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担任了纹工场管理和学校的美术教员后，工作当然比起在学习时繁忙多了，但我还是专心致志地要把工场和美术教育工作都搞好。开始上美术课时我怕学生不听话，但经我热心教导后，全班三十几个学生都非常喜欢我。我不但在上课时尽心教他们，连假日都带他们外出写生。有一次，我们在西湖孤山画风景，湖对岸雷峰塔的倩影倒映在水中，那景致如诗似画，可画着画着，忽然耳边轰隆隆一阵闷雷似的，但见对岸灰沙弥漫，一角天都看不清了。及至灰沙散尽，咦，奇怪，雷峰塔不见了。原来千百年来就矗立在这儿的雷峰塔，经不起风磨雨蚀和人工的破坏，终于倒掉了。第一个学期终了时，校长告诉我，他了解到我在预科的美术教学很受同学欢迎，所以想把原来由周天初教授担任的美术课也让我兼任。
在第二个学年以后，我的工作分量增加了，但心里很高兴。这期间，我还经常收到西苓从日本寄来的信，令人鼓舞。西苓说，他到日本后深受日本美术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已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他经常寄给我日本刊印的美术画册和美术理论书籍，这一切对我在学习上帮助很大。我们在通信中，有时讨论艺术，有时辩论政治问题，并谈及厨川白村的名着《出了象牙之塔》，对照名着，我们都感到自己在艺术上知道的和能够干的太少了，远没有登堂入室，更谈不到爬上“象牙之塔”。因此，我们决心把艺术创作的基本技巧更好地学到手。
西苓到日本后进入东京帝国艺术大学，我也醉心于西欧的美术，立志要到巴黎艺术大学去学习。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早晚随身带了一本袖珍法汉字典，把生字一个一个地用红铅笔划出来，捂着法文念汉字，捂着汉字念法文，死记硬背，两年后，我进步很快。
1927年大革命中，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起对共产党的大规模屠杀，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从自己家里出来正沿着延龄大马路走向湖滨，忽然迎面来了一队穿灰色军衣、肩背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三个五花大绑的青年，我突然发现其中之一是我们西湖画会失踪了三天的成员M君。正在我心里惶急、惋惜的当口，突然人群哗的一下四散奔逃。原来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就在当街将这三个无辜的青年杀害了。这个遭遇像一股电流一样，使我全身打了一个寒噤，也促使我下定决心，必须尽快地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白色恐怖的险恶世界。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选拔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浙籍公费生的考试，但考完后迟迟未见发榜，盛传这次考试是虚有空名，实际名额早已被几个大学私分了。我见公费留学无望，立即决定自费去法国留学，这决定得到了母校的支持，也得到了都锦生、劳尔遥及同学们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