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2日上午，中央党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审议党史党建教研室拟定的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经验”的方案。胡耀邦听了汇报后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嘛。”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和危害。
与会者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关于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毛主席路线是否占主导地位？“文革”究竟胜利在什么地方？“一月风暴”怎么看？“二月逆流”怎么看？揪走资派怎么看？有没有十七年“黑线”专政？等。胡耀邦不时插话，发表意见。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否定了以往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党史研究是非标准的传统做法，明确提出了要以实践作为检验党的历史上是非曲直的评价标准，使党史研究有了正确方向。这次会议是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实际上是对党史研究的一次拨乱反正。
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搞一个关于研究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胡耀邦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靠只语片言。
由于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
提要草稿虽然没有突破中共十一大继续肯定“文革”的基调，但突出强调了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提要草稿说：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被歪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我们应当“摆脱有关个人利害得失的种种考虑，敢于触及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思想禁区和一切被实践证明为谬误和片面的东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如实地总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重大经验教训（包括个人的经验教训在内）”。
此时，胡耀邦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但他还是抽出时间认真审读了稿子，并于1978年1月20日作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现在大约一万四千字，可扩充到三万字。”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研究小组赶在春季开学前拿出了新的修改稿。
这份题为《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修改稿（以下简称“修改稿”），共分为六个部分：（1）为什么要着重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2）关于第九次路线斗争；（3）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4）关于第十一次路线斗争；（5）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表现的一些特征；（6）研究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怎样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关于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路线是非，同捍卫和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关系问题。全稿共4万多字。
修改稿印发给党校第1期学员807人内部讨论，征求意见。1978年4月中旬，这些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高中级干部和理论骨干，围绕着党的三次路线斗争问题，各抒己见。胡耀邦多次到支部会和学习小组会上，鼓励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畅所欲言，要求把讨论的问题更集中些，更深入些。
在讨论中，比较集中的问题如下：（1）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2）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问题。（3）关于刘少奇路线的问题。（4）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和造反夺权的问题。（5）关于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问题。（6）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在讨论中，学员们解放思想，用实践标准检验，大胆提出问题，发表看法。
例如：关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学员们一致认为这段历史必须认真总结，但是，要客观地认识“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势必要突破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定性。“三分错误”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许多人提出：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需要弄清毛泽东对一些问题指示的历史条件和范围，分清哪些是毛泽东的指示，哪些是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伪造的。有的人还建议党校会同有关部门，尽快搞出一个经过鉴别的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指示，发给大家作为研究的根据。
许多学员提出：“文革”中出现了许多严重情况，“只说不可避免，不足以服人”。一些学员还举例说：把林彪写入党章，是不是不可避免？张春桥、江青为什么摆到那么高的位置上？九大、十大的组织路线是不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还有没有党的领导？“中央文革小组一个好人都没有”，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混进这么多坏人，是怎么来的？中央文革小组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干了不少坏事，在组织上一度凌驾于中央之上，代替中央发号施令，对中央文革小组应作如何评价？有的还提出了多年来党的“左倾”的问题，认为“左”比右好，宁“左”毋右的思想，一直存在，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危害很大。
许多人要求搞清楚，形成错误路线和具体工作中的错误的区别是什么？走资派的科学标准是什么？有的说：直到“四人帮”倒了以后，才说是以“三要三不要”为走资派的标准，这还是在大原则上说的。有的说：形成路线问题的标志，《毛选》五卷上讲了三条，即“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其他的错误再大也只是具体错误，不能叫路线错误。
再如：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
大家认为，修改稿应把“四人帮”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的过程讲清楚。“四人帮”是怎么样搞的阴谋诡计？哪些指示是毛泽东的，哪些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许多学员提出了需要澄清的一些问题。如：当时有没有右倾翻案风？1975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写信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四人帮”所谓“教育战线大辩论”的来龙去脉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公布的毛泽东的许多指示，是否属实？当时发的中央文件，哪些是错误的？许多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的说：“错就是错，对就是对，应该实事求是。”还说：“这不会有损毛主席伟大旗帜的”。
很多学员提出：修改稿应该指出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是真正的大民主。有些人明确地说：1976年清明节广大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革命的行动，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四人帮”愤恨的表示，也是广大革命群众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即使有个别人乘机活动，也改变不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一性质。“四人帮”加以镇压，并诬陷邓小平同志，这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这一事件，应拨乱反正，明确写清，载入史册。许多学员旗帜鲜明地公开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大困难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实不清楚，具体材料不足。这也是大家对修改稿最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学员还把要求搞清楚的相关史实编出了数字串串。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彭、罗、陆、杨）、五一六通知、六一大字报、七二〇武汉事件、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九一三事件、十月的胜利。大家强烈要求搞清楚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中央党校学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观点，反映的意见，基本上代表了党内的思想认识，鲜明地带有否定“文革”的意向。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
在三次路线斗争讨论中，尽管意见分歧很大，难以达成共识，尽管还有“两个凡是”的思想枷锁，但对以实践作为检验党内路线斗争是非的标准，没有人表示反对意见。许多学员已经开始以实践标准考虑“文革”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强烈要求搞清楚“文革”许多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场讨论强有力地冲击被党的十一大重新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禁区，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左”的思想禁锢。“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党校关于党内三次路线斗争问题的学习讨论，是为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一定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中央党校参加学习讨论的这些党的高中级干部，在不久后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不少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讨论，也集中暴露出党内对否定“文革”的阻力。尤其是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言行应如何看的问题，人们都有顾忌。在“完整准确”和“实践标准”之间，许多人犹豫、游移。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如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所以，要打碎党内多年形成的“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统一全党的思想。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问题，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
关于实践标准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就曾在一些报刊上进行过相当热烈的讨论，《红旗》杂志1962年连续发表过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
1978年春，《人民日报》就真理标准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邵华泽的《文风与认识路线》（1月9日），另一篇是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3月26日）。邵华泽的文章指明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张成的文章肯定“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篇短文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形势已经迫切地把这个重要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
引起广泛注意并直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7年下半年，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撰写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一文，投寄《光明日报》。1978年4月上旬，《光明日报》原拟在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发表。新到任的总编辑杨西光看完这篇文章的大样，觉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如果针对当时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一些混乱思想，作更充分的论证，放在第1版，影响更大。于是，他决定先把该文从《哲学》专刊上撤下来，作进一步修改后，再在报纸显要位置发表。
4月10日左右，杨西光得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相同主题的文章，恰好这时胡福明来北京参加一个会议。4月13日晚，杨西光便约请孙长江、胡福明、马沛文和责任编辑王强华到他的办公室，经讨论，他归纳了五条修改建议。
胡福明用两天时间对文章作了修改，就回南京去了。马沛文、王强华又在这个修改稿上再作修改，在20日的改样上，写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个改样送给了孙长江，请他修改。与此同时，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一起，又对文章修改了一次，并将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改样也送给了孙长江。
在这期间，杨西光还去党校与吴江、孙长江交换意见。吴江认为，4月20日的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再修改提高。杨西光再一次强调，要突出马克思主义有生命力、要永葆青春的观点。于是，孙长江以4月20日的稿子为基础，又改出了一稿，经吴江修改，于4月27日定稿，送胡耀邦审阅。同时，送一份给杨西光，航寄一份给胡福明。杨西光与吴江商定，为使该文能顺利发表，又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5月10日的《理论动态》刊出，次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第60期登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篇末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作者胡福明同志，本刊作了些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