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筱雯
父亲自1920年进入浙江大学，直到1983年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浙大学习、工作了六十多年。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一生和浙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浙大、为祖国的科教事业贡献了毕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浙江大学被迫告别明媚的西子湖，辗转西迁。历尽艰难险阻，行程数千里，最后于1940年春在遵义地区定居下来。校本部驻在遵义，工学院设在遵义新城何家巷。当初，身任电机系系主任的父亲为了轻装率队西迁，硬是把母亲和我们五姊妹送留上海。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上海，大肆暴行，物价飞涨，而来自父亲方面的财源又断绝，我们难以继续在上海度日。于是，在1943年春，母亲带我们跟随浙大校友奔赴遵义。我们穿龙门、闯潼关、过秦岭、登蜀道，途中遭到日寇炮击、伪警敲诈和国民党军队的掠夺，经受了汽车翻车的劫难和土匪袭击的恐慌，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遵义和父亲团聚。直到1946年秋全家才随浙大复员返回杭州。因此，在浙大迁遵义的七个年头中，我亦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在遵义。在那里，我读完了高中，常耳闻目睹浙大师生在竺可桢校长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最激烈、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团结一致，生死与共，发扬爱国主义和求是精神，克服学习条件简陋和生活极端艰苦的困难，不但弦歌不辍，而且使浙江大学崛起成为名闻中外的高等学府。岁月流逝，六十余年过去了，但昔日情景犹历历在目，不能忘怀。现谨将当年父亲在浙大时的工作、生活片断略书一二以资纪念。
诚朴求是的学风
父亲一生忠于教育事业，立下了“愿为英俊出中华”的崇高理想，坚持以浙大的“诚朴”、“求是”学风培养年轻有为的科技人才，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浙大迁往遵义后，教师的家境更加清贫，生活非常艰难。我亲眼目睹着名心理学教授黄翼伯伯身患胃癌，缺医少药，贫病交加，在被病魔折磨的极端痛苦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有的教授迫于生活不得不弃教从商，但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教育岗位，毫不动摇，并且，还千方百计邀聘名教授加强师资队伍。他曾受竺校长之托，不惧艰险，绕道越南、香港到上海去聘请李熙谋教授再度出任浙大工学院院长。经他多方工作，不少着名教授也加盟浙大电机系，如马师亮、蔡金涛、沈尚贤、殷元章、王超人等。当时，师资阵容之强大，在国内各大学电机系中是少有的。系内学术空气浓厚，学术讲座、读书报告等经常不绝。他除担任工学院院长、电机系系主任等行政职务外，仍然坚持每周授课十二小时以上。其间，他讲授过的课程有直流电机、交流电路、电工数学、高压电力传输、电工原理、输变电工程等，有时还代授其他课程。电工数学这门课不仅在当时国内大学是没有的，就是在国外大学也很少开设。
父亲设想采用数学模式对许多电气现象进行论证和解释，他自编讲义，首创此课，亲自讲授，效果甚好，获得同学们的高度赞扬。后来，有的同学出国进修，发现美国学生在大学时都未读过这门课或类似的课，而在浙大学过“电工数学”的人在进行以后课程学习或工作时都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父亲的教学特点是：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明净.达，循循善诱；理论实践，两者并重。他对基本概念追本求源，使同学们弄清来龙去脉，从基本概念中引出新的理论。他熟悉每个学生，能因材施教。当时，课本大都采用国外原版书，同时，由于学校搬迁影响，课时被迫缩短，给部分同学学习带来困难。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困难所在，总是伸出热情援助之手，诲人不倦，直至教懂为止。并能从精神上予以开导慰勉，及时表扬学生的点滴进步，以示鼓励。同时，也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
有一次，一位同学要毕业了，但检查学业中发现二年级时机械制图的作业没有交齐，父亲限他在一周内补齐，否则，不能毕业，充分体现了父亲一丝不苟的精神。当时，遵义没有电灯，为了帮助同学加深理解建立城市配电网络的技术知识，父亲曾指导同学沿着遵义城的主要街道，统计灯负荷，如编制负荷曲线，规划供电网络，计算线路损失，统计需用材料。这些工作帮助同学树立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求是务实的作风。我想，这也许是一次对遵义城市供电的最早规划吧！
父亲除重视课堂上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外，还十分重视实验教学，认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都离不开实验室，通过实验不但能验证已经掌握了的理论知识，而且，可以帮助发现新的现象，从而得出新的科学论断。居里夫人不正是这样发现了“镭”元素吗？因此，他认为实验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他曾对一位青年教师说，开好实验课对学生的收益有时甚至会大于上好理论课。浙大西迁时，父亲亲自负责电机系的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拆卸、装运工作，并亲自参加押运。每驻一地，准备开课，就立即开箱安装仪器设备，同时开出实验课，从不耽误。从杭州经浙东、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到达遵义古城，这长征式的万里跋涉，仪器设备竟能保持完整无缺，如期开出实验，在当时困难环境里是国内大学中所不多见的。到达遵义后，父亲就为筹建实验室竭尽全力。
当时，教育经费十分匮乏，没有钱盖实验楼，只能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材料建立因陋就简的实验室。在他亲自筹划监督下，紧靠着老城城墙外的湘江之滨建立起数百平方米的电机、化工、机械实验室。人们从远处望去很像一排排农民草舍，但里面却井井有条地安装着各种机床和一台台交、直流电机、木制的试验桌和开关柜。电动机的实验设备和各种仪表测试设备，能测试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各项特性、各种电路接线以及求取各项图表曲线的数据，基本上满足了教学实验的要求。在茅屋里，一台柴油机拖着一台发电机在呼呼地发着电。父亲曾对一位教授说：“遵义晚间照明用的是菜油灯，但未来的电机师却不能不做实验，因而不能没有电。”当时，柴油很贵，而且很难买到，有时只好用桐油代替。由于机组很小，不能作大范围供电之用，只能作为实验用电，它就显得更为可贵。
同样，机械系的各种机床也用柴油机来拖动，最艰苦的时候，甚至利用人力手摇木轮，以皮带传动天轴，进行各种工作机床实习，使同学们获得实践知识。因此，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这草棚实验室。英国着名科学家、前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教授1944年曾两次到浙大，父亲陪同他参观了工学院的实验室。他对浙大师生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水平之高和学术风气之浓大为惊奇，赞浙大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撰文称浙大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由于学生夜自修时都点菜油、桐油或桕油灯，不少同学得了近视眼和肺结核，父亲就将实验室的另一台小柴油机和发电机安装在何家巷大院里。每夜发三小时电，许多同学在傍晚都主动到发电房去帮忙拉皮带、发动柴油机，使何家巷教室大放光明。这不但改善了学习和卫生环境，而且使同学们更加爱惜这来之不易的三小时自修时间。经过这种严谨、求是精神熏陶出来的毕业生，踏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文武双全”的人才。今天，许多昔日学生已成为教授、厂长或总工程师，但他们永远不会忘怀湘江之滨的实验室里的发电机和何家巷那小小的发电房。
为了传播科学技术知识，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也为了让遵义父老兄弟有机会了解和观摩最高学府，在每年6月6日工程师节时，工学院实验室都要对外开放。这一天，所有实验室的教学实验设备全都开动起来，供大家参观。我到遵义后不久，正遇上1943年的工程师节，电机系的女同学张团珠和华景行姐姐带我去参观电机实验室，我看到人们兴高采烈地结伴而来，就像是过节一样。我记得设在老城子弹库里的实验室是有关电讯设备的，展示电话、电报传导全过程，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则示范发电机组发电全过程。还有利用两个放在不同高度、装满着流水的巨大木桶，利用其水流落差冲击一台小水力发电机发电，使许多电灯泡发出耀眼的亮光。这对于当时仅用几根灯芯草和一碟桐油或菜油来照明的遵义人民来讲，真是大开眼界，人们久久不愿离去。
但是，1944年6月6日那天，天气晴朗，气温较高，过热的柴油机排气管烧着了竹编的土墙，延烧至稻草屋顶，火势迅速蔓延，在场的和闻讯赶来的师生都不顾自己的安危，奋力抢救。柴油桶着火了，一团团浓烟烈火平地升起。为了控制火势，有的同学爬上泥墙拆屋顶，有的抢抬柴油桶，有的用消防皮带浇水，烈火终于被控制和扑灭了。这时，城墙上站满了焦急的人们，无不痛惜实验室遭受的飞来横祸。父亲为此心痛不已，夜不能眠，徘徊于室内，不时听到他发出叹息之声。母亲和我们也都为之痛心。为了筹建实验室，曾耗费他多少心血呀！事后，父亲发动浙大同学会进行募捐，使实验室很快得到了修复。1946年浙大东归前夕的工程师节，实验室还最后一次对外开放，以向遵义人民道谢和告别。
深厚的师生情谊
浙大在遵义的七年，正是民族灾难深重，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多数学生到内地上学，要离乡背井，穿越火线，经济陷入困境。他们举目无亲，无所依靠，只有学校是他们的家，教师、同学就是他们的亲人。我父亲爱生如子，帮助他们排忧解难，相互间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同患难、共生死的浓厚感情，令人终生难忘。
当时，战区来的学生吃饭大多靠学校贷金，额度甚微，仅够吃糙饭和八人共用一碗蔬菜，衣着费用得靠自己设法解决，有些学生几年买不起袜子。当时，老百姓曾戏称大学生是“大鸭蛋”，因为有不少学生袜子的后跟破了一个大洞，脚后跟都裸露在外面，像个大鸭蛋。有的衣衫单薄，难以过冬。有的得了夜盲症，晚间不能学习。因此，父亲要花许多精力帮助学生克服困难。他千方百计争取扩大贷金额度和资金面，并尽力给学生安排一些刻蜡纸、打字、抄写等工作，让学生勤工俭学，挣些小钱，以解燃眉之急。父亲还在校务会议上竭力主张设立寒衣贷金，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对于一些特别清寒的学生，自己也常帮助垫交学费，使他们不致中途辍学。
父亲读大学时，曾因患伤寒症休学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自学了许多中医知识，颇有心得。当时，内地医疗条件很差，特别是西药十分匮乏，给医疗工作带来困难。云贵高原素以盛产药材闻名，遵义有中药材齐全的药店，不仅供应方便，而且价格较低廉。父亲常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为同学、员工及家属把脉看病。他能辩证地分析病情，虽然开的药方常常只是简单的几味药，但效果较好，因而蜚声全校。记得有个星期天的清晨，李汉清工友奔到大仕阁找父亲，一见面就跪倒在地，流着眼泪说：“王先生，救救命吧！”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父亲急忙将他扶起，请他坐下慢慢说。原来是他的孩子患了百日咳，已经发展到咯血，请求父亲给他开张药方。当时，我心中暗想，父亲能治这样重的病人吗？只见父亲详细了解病情后，进入内室独自思考，经反复推敲，开出了一张药方，请工友拿回去试试。孩子服药后，有了好转，转危为安。父亲是博士，“博士”英文为“Doctor”，“医生”的英语译文也是“Doctor”，因此，大家推崇他，说：“Doctor is now a doctor”（博士现在是医生）。虽属趣言，但也可见同事、同学们对他的爱戴和敬重。
父亲平易近人，乐观开朗，同学们的学术、群众活动，他都参加。1940年春，父亲和杨耀德教授带电力组全体同学到遵义城的附近农村郊游，在一个杏花林中进行座谈、野餐，还照相留念。系里每年的大型活动一般有迎新会和毕业欢送会，全校还经常组织各种文娱活动，有合唱、独唱、话剧等节目。每次开会，父亲带领全家参加，斗室之中，济济一堂，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无形中增加了大家庭的欢乐气氛。春节，在柿花园俱乐部有各种游艺活动，如钓鱼、套环等。还有，沈思岩、杨增慧两位音乐教师组织指挥的浙大合唱团，非常活跃。
沈先生是声乐教授，杨先生是钢琴家，他们夫妇俩还在新城的播声电影院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其中有自编自谱自唱的贵州民歌。父亲虽对音乐不很感兴趣，但他仍带领全家参加。因为他尊重别人的事业，懂得人们的生活中需要各项艺术，它能鼓舞斗志，陶冶性情，增添生活的朝气和乐趣。
在旧社会，大学生毕业往往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女生更甚。作为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的他，总在学生毕业前数月，不遗余力地亲自往各处发信，通过他的老同事、老同学和毕业校友，为同学联系符合他们志愿的工作，男女生一律平等对待。由于社会上对他的信任和尊重，以及历届毕业同学的求是作风和艰苦努力工作所赢得的好评，浙大电机系毕业生基本上都能得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有的即使一时找不到，他也总是设法再次为他们介绍。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要做到这样，是很不简单的事，许多校友为此终身不忘。远隔重洋、身居北美的浙大校友，很多是抗战时期毕业的，数十年未通音讯，都十分思念这位当年的师长和院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对外开放，北美校友多次函请母校派代表团去美访问，父亲亲自与北美校友会多次联系，将访问日程和具体参观项目安排就绪，但因健康原因未能飞渡重洋与海外赤子团聚，这成为父亲终生的憾事。但聊以告慰的是，经他安排的浙大代表团访美之行不仅增进了国外校友和母校的情谊，也推动了浙大与国外有关院校的科技协作和学术交往。
学生奔赴工作岗位时，父亲总是勉励他们要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并以“人生应以服务为目的”等格言相赠。在同学们眼中，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教师，而且是一位长者和慈父。
真挚的同僚之情
父亲和竺校长共事了十三年，相知甚深，配合默契。在七年遵义时期，父亲被任命为电机系主任。竺校长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同舟共济，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做到教学秩序井然，学术研究活动活跃，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浙大，在战火的锤炼中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崛起为全国性的着名大学之一。在这过程中，父亲与竺校长更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以后，不断鸿雁往来，父亲每次去北京总要去拜访竺校长。“文革”期间，父亲在长期蒙受莫须有的罪名之外又遭到了更大的诬陷，他忍辱负重，痛苦地活着。可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日子里，又能向谁去申诉呢？不白之冤何时才能得以澄清解脱呢？70年代初，竺校长曾写给父亲一封信，大意是：“我受中央保护，幸免于难，闻你受原浙大同人诬陷……望自珍重。”在竺老逝世前几天，他老人家还惦记着父亲的情况，并要秘书写信询问冤案是否已大白。父亲刚收到书信不久，却传来竺老逝世的噩耗。父亲老泪纵横，他为失去了一位知音和良友而悲痛欲绝。在父亲逝世前一天，他为《竺可桢传》（上册）写了序言，序中写道：“藕舫先生是国内外享有卓着声望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对于他的爱国热忱、求是精神和科学态度，我早就钦佩。……他的事迹应该流芳百世。”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对这位卓有成效的学者和专家的崇敬之情和永恒的怀念。
1949年5月，杭州解放。6月，军管会正式接管浙大，蔡邦华先生和父亲受命主持浙大校务。8月，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次年，经马校长提名，中央任命父亲为浙大副校长。他竭尽全力辅佐马校长建设和发展新浙大。父亲与马校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交往，现在又在一起办学，心情十分舒.。他对马校长渊博的学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他深深钦佩这位着名的教育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治校的方针。他们配合默契，就像当年辅佐竺校长一样。
不料，1951年4月，突然传来中央将马寅初先生调任北大校长的消息，父亲即召开校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师生联合致电周总理和高教部长，要求挽留马校长。然而中央已作出决定，无法变更。马校长北上前夕，多次动员父亲代理校长，父亲生性谦虚谨慎，总感难以当此重任，婉言推让，但拗不过马老一次又一次来到家中相邀，终被马老真情所动，应允暂时代理校长，请中央另派贤达之士。两年的朝夕相外，彼此相知较深，建立了真挚的友情，从此经常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有会面叙谈的机会。1955年，全国人大开会时，马老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关于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这是首次提出关于“新人口论”的观点，邵力子先生、竺可桢先生和父亲都表示赞成与支持，但也有代表持不同看法，有的甚至将这比同马尔萨斯那一套。马老看到认识不一，讨论此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就未在大会上发言。他继续调查研究，直到1957年6月在全国人大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发言。次年，“新人口论”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这位优秀的教育家被推入了深渊，开始了坎坷的历程，音讯被迫隔绝，但父亲仍然将这段友谊珍藏在心灵深处。1979年2月，父亲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0月，赴京参加民盟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他特地去医院探望病中的马老，当时，老人已九十有八高龄，惜未能叙谈，在医院陪伴的亲人赠给父亲一本《新人口论》，距当年提出此论点已二十四年。
由于否定人口的计划管理导致了如今中国人口的大膨胀，等到人们认识真理，已无法纠正，悔之晚矣！1981年，在庆贺马老百岁寿辰大会上，父亲作了《忆马老二三事》的发言，高度评价了马老对祖国、对人民所作出的贡献，表达了对这个博学多才、有独特见解的教育家、经济学家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无限敬意。
正直爱国的精神
浙大民主空气浓厚，当时被誉为“民主堡垒”，这是和竺校长的开明、爱国、正直的政治态度和一贯支持、保护学生运动的实际行动有密切关系的。在遵义，有时竺校长出差时间较长，也曾指定父亲代理校长职务，父亲均能按竺校长制定的方针处理校务，包括不少政治上的问题。父亲一直是一个正直、爱国的人，早年就担任过浙大校学生会主席，发动同学参加罢课、游行和募捐等爱国学生运动，再加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当局对进步教授和学生的镇压迫害，更是教育了他，使他深深痛恨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和政治上的腐败。虽然他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还不足，但他始终不肯加入国民党。对于富有正义感的爱国民主教授倍加赞扬和推颂，并引为知己，对进步的学生也加以保护、支持。
贵州与四川相邻，抗战时期，国民党实行特务统治，民主空气受到压抑，言论自由及进步学生运动都被严密控制。费巩先生是浙大政治经济学教授，为人正直，嫉恶如仇，能大胆抨击国内的腐败政治，是当时一位比较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但也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父亲和他私交甚深，堪称知己。1940年费巩教授受竺校长的约请，出任浙大训导长，深得学生爱戴和教职员工的敬重。父亲支持他出任训导长，热心推行他提出的导师制和改善学生生活的施政方针。
但不到半年，国民党教育部即以其非国民党党员，胁迫其去职，父亲深为不平。1945年，按规定费教授和父亲两人可以休假一年外出讲学。费巩应母校复旦大学的邀请，要去重庆北碚举办“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父亲本已应邀去昆明讲学，后因院务、系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未能成行。在费教授离遵义前的一个星期天，父亲、母亲特地邀请他到大仕阁家中共进午餐，为他饯行。我还能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温暖的阳光照在我们小楼前的菜园上，菜园里发出温馨的泥土味。十一点左右，费巩伯伯来了，他个子不太高，胖胖的身体，宽宽的额头，温和的目光，显露出他深邃的思维和广博的智慧。父亲特地亲自烧了一个家乡菜——金银蹄。席间，他们两人侃侃而谈，非常亲切。
下午，大家互道珍重而别，谁知这竟是永别。当3月5日费巩教授在重庆千厮门码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失踪”的消息传来，全校师生为之震惊，父亲更为焦急。各种营救活动，通过不同渠道在进行。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不得不下令查找，假惺惺地派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总务处长沈醉到遵义等地查访，真是贼喊捉贼。他们找浙大教师多人询谈。父亲向他们指出，费教授为人耿直，治学严谨，追求真理，酷爱民主，被称为“品格的支柱”和“道德的力量”，然而这样的教授竟不为国家所容，实难理解；还气愤地说：“在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只有到你们重庆去找。”以后，浙大师生在每年3月5日都要举行“费巩教授怀念会”，学生自治会还通过会议，将《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父亲都深表赞同，并发表演讲。
三十几年之后，浙大举行费巩烈士纪念会，父亲特地为他写了挽联，寄托哀思。
对进步学生的活动，父亲是持同情和保护态度的。1942年初，电机学生陈海鸣收到西南联大学生来信，介绍了昆明学生“倒孔（孔祥熙）运动”的情况，并在壁板上张贴了西南联大“倒孔运动”的宣传品，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共鸣。
1月17日，竺可桢校长得知学生将要游行，当劝阻无效后，为保证学生安全，竺校长亲自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父亲和许多教授也加入行列。事后，国民党大肆拘捕和迫害进步学生，教育部下令开除一批学生。电机系学生陈天保将要被拘捕的消息被竺校长和父亲知道后，即同意他本人要求，先离开遵义，再公布开除通知，实际上是保护他们免遭拘捕。
1945年8月，从电机系也是全校唯一的短波收音机里获悉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全校师生、全市人民连续多日沉浸在胜利的欢腾中。9月4日晚，遵义全城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火炬游行，浙大师生和遵义人民一起，热烈庆祝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人们总算把颠沛流离的日子熬到了头，可以重返久别的故乡与亲人团聚了，浙大师生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噙着喜悦的泪花走在长达一公里的游行队伍中，高跷、灯笼、彩船、活报剧，五光十色，鞭炮齐鸣，欢声震天。大家唱呀，跳呀，笑呀，尽情享受着胜利的欢乐！
1946年8月，父亲带领工学院师生和我们家属，随同竺可桢校长的大部队，复员回到杭州。从此告别工作、生活了七年的遵义何家巷、子弹库，告别了湘江之滨的实验室和大仕阁的小家园，也告别了遵义的父老乡亲。但是，浙大在战火中的成长和父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遵义的一草一木，遵义人民的深情厚谊却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头。
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贤伉俪
父亲一生贡献给教育事业，在浙大学习和工作了六十多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他的优秀品德和高风亮节赢得了老师、校友、同事、朋友和遍天下的桃李们的敬仰和推崇，人们给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永远怀念这位有才智的爱国知识分子和老教育家。在父亲所取得的成就里，包含着母亲的支持和帮助，渗透着母亲的鼓励和理解。
外祖父陈均适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思想新派，到浙江工专任教后即从家乡平阳县将年方十四的长女汉兰带杭读书，成为省女子师范早期毕业生之一。
毕业后在杭州盐务小学任教。她端庄清秀、温文尔雅，和父亲结为伉俪后继续教书。在三妹出生后，为让父亲集中精力于教学工作，她忍痛离开了教师队伍，专心哺育孩子和料理家务。抗战爆发后，又为了不拖累父亲随校西迁，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姐妹在上海暂住。虽然有姨父母的照顾，但在日寇、汉奸横行的上海滩度日是很艰难的。珍珠港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上海，上海与内地交通被阻，我们的经济来源断绝。1943年，父亲托校友姚卓文先生回上海接眷之便把我们带往内地，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历时两月才到达遵义。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待遇菲薄，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勤俭持家、节衣缩食，日子过得十分不易。双亲相敬如宾、相互支持，在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五十七个春秋，特别是在父亲蒙受冤屈二十余年中，二老相濡以沫，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他们正像父亲的名和字那样，像两棵劲松屹立在高山上，共同经受风吹雨打。这是因为，在母亲身上，不仅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而且，由于母亲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深深理解父亲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从而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为此，母亲也得到了广大校友的敬重。在父亲逝世八年后的1991年校庆，来自全国各地的1942届学长来校团聚，他们还特地到家中来看望重病的母亲。望着二十几位七十开外的老学长们渐渐离去的身影，我们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最后，我借原浙大校长韩祯祥先生在为《怀念王国松先生》纪念册所作的序言中所说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切为人民，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人民都是永志不忘的。一切有才智的中国知识分子，人民都会牢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