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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当代中国的精神生活已经陷入了怎样的境地，这种情况有如沙尘暴刮进了北京城。但是，普遍荒漠化的时世，并不能排除个别作家凭借自身独特的精神关怀和天赋品质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另类，成为沙漠里一棵葱翠的橄榄。
从根本意义上说，文学是一种呻吟和呐喊，尽管它也可以是一种歌咏、一种娱乐，甚至一种笑料。作为呻吟的文学是病人的职业，而且，这种病还不是经常在人民医院门诊部看到的伤风感冒、头疼脑热、皮肤感染。可以这么说，文学所具有的深度与作家所患有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他的病不应该是青霉素、红汞水等药物所能够救治的，他的呻吟必须是从内心最本质的地方发出来的，不然就被视为矫情的作秀。为此，他的病灶还不能在肌肤、手足，甚至还不能在血气，而必须在脏腑之内、骨髓之中，甚至形骸之外。也就是说，他的病必须是致命的，他已经病入膏肓，阻碍到身心的运行，毒化了生存的体验。这样，文学才能成为神奇的药石，才能妙手回春。
然而，在当代中国，你很难找到这样的病人，人们都似乎活得很健康、很正常，红光满面。即便有病的人也喜欢装出一副健康的样子，把呻吟变成唱歌，因为人总是有病，病死了也就算了。他们当中，有的人目前活得左右逢源、志得意满，在滚滚尘埃中呼吸顺畅、心跳均衡；有的人活得困窘、尴尬、狼狈，踉踉跄跄，气喘吁吁，但他们内心渴望有一天成为一个左右逢源、志得意满的人。尽管遭际不同，住的房子、睡的床都不一样，但他们却做着同样的梦，因为这是他们所能够想象的最好的风光景色了。应当说，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穷的时候渴望温饱，温饱之后希望位列中产阶级，跻身中产阶级之后又想要晋级贵族阶层，在这条路上，人们才刚刚举步，远没有走到尽头。因此，他们没有面对“末日的审判”。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学，只能是流水落花的日常生活抒情，以及婆婆妈妈或泼妇骂街的社会批判。我们理应满足于此，不应该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即使有另外气象的文学出现，我们也不一定能看明白它真正的意思。
世界文学史上有一些作家因为病情的严重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托尔斯泰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诚心希望做一个好人，但在当时俄国的社会风尚中，这种愿望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追求美好的事物时，他感到孤单无靠；当他透露出想做一个行为高尚的人时，遇到的却是鄙视和嘲弄；而当他沉溺浸淫于物欲的逸乐之中时，却得到赞扬和夸奖。他的姑妈总是鼓动他找个有夫之妇私通，希望他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娶一个非常有钱的女人为妻，并通过陪嫁拥有尽可能多的土地和奴隶——这是她所能够想象的人世间最大的幸福。在这种风尚训导下，托尔斯泰伯爵生活腐化、对爱情不忠、偷鸡摸狗、通奸、酗酒、赌博、撒谎、斗殴、杀人，因此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重和羡慕。在这种生活中泡了十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作品对美好事物和善良愿望的冷漠和蔑视，又为他赢来众人的激赏，他很快就声名鹊起，体会到以少量劳动换来大笔金钱和隆重荣光的乐趣。尽管自得之余也有惶惑的时候，但从欧洲流行过来的进步观念告诉他：怎么叫先进就怎么过吧，一切都会在发展中见分晓的。直到又过了十五年之后，他出现了奇怪的病情。
“开始我发现自己有这么几分钟晕头转向。生活停止了，似乎不知道我该怎么生活，该干什么。我手足无措，情绪消沉，但几分钟过去以后，我照过我的日子。后来这几分钟的晕头转向以同样的表现形式屡屡出现，越来越频繁。”（托尔斯泰《忏悔录》）一个问题闪电似的不断向他袭来：“你在萨马省将要得到六千亩地、三百匹马，那很好，以后呢？”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强迫他摆脱原来的生活，甚至还要摆脱自己的生命，直到知天命的五十岁那年，他都还想着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独宿，脱了衣服把带子拿到房间外面，免得把自己吊死在衣橱的横梁上。出去打猎也不敢带火枪，免得经不起诱惑轻易把自己毙掉。
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健壮如牛，家庭美满，财源广进，威望崇高，几乎成了俄国幸福生活的典范，不知有多少人梦想着有一天能够成为他这样的人。但是，他在原来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灵魂染上致命的病毒。正是这场无药可治的病，成就了作为《复活》《天国在我心中》作者的托尔斯泰。
比托尔斯泰稍早一些岁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当上帝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倒下，欧洲的精神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作为一切价值和规范的最后基石已经抽空，辉煌的太阳坍塌成可怕的黑洞，人们一时找不到可以补天的岩石。在小心翼翼地绕开这个黑洞之后，他们的生活仍然可以继续，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怎么也绕不过去，在这里停了下来。他敏感的心灵洞察到一个恐怖的事实：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允许的，包括杀人、放火等原来不可饶恕的行为，而那些坚持道德情操的人便成了可笑的白痴，这个世界也将沦为群魔乱舞的地狱。这个发现令他感到末日的惊惶，于是，他和尼采一起成为这场精神危机的受难者。
在中国作家中，不能说没有病人，但病得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么严重的患者却很难找。鲁迅算是中国作家中病得最深的人了。和鲁迅同时代生活的中国人有几万万，与他同时代的作家也数不胜数，但他们都没有鲁迅那么深邃的关怀。在民族危亡、战乱绵绵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驱除外敌，实现独立和平；在专制黑暗、人性桎梏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建立共和，实现自由；在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时代，人们只想到要发展经济，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但鲁迅犀利的目光穿越了这一切，他看到了别的，以及别的后面的别的。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到人性和必有一死的宿命，鲁迅深感人生问题的重重不尽，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因此，他心事浩茫，百感交集，任何表面的荣华都欺瞒不了他，他也不会因为某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得到暂且的解决，就以为万事大吉，因而得意忘形，露出妩媚的笑容。他笔力的透彻和文气的磅礴由此而来。倘若没有在娜拉出走关门声中问一个“以后呢？”鲁迅跟那个时代的作家不会有那么大的区别，但他在“以后”之后还层层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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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着身负沉疴的病人，是因为中国当代生活健康状况良好，还是因为人们都像当年的蔡桓公那样病入骨髓而不自知，仍然以健康者自居？倘若是后者，病情反而是更为严重——真的是病入膏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