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经过了同样有着美丽田园风光的卡斯蒂里奥内，橄榄树和葡萄架随处可见。可爱的孩子们赤裸着身子，白发的老妪正在给几只皮毛发亮的猪喂食。在特拉西梅诺湖边我第一次见到了野生月桂树，汉尼拔曾经在这里战斗。在罗马教皇管界的海关验完护照和行李后，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继续前行，在这里我看到了人生中最灿烂的色彩。可是我们居住的旅店是旅途中最大的噩梦，旅店门外就是沼泽地，上面灌木丛生，地板布满了坑洞，老板娘咧嘴笑的样子就像一个丑恶的巫婆。她的罩衫总是脏兮兮的，每次给我们上菜，都要往地上吐口浓痰。
之后写《幸运的高筒橡皮套鞋》时，我还曾联想到这家旅店可怕的场景。抵达佩鲁贾是在第二天的一早，当初佩鲁吉诺就是在这里教拉斐尔绘画。师生两人的作品今天我都见到了。我和拉斐尔看到的是同一片景象，当视线越过山顶的橄榄树林，山明水秀引人入胜。这些也被反映在拉斐尔的作品中。奥古斯都大帝建造的凯旋门到今天都还屹立着，一如刚刚建好的样子，他也曾看到过人们为了修建而搬运方石的情景。黄昏时分，我们抵达佛里尼奥，这座小镇比我们想象中要破败得多。前不久发生的一场地震让墙上布满巨大的裂缝，还有已经坍塌的房屋废墟，主街道上的房子仅仅靠着架在房屋中间的横梁支撑着彼此。雷阵雨忽然来了，只能不舒服地窝在旅店里。旅店的食物实在难吃，只好饿着肚子等着天晴。
屋里的窗户被狂风吹得拼命地晃动，发出难听的摩擦声。一位年轻的德国小伙哼唱起讽刺的歌曲：“说不定还会有一场地震，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幸好地震没有发生，我们香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午后，我们来到被月桂树、迷迭香包围着的特尔尼瀑布，高处的地方还有茂盛的橄榄树林，瀑布被环抱在中央，神奇又壮观！实际上这瀑布不过就是一条小溪，飞流下悬崖的时候四散的水花升腾起一片水蒸气。在阳光猛烈地照射下有些发红，而太阳下山后，就变得阴暗无比。回程的途中我弄丢了同伴，和一个美国青年一起穿过黑漆漆的橄榄树林，在路上他一直讲尼亚加拉大瀑布、密西西比河谷的大草原以及库珀的小说，很有意思。等我们到达旅店的时候，夜幕即将来临。
第二天的路面还是湿漉漉的，四周也没有什么能入我们眼的景致，兴致没了自然就感觉到劳累了。尼比是座很脏的小城，我们住的旅馆也同样肮脏。晚饭后随意徒步走着，却意外发现城外一堆废墟边上有一个瀑布，从悬崖直泻下来，砸向不见底的深谷。我无法忘怀这个场景，后来在小说《即兴诗人》中，安东尼奥最后一次凝望弗尔维亚的脸时就选在了此处。
在罗马参加拉斐尔的第二次葬礼
罗马已经近在眼前。出发的时候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经过索拉科特山，贺拉斯曾经在诗中咏颂过它，进入了坎帕尼亚平原。不过这里美丽的景色和奇异的山峦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兴趣，每个人都只想着赶快到目的地好好休息一下。不过，当我们抵达达拉斯托塔山的顶端时，我和其他游客一样兴奋；有很多北方来的游客都是从这里远望罗马城的第一眼，人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旅途见闻，还有跪在地上虔诚祈祷的香客们。不得不承认，当我看到罗马和圣彼得的那一瞬间同样无比激动与庄重，我向着天空大声喊叫：“感谢上帝！马上就能填饱肚子了！” 我们在10月18日的中午最终抵达了罗马，一踏上这座属于世界的城中之城，我就感觉到自己原本就属于这里。就在这天，拉斐尔的第二次葬礼正要举行，这可是一件百年不遇的重大事件。一具据说是拉斐尔的头颅骨一直在生路加学园收藏并展览，不过近年来有人开始怀疑它的真假。在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允许下，先贤祠——也就是现在的圣玛利亚·德拉圆顶大教堂的墓穴被打开，里面是一副完整的骨架；这次要重新将骨架安葬。取骨架的时候，只有卡姆契尼被允许可以画下现场。当时住在法国学院的贺拉斯·维乃特完全不知道这规矩，当场用铅笔画出一幅素描。教皇警察制止他的时候，他平静地反驳：“凭着记忆我回到家也能留下一些纪念吧？”警察无可奈何。
贺拉斯从中午十二点开始，花了六个小时把拉斐尔的葬礼画成了一幅精巧的油画。他想把画印出来，便进行了制版，结果却被警察没收了。贺拉斯生气地向警方致信，要求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将印版归还，还愤怒地表示不能像盐和烟草一样把艺术也给垄断。最终印版被退回，却成了两半。于是他寄了一封激烈的信给卡姆契尼，连同那幅被损毁的印版，他强调这样做的理由并不是想要伤害他。卡姆契尼最终把拼好的印版寄回给了贺拉斯，还有一封非常友好的信，他表示他的确不能出版他的画作。现在拉斐尔的墓倒是谁都可以画了，摹本也很快大批量地出现。
参加拉斐尔的葬礼成了我们在罗马的第一个行程，多亏老乡弄来了观看典礼的票。装着骨架的棺材被金黄色的布盖着，安放在铺满黑布的高台上。《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篇《真诚的崇拜》被牧师们唱起；朗诵完毕的献词被放进了棺材里；当参加葬礼的人们绕着教堂行走时，耳边传来了唱诗班打动人心的歌声。队伍里包含所有最著名的艺术家以及头面人物和各界名流。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托瓦尔森，他也在当中，持着蜡烛，缓缓跟着队伍行进。下葬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煞风景的事情。要先把棺材的一头放进去才能成功地让它整个进入狭窄的墓穴，可是这样原本精心摆放整齐的骨架就滑动了，坐在一旁的我们甚至听见了尸骨在棺材里哗啦啦的滚动声，庄重肃穆的气氛一下子破坏了许多。
我仿佛生在罗马一般，在这里像在家一样轻松自如。克里斯滕是所有老乡里对我最好的一位，他专门给人设计奖章，之前我们并不认识，他喜欢上我是因为读了我的抒情诗。他带我去拜见托瓦尔森。当时，在菲里斯路的老家中，托瓦尔森正在为浮雕《拉斐尔》而忙碌着：一片废墟里浮现出缪斯和哈耳摩尼亚浮，废墟中坐着一位画家，正在描画着；画板被爱神一手托在手里，另一手持着的百合花代表他过早地离世；忧伤地注视着他的守护神手里拿着火把；而胜利女神在头顶为他准备了花环。托瓦尔森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解说他的构想，还谈起了拉斐尔、卡姆契尼和贺拉斯·维乃特，以及昨天的葬礼。他自己掏钱买了许多名家的绘画作品，准备在死之后送给丹麦。托瓦尔森是一位诚挚、坦诚又热情的伟大艺术家，离开的时候，我非常不舍。尽管他说我们有的是机会见面，我还是差点流下伤感的眼泪。
另一位飞快地对我表示好感的是曾写过几本关于意大利风光的书的同乡——路德维格·波德切尔，他的描写非常优美。他学富五车，热爱自然，把艺术当成了生活的全部，在罗马平静地生活了许多年。他熟悉这里的一切，他几乎成了我的向导，总带着我去体验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事物。我还认识了一位非常忠诚的伙伴库切勒，他诙谐有趣，总是有着说不完的笑话，整个人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画了许多意大利风光画，精美又带着一点俏皮的元素。他那么强壮热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可是我从未想象到，他最后的归宿是在西里西亚一个小修道院。几年后我再到罗马见到他，已经感受不到那充满活力的气息，幽默感也贫乏了许多，偶尔才会展露一下；而1846年我第三次来到这里时，他已经成为只画宗教题材画的天主教徒。几年前，庇护九世将他任命为托钵修士，之后他赤着脚经德国到了普鲁士联邦的一所穷困小修道院里。画家库切勒已经不存于世，只有方济格会修士彼得罗·德·圣比奥还在人间。我想他肯定是误解了仁慈的上帝，才走上了这条极端曲折的道路，他想用这种方式寻求幸福与和平。我总是会想起最初在罗马时我们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他曾经是一位那么讨人喜爱的朋友，愿上帝庇护他，祝他如愿得到和平与幸福。还是有一些心酸的回忆留在了这座属于我梦中的城市。
令人羡慕的罗马艺术圈
哥特式的生活方式还停留在现代罗马人的脑海中。艺术家们欢聚一堂，不分彼此你我，俨然就是一家人的相处方式，这对我来说简直闻所未闻。
除法国学院派领军人物贺拉斯·维乃特统领下的法国圈子外，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团体。在那个叫做“莱普若”的酒馆里，哪个国家的人都有各自的桌椅。夜晚，瑞典人、挪威人、丹麦人与德国人相聚围成一个团体。在那里常见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风景画家瑞因哈特和科赫就经常莅临。其中还有常来的托瓦尔森。瑞因哈特诗人般的眼睛欣赏着意大利的天然景色，流连自己的国家，他的艺术终生为着巴伐利亚而服务。他这样一大把年纪，但焕发出的精神看着就是一个年轻人。他坐在那儿，两眼放光，满头银发，一笑起来，声如洪钟，激情回荡。丝绒夹克和一顶红色的羊毛帽子是他标志性的打扮。托瓦尔森常披的那件陈旧外衣领上别着“巴卓克规则”——加入这个聚会圈子的必有标志。一天晚上，有个新成员向大家敬酒，这叫“蓬塔·莫勒”。新加入的人就被授予“巴卓克规则”，在今后出现在这些场所时都要把一枚铜币戴在纽扣眼上。更有趣的穿着和戏剧般的场景也层出不穷，有位被选为“将军”的青年艺术家，来的时候穿着胸前用别针别着的金色硬纸板的一身虎皮制作的军装，手里握着刽子手使的那种长柄斧和一大把箭。紧随其后的是一位抒情歌手，怀里抱着一把大大的吉他高声吟唱着“蓬塔·莫勒”的夜晚。这是流传已久的风俗，我们有位同乡说在罗马也遇见过这样的歌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歌唱，这种形式就叫“蓬塔·莫勒”。歌唱演员还在那里的酒店向他敬酒。但这种形式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改变，它已经成为咖啡馆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罗马还保持着这种接待朋友的风范。
我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写道，我们粉饰得最美丽的节日就是圣诞节，1833年的那个平安夜，我们过得非常刺激、快乐，充满着节日的气氛。圣诞前夜，我们绕过城里不允许狂欢的规定，在临近城外圆形剧场博格塞家族别墅的花园里租了间大房子。我和画家詹森、奖章设计者克里斯腾森赶早提前到了那里，在温暖的朝阳的怀抱中，我们集体制作编织花束、花环，还把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柑橘树装扮成圣诞树。为此我交了好运，赢得头奖，得到了一个上面刻着“1833年圣诞前夜于罗马”的大口的银制酒杯。所有被邀请来参加的客人都要出一份要求精心挑选讲究的礼物，至少得有点特别意义，比如包装，或上面有纪念意义的刻字，等等。我带来的礼物是从巴黎精心挑选的几个鲜艳的项圈，除了参加化装舞会，别的地方利用率却不高，我打算把它们巧妙地利用一下。但我知道读者们马上会注意到玩笑开过了头，平安夜在喧嚣的吵闹和痛苦中杂乱地结束了。在我看来，托瓦尔森是我们当中最重量级的人物，把花环献给他，不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项圈的黄色代表忌妒，这下派上了用场。
我们能从泰勒的《托瓦尔森的一生》一书中知道，贝斯托姆和托瓦尔森在艺术上各有千秋。贝斯托姆认为，托瓦尔森在浅浮雕上有优势，但群雕却是他的强项。托瓦尔森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怒吼：“就算你把我的手绑起来，我用牙啃大理石也比你雕刻得好。”
托瓦尔森和贝斯托姆两人都收到我们的请帖，参加了我们特别准备的圣诞聚会。我为我的同乡准备的礼物是我精心编织的花环，还在上面即兴赋诗一首，放在旁边的黄色项圈中，谁抽中谁得。碰巧贝斯托姆抽到了项圈，上面幽默地写着给获奖者的献词，内容是：“你只能保留代表忌妒的黄色项圈，因为花环是献给托瓦尔森的。”不想这个弱智的游戏或恶作剧瞬间使现场的一切变得混乱。还好，人们很快地善意地理解到，贝斯托姆也只是碰巧抽到项圈，而这个礼物是我做的——没有人会相信我这个老实人会有什么真正的恶意——一切又恢复到自然的平静，氛围又变得轻松、和谐。
我生平第一次使用斯堪的纳维亚文写了一首诗。在罗马，圣诞节理所当然应该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节日，可斯堪的纳维亚人却对此有些不以为然，热情并不高涨。我把这首诗的名字起为《1833年罗马斯堪的纳维亚的圣诞歌》，曲调上是按照《年轻英格兰国王站在审判席》写的。
来自哥本哈根的嘲弄
这段时间，我收到一些来自丹麦的信件，对我旅途中的创作致以尖酸刻薄的评价。
“从本质上说，你考虑得有点自私狭隘了。在你看来，人们似乎皆钟爱你描述的东西。你高估了你自己，对于公众，至少对于批评界，应该没有任何理由让你出现错觉。就我对你的解读，安徒生，你会异常平静地、扬扬自得地答复曰，‘是的，读了《埃格纳特》以后，你们必然要纠正原来的观念，会挖空心思地想了解旅行对我产生了何种影响，我是如何变得成熟，等等。因为你先前的来信中流露出类似的思想。但我还是以非常怜悯的心情跟你说，你错了。只有年迈的安徒生最适合写出《埃格纳特》这样的作品，依然天真幼稚，但我们在其早期的作品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我坦言，《埃格纳特》能让我流下多少眼泪，但我不想看。我的泪腺已然厌倦得枯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