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裴子（1884-1968）
教育家、经济学家。曾用名光墉、长光。浙江杭州人。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学生，190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文学士学位。1912年初至1912年6月任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28年，第三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是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副校长，主持校务；并被委以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首任院长，与蒋梦麟一起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主张“学者办学，舆论公开”，卓有成绩。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他着有《唐人绝句选》，校辑《林和靖先生诗集》4卷。译着有培根的《学问之增进》等。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的校长，随即决心改变浙大文科教授少的缺憾，真正让浙大变成“文理会通”的大学，于是，慕名求贤，邀请两位当时被称为“杭州瑰宝”的老先生来浙大，这一位是马一浮，另一位便是当了校长的邵裴子。
邵裴子其人
邵裴子幼年丧父，全家只依靠母亲刺绣度日。他少年聪颖、读书刻苦，于16岁进学，19岁便中得举人，后入读上海南洋公学经济特课班，再后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获文学士，并于清宣统元年（1909）学成返国，历任浙江省高等学堂（即浙大的前身）英文教习、教务长、校长。
1913年，邵裴子赴北京财政部任职，兼任北京法政大学英文教授及教务长，以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财政部监务等。北伐革命前夕，他返回杭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第三中山大学筹委会委员、普通教育管理处处长等。
1927年8月，国民政府在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至1928年7月改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由邵裴子任副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辅佐蒋梦麟校长。
1928年10月，由于蒋梦麟升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邵裴子遂以文理学院院长兼副校长代理校长一职，执掌校务。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邵裴子出任浙大校长。
邵裴子多次在浙江大学任教和任职，又曾两度担任校长，可谓是浙大校史上的元老级人物。在担任校长期间，他曾主张“学者办学”（即所谓“教授治校”）、“舆论公开”，等等，卓有成效。
邵裴子虽然是民国浙江教育界的名流，但他除了名气，还有骨气。在国民党南京政府表面统一中国、随即实行“党化教育”之际，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高校担任校长的，必须是国民党的党员，而邵裴子则是非国民党的“清流”。
有一次，蒋介石亲自来浙大视察，于是就“动员”邵裴子也加入国民党，却遭到他的拒绝，这在当时就是“不识相”。后来，由于他受到学校中的国民党“CC派”（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派系）势力的排挤，并且学校经费受到南京政府的克扣，以致教师连续几月未得薪俸，邵裴子终于怒火中烧，拂袖而去，辞去校长的职务，最后又于1935年离开浙大。
抗日战争期间，邵裴子曾出任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会长、参议以及浙江地方银行常务董事等。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担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文史馆副馆长、西泠印社社员和理事等。
邵裴子不仅是浙江近代的着名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浙江文化界和文物界的知名人士。他对于中国古代美术作品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研究，多有贡献，生前还数次嘱咐家人待其身故，即将其几十年节衣缩食收藏的数千件珍贵文物、书籍、字画等悉数捐献给国家，如今仅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邵裴子捐献的文物多达698件。至于他本人，则擅长书法，尤以行楷见长，清劲挺秀，饶有唐人韵味；他还精于鉴赏，尤长于陶瓷。
邵裴子编有《宋诗三百首》，并撰有《唐诗绝句选》、《林和靖附林和靖事》等。
功在浙大，名垂青史
邵裴子的一生见证了浙江大学的建立和发展，他的有关对浙大初创时的回忆如今也成了浙大校史上的珍贵史料。
从1930年7月至1931年11月，邵裴子正式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如果从1927年8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成立算起，那么，到1931年11月，邵裴子掌领浙大有4年之余。这一期间，浙大设立了文理、工、农3个学院和16个系，成为当时浙江的第一所综合大学，也是浙江的最高学府。
在蒋梦麟担任校长时，邵裴子所负责的文理学院设有8个系，几乎占了整个学校的半壁江山，当时邵裴子与蒋梦麟校长同心协力，以“开明”作为治学之宗旨，努力贯彻蔡元培“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精神，吸引了当时社会上许多贤达名流会聚浙大。短短数年，成绩斐然。
浙大历史上的几位着名教授，如生物遗传学家贝时璋、几何学家苏步青、数学家陈建功、教育学家郑晓沧等，都是邵裴子在任时礼聘来浙大任教的。当年从日本回来的苏步青，曾因家庭负担过重，经济窘迫而萌生退意，是邵裴子从自己600元的月薪中拿出200元接济他，从而挽留了苏步青。而当年仅仅一个文理学院，人才之众，就让人感慨不已——刘大白、张绍忠、钱宝琮、纪育澧、陈之霖、王守兢、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沈乃正、唐庆增、章嵚、叶浩吾、袁敦礼、佘坤珊、徐思培、郭任远、钟敬文、朱福炘、顾功叙、徐英超等，这些名师大家的聚集为浙大增添了许多亮色。
邵裴子在执掌浙大期间特别注重教学质量，他还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以培养通才为主。前者，如文理学院的学制是4年，4年之内，学生必须读完120学分；后者，当时对一、二年级的学生，是着重于基础课，到了三、四年级，则着重于专业课，其中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当然，这些要求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也贯彻了“求是”的精神，如当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英文副教授佘坤珊对一年级学生的英文要求过于苛刻，他不仅要求学生能通读英国小说家哈代的原着，而且还要学生学习和掌握诗歌、散文，使浙大“大一”的学生难以承受，邵裴子知道后，就与佘坤珊商量，将“大一”的英文分为A、B、C 三个班，这样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按部就班、因材施教，于是受到学生的欢迎。
也正是如此，在邵裴子任文理学院院长期间，文理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漠显、盛耕雨、孙泽瀛、王承绪、徐瑞云、江希明、黄肇兴、朱壬葆等，他们后来绝大多数成为浙大文理学科的重要师资。此后，又经过竺可桢校长的多年领导和努力，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他们的实践证明：要办好一所大学，不外乎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再一个就是要有一批好的教授，而邵裴子、竺可桢就是这样的好校长。这里的所谓“好”，意义尚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便是具有高尚的人格和堪称一代宗师的品格。比如邵裴子在私德上，可谓一生克勤克俭，即使在他任校长时，全家都一直居住在杭州直大方伯大德里7号的普通民房内，一直不肯迁入所谓的“校长楼”；此外，校长当时有专用轿车，他却不轻易动用；公务出差，不住高级饭店而是住在普通旅舍。
也是浙大的老校友、诗人马叙伦曾撰有《丙寅岁暮怀邵裴子》一诗，诗中准确描写了这样一位有才气、有气节的好校长：
多闻直谅邵南江，金石名家书更长。
世态趋炎君态冷，一官长因度支郎。
榆钱满地不疗饥，断石残金有尽时。
贫士交情竟何恃，风阑心事我空知。
炎天寄我一封书，相爱终惭我不如。
欲使儿曹知古谊，锦囊吩咐好收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