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1909-）
遗传学家。浙江宁波人。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37年至1952年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1982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7年当选为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99年当选为纽约科学院名誉终身院士。20世纪30年代初起进行亚洲异色瓢虫色斑的遗传变异研究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基因图及种内种间遗传结构的演变研究，为现代综合进化理论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对我国遗传学工作起了推动作用。60年代领导中苏合作开展猕猴辐射遗传研究以及70年代起致力于组织分子遗传学和植物遗传工程等研究，均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人体进化秘最玄，寻踪苦觅穷辨源。万类古今何相似，缘是基因密码传。巨言出，惊九寰，送浪蛰旗心映天。九旬常怀千年策，热血更温世纪泉”。在谈家桢的家中挂着这样一首自勉诗。这，正是他飞越黄昏的写照。作为一位饱经沧桑、阅尽人间风雨的老人，他已近百岁的高龄；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作为一位驰名中外的着名遗传学家，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学术界的前沿。
“野孩子”阿强爱上生物学
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直街糖坊弄2号的一座两层的老式楼房里呱呱坠地。没有显赫的出生，没有富裕的家境，幼年谈家桢就在当邮务员的父亲频繁调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渐渐长大。母亲杨梅英是一位没有文化的典型旧式妇女，心地善良、克勤克俭又严于家教。
幼时，谈家桢有个小名叫阿祥，因为宁波话里祥、强的发音一样，再加上幼年谈家桢生性活跃顽强，所以大家都叫他阿强。犟头倔脑的幼年阿强，求知欲总是特别的旺盛，尤其对周遭的事物样样都充满好奇心，因而什么都想看个明白，什么都想亲自动手去弄一弄。在大人的眼中，他是一个“野孩子”。但是开明的父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并没有扼杀孩子的“野”性。
由于父母的宽容，幼年的谈家桢广泛接触了大自然，他与土地、生物逐渐亲近起来，也正是幼年时这种对草木枯荣、动物生死等种种自然现象的细微观察和感知，才让他逐渐萌生起进一步探索生命密码的念头。
1926年，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吴第三中学，并被学校免试保送苏州东吴大学。在选择专业上，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最后选择了生物学专业。
大学三年级时，美籍教员特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学与优生学”课，对谈家桢产生很大影响。那时，他结合课程内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批关于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籍，特别是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顿觉豁然开朗，自小进入教会学校时对“上帝创造万物”的疑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这时，他天真地想，动植物有育种问题，人是否也如此呢？如果应用遗传学原理可对人种改良，那么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就可以得到提高，就能脱掉帝国主义列强污蔑我们为“东亚病夫”的帽子。这也许就是谈家桢“科学救国”思想的萌芽。谈家桢终于认识到，人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类人猿进化过来的。人只有民族之分，而民族是没有优劣的，所有民族都有不良的基因存在。生物学能解决如此大的问题，使谈家桢一下子爱上了这门学科，从此走上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辉煌道路。
谈家桢学习勤奋，三年半修满了四年的学分，于1930年夏大学毕业，并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在四年级时，他就当了特斯克的助教。在此期间，他一面研读学校图书馆的藏书，充实自己的知识；一面在桃坞中学兼任生物学教员。谈家桢的刻苦好学、勤奋上进和敏锐的思想，给东吴大学生物系主任、我国老一辈昆虫学家胡经甫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摩尔根，情系遗传学
1930年秋，经胡经甫的推荐，谈家桢成了燕京大学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谈家桢非常崇敬这位遗传学的泰斗。从那时起，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就像一盏指路明灯，指引着他前进。研究生毕业前夕，一位姓施的同学在谈家桢的纪念册上写下“中国的摩尔根”6个字。这使谈家桢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6个字也成为谈家桢60余年来为之奋斗的座右铭。
谈家桢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的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为《异色瓢鞘翅色斑的遗传》论文，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寄往闻名遐迩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审阅了谈家桢的论文，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他把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国际着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教授。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前人没有涉足过的事业。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谈家桢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
1934年，谈家桢在摩尔根的帮助下，告别母亲和新婚夫人，只身漂洋过海，来到了人地两生的美国，成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
那时正是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研究领域。摩尔根实验室开放的独特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氛围让谈家桢可以大展拳脚，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日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在那两年里，谈家桢很少参加社交活动，每天不是泡在图书馆，就是在实验室，生活上节衣缩食。不到一年，他用节省下来的500美元生活费还清了出国时筹措的路费。
也就是在这两年里，他在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利用果蝇唾液腺染色体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了果蝇在种内和种间的结构和变异情况，探讨了不同种间的亲缘关系，从而深化了对进化机制的理解；同时还进行遗传图的研究和绘制工作。他单独或和法国、德国等遗传学家合作写成了10余篇论文，先后在美、英、法、德、瑞士等国家的科学刊物上发表。1936年，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遗传图》通过答辩，年仅27岁的谈家桢获得了博士学位。
谈家桢的刻苦治学精神及做出的优异成绩赢得了导师、同事的爱戴和尊敬。导师盛情邀请他留下来继续从事遗传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救国”的志向使他坚定了返回祖国的决心。在老师的挽留下，谈家桢延长一年在外留学的时间。在这一年里，他从事了博士后研究并顺利出站。杜布赞斯基希望谈家桢再留下来按照他的研究路线搞果蝇的种群遗传学研究。谈家桢抱歉地对他说：“我不能一味地钻在果蝇遗传学研究领域里。中国的遗传学底子很薄，人才奇缺。要发展中国遗传学，迫切需要培养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我是属于中国的。”
与此同时，谈家桢通过留美同学朱正元及其老师胡刚复的引荐，收到了浙江大学竺可桢的聘书，被聘为浙江大学生物系二级教授。为了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谈家桢打点行装，告别了导师和朋友，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途。
为遗传学奔走呼号
科学总是在同偏见、无知、愚昧和迷信的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遗传学的发展，同样也经历了一条坎坷的道路。为了推动遗传学事业，谈家桢表现出了一位科学家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良知及责任感，他无愧为人民的科学家。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谈家桢的研究事业就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洗礼。浙大生物系随学校辗转千里，西迁到了贵州湄潭一个破烂不堪的祠堂里。动荡不定的时局，简陋不堪的条件，使遗传学研究工作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但谈家桢仍然坚持讲课并指导研究生。白天，他和学生一起到野外采集果蝇和瓢虫，不时躲避着日寇的飞机轰炸；晚上在煤油灯下对着显微镜进行细胞的观察分析，常常坚持到深夜，饿着肚子上床。就是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1944年，他取得了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遗传的镶嵌显性现象。1945年，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谈家桢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在那里做客座教授。在那里，除了讲学以外，他最后完成了《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研究》的论文，并登载在1946年美国的《遗传学》杂志上。这篇论文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重大反响，被认为是丰富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遗传学说。1948年在瑞典召开的第8届国际遗传学会上，谈家桢当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在这次会议上，一位哥伦比亚大学遗传学教授好心地劝告他说：“谈，亲苏俄的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在贵国建立赤色政权了，您难道不想一想，假如回到您的国家，共产党还会让您继续从事摩尔根学派的研究吗？鉴于瓦皮洛夫的教训，希望您三思。我想告诉您的是，我们美国任何一家研究所的大门，对您都是敞开的。”当时，国际遗传学界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一股寒流的影响。苏联的“学霸”李森科将自己的“春化”理论吹嘘成能够代替一切遗传学理论的“神学”，进而把持了苏联的生物学界，并且公开将孟德尔、摩尔根的科学学说，打成“反动的”、“以纯粹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伪科学。对于这些，谈家桢自然觉得寒心。会议结束后，又有一位美国科学家邀请谈家桢去日本工作，研究广岛原子弹射线遗传效应。谈家桢有所动心，他当然不是稀罕在日本工作的高报酬，而是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想为遭受原子弹侵害的日本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拒绝了美国同行的邀请。离开瑞典后，美国遗传学界再次向他发出盛情邀请。但是，谈家桢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忘不了养育自己的祖国，也忘不掉自己早年曾立下的雄心壮志：发展中国的遗传学事业，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和素质。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的炮声中，谈家桢毅然回到了黎明前的祖国。
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国内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做法，生物学界也受到影响。有人提出“消灭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的口号，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那一套理论，把经典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体系打成“伪科学”，并给其戴上了“唯心的、反动的”、“为帝国主义效劳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等帽子。谈家桢自然首当其冲遭受批判，被剥夺了讲授和研究遗传学的权利。但是，他毫不气馁，相信科学是不会被乌云遮没的。不能讲课，他就翻译《生物学引论》，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要坚守这个阵地。
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及时发现了生物学界的这股逆流。1956年夏天，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遗传学座谈会在青岛召开了。谈家桢勇敢地站出来讲话，针对片面强调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压制打击摩尔根学说的不正常做法，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说：“你们青岛遗传学会议开得很好。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搞嘛，可不要怕！”此后毛泽东又三次接见了谈家桢，每次毛泽东都亲切地询问谈家桢在遗传学方面的进展情况及遇到的难题。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有力支持成为谈家桢解除思想负担、专心研究遗传学的强大动力。毛泽东四次接见谈家桢也成为遗传学领域的一大佳话。
正当谈家桢率领助手们急起直追国际先进水平时，又遭受“十年文革”的空前磨难。谈家桢的人类遗传学研究被污蔑为“希特勒种族主义”，是宣扬“龙生龙，凤生凤”的资产阶级血统论，他本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抄家和蹲“牛棚”的不幸待遇。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放弃继续从事遗传学研究的愿望。他把个人的冤屈和遭遇撇在一边，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信念。有一次，同他关在一起的一位教授向他吐露了厌世的念头，他对那位教授说：“我了解共产党，共产党也了解我，将来发展科学，相信共产党还会用得着我们这些人的。”
他还表示，为了祖国的遗传学事业，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些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感染了对方，也鼓起了对方的生活勇气。
跨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几经磨难、几度曲折的谈家桢已到了古稀之年。他深深感到科学的春天真正来临了。他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制订了科研计划，整顿研究所，重建实验室，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他到处奔走，宣传遗传学和生物工程将在新世纪承担的重要使命，呼吁国家政府部门要重视培养生物科学的人才，并提出发展我国分子生物学的战略设想。
作为基因理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作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开拓者，谈家桢为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呼号奔走，他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我这一生没有金钱，学生就是财富”，谈家桢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了这样一句令人感动的话。谈家桢始终关注着我国生命科学人才队伍的建设，在国内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生命科学队伍发展壮大而兢兢业业。其中，他在抗日战争后方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学生被称为“四大金刚”，他们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和刘祖洞。60多年来，谈老在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无论中外学生，学业上尽心相授，生活上尽力相助。用谈老自己的话说：“耕耘七十载，甘为孺子牛。”
1997年3月，谈家桢出席浙江大学100周年校庆活动后，考察了浙江九源基因工程公司。考察完后谈家桢突然有一种预感，我国即将掀起生物工程产业化高潮，同时深感保护我国基因资源已迫在眉睫。为此他写信给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几点建议，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批示。谈家桢又提出在中国建立南北两个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很快被中央采纳。
作为“中国的摩尔根”，谈家桢创造了三个中国第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创建了第一个遗传学研究所；组建了第一个生命科学院。1999年，国际上正式批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一颗编号为3542号小行星为“谈家桢星”。这是对谈家桢为遗传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