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做了八年半的新闻发言人，跟随他去过近一百个国家；而到了退休的年纪，我却只是对中国念念不忘。我并不打算在中国过我的退休生活———我和妻子凯瑟琳（Kathryn）已经在法国北部一个很美丽的小镇安了家———我只是想在中国得到更多的体验。浙江大学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非常感谢。
2006年我们在浙大呆了四个月，浙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带着我们融入这里的生活中，让我们感觉到家一般的亲切。凌建平（James）是联合国的翻译人员，也是浙大的校友。在我退休之前，他主动来到我的办公室为我提供帮助。他几乎为我们安排好了所有的事———甚至包括为我们在杭州选好住处，并亲自赶到那里帮助我们收拾安顿下来。他和他的妻子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朱晓云，我们都管她叫小朱，个子小巧而心地开阔。作为浙大的人才引进办公室的负责人，事无巨细，她总是随叫随到，热心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对她真是很感谢。
说到我的教学工作，浙江大学为我安排了一位合作教授J .Z .爱门森（赵晶晶）。她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教授。她的丈夫是美国密歇根州大学的教授；她本人也曾在那里教书。她创办了英文学术刊物枟中国传媒研究枠（China Media Research），往来于太平洋两岸，在美国与中国均分其时间，很有能力和魄力，没有她的大力支持，我们是无法做到现有的一切的。也正是因为她，我才有了翻译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想法；她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多方接洽，才使这本书得以顺利付梓。
我很幸运，我还有张园、叶芳、陈姗姗这几位非常出色的助教，她们什么都会做，而且几乎是有叫必应的。
因为我的这门课“冷战后的联合国”有350个学生，一共要上八次；而且每次课都要持续近三个小时。所以我把每次上课的时间分为三部分：我先讲一个小时的课———讲课的内容都收在这本书中，我或多或少地念给学生听。他们对逸闻轶事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毕竟不是学者，我能与学生们分享的原创材料都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至于有关历史的内容，我倚重于两位朋友———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和斯坦利·麦斯勒的著作。他们的著述和其他相关材料全都列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
在第二个小时中，我会播放我采访“历史见证人”的录音。这八次采访或者说交谈都是用来进一步说明各课的主题的。播放录音的时间会持续25分钟（———诸如科菲·安南的访谈）至一个半小时（———诸如布莱恩·厄克特爵士的访谈）不等。在课堂上，因为时间关系，我曾适当地对录音文件做了一些编辑，不过在这本书中，我收录了全部的原始录音转写材料。并且，在成书之前，我曾让每一位被采访者对各自的录音转写材料进行核实修正。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在核实修正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被删改。
在课堂上的最后一个小时是留给大家提问的：由于我的学生们思维活跃，参与意识很强，所以这最后一部分往往是最精彩的。
我才从联合国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不久，这么快就要让我回顾邪恶———我的工作曾要求我不得不面对过许多糟糕的事情，像波斯尼亚战争，卢旺达种族屠杀，联合国驻巴格达总部被炸等等———把我在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间以较为通俗的方式写出来，对我的体力和脑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感到压力很大。在杭州的时候，我曾有过三次很小型的中风。每次生病，小朱都会送我去浙江大学附属医院。在那里，我得到了多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们的精心照顾，所以我一次课都没有落下。谢立平医生（Xie Liping）就是其中的一位，谢医生还为其他医生做英语翻译。护士长王微（Wang Wei）则在其支持下鼓励我。
以西方的标准来看，杭州市是很大的；但杭州的中心———环西湖区域像一个小村落。我和凯瑟琳徜徉其间，从湖畔到山顶，从屈曲回廊到林间小径———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我们都很期待着回到西湖的清山秀水之间。
最后，请浙江大学出版社和其负责人接受我诚挚的感谢。
弗雷德·埃克哈德（Fred Eckhard）
法国，圣奎伊泊埆（Saint Quay‐Portrieux，F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