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生活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离开了哥本哈根，坐车前往斯拉格斯上学。英格曼和巴格森提前出发已经到了那儿。我旁边座位上就座的是位一个月前才离开学校的学生。他正赶往家乡朱特兰，探望他的亲朋与父母。崭新的生活即将展现在眼前，他显得神采奕奕。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后，他向我保证，如果他是我，一定不会再去一遍文法学校，那是世界上最郁闷也是最可怕的地方。但我仍满腔热情地前往那座老城。同时，我还给妈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充满快乐的信，信中说，我是多么希望老祖母与父亲还在世，知道我正在去文法学校读书的路上。
车子是深夜到达斯拉格斯的。我找到一家小旅馆，住进去就问老板娘城里有什么好玩的。“如果说英国的新消防车和巴斯托姆牧师的图书馆算是好玩的话，就这两样还值得看看。”她说。全城的上流社会就几个骑兵军官。老城的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就是学校，所以全城的人都知道上个月哪个学生进了好班或差班。人们七嘴八舌谈论最多的还有私人剧院，盛装排演时学校的学生和城里的女仆可以免票，剧院演出时基本全是满座。我记得在《未带图片的画册》这本书里大致描写了我在这里度过的第四个夜晚。
我在一位受人尊敬的有教养的寡妇那儿租了房子，从我的小房间里，可以望到房子前面的花园和远处的田野，绿色的窗户被垂挂下来的葡萄叶子遮住，挡住了阳光的暴晒。我被安排进倒数第二年级的小孩班，因为我什么都不懂。
我适应不了这种学生生活，真像被关进了笼子里的野鸟。我真心想好好学习，但有些知识超越了我的理解力，数学、地理、语法不会的知识太多，我手忙脚乱地忙活着，那情形就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大海，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打来，我被打得喘不上气，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游了。有时，我连名字的拼写都出错，有时又把很多本不该在一起的混到一块儿，或者提些别的学生不屑提的可笑问题。校长有个癖好，喜欢捉弄我们，他当然能轻易地找到这样的机会，我变得没了信心，因此也变得很害怕。我明智地意识到，我暂时得把写诗的念头放一放。主教要来学校检查，校长把写欢迎歌词的差事交给我，我写了，歌也唱了。作为学校的一员能在这样的活动中为学校出力，我一度很高兴。但我随后感到，我有一种病态的忧郁。这是我第一次明显感觉到这种忧郁，在以后的几年，这种忧郁始终笼罩着我。欢迎主教的仪式开始了，我却来到墓地，站在无人照管的弗兰克卡努医生的墓地旁，他是医生也是诗人，写过《克里斯蒂安堡的毁灭》等诗，心头莫名涌起一股悲伤。我向上帝祈祷，但愿我能成为医生这样的诗人，或者我也将长眠于九泉。
我写的歌校长只字不提，我倒觉得他比一往对我的要求更严厉了。我丝毫不怀疑他说的一切，这当中也包括它挖苦我时说的话。一天，他提问时我回答错了，他脱口就说我是蠢材、笨蛋。我把这件事在信中告诉了科林，说他再这么对我，我真的就是忍无可忍了。科林在信中安慰我。很快，我有些科目的成绩开始提高了。学习成绩虽然提高了，但我是越来越不自信了。第一次考试，有门课得到校长的特别表扬，甚至于考试报告他都亲笔写给我。我为此高兴地跑回到哥本哈根为自己放了几天假。古德伯格也很高兴接待我，因为他看到我的进步并感受到我强烈的进取心，并肯定了我的努力。他说：“但你可别想着写诗。”其他人也这么说，我真的没再写诗，而是严格地遵守学生的责任，把精力全都放在了学习和作为一个学生对遥远而无法确定的希望上。
有位叫巴斯托姆的博学编辑在《西西兰新闻》任职，他完全与社交生活隔绝，全部的心思都用在做学问上。我去拜访他，他看了我以前写的一些古怪东西，对我产生了兴趣。他认为我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课本上，这当然是个合理的建议。他还就这个话题给我写了信，像这样真正的权威或许才能使年轻人在成长中受益。他对我提出的诚挚忠告，我很乐意与年轻的朋友分享。他在信中写道：
噢！亲爱的安徒生。我看到你的序幕，上帝的确赋予了你活泼而跳跃的想象力，以及一颗炽热如火的心，可我也看到你所缺乏灵感和发散的思维。当然，即便这样的东西降临在脑海时，你得及时地逮住它，这是不太容易的。所以，你应该把杂念都放下，完成自己的学业，而不是在实力不够的时候，发表自己幼稚的作品，别把不成熟的理想变成公众的负担，像这样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能够真正证明自己的只有一篇好作品，这样才能让人觉得把公共基金提供给你是正确的选择。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不要自负，要学会防备时刻都会到来的虚荣心。如何保持纯粹的感觉，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因此，我再一次郑重地对你忠告，把全部重心转移到学业上，不要总想着写出一首好诗，只有渊博的知识才能武装自己，让你有能力、有感觉表达出自己的灵感。停下你的笔吧，只有当你感觉到灵魂和心脏真正被一个想法击中，感到激动和热烈，才能去找寻将它表达出来最优美的语言。放下手中的笔，看到身边更多的东西，细心地观察大自然、动植物、人类还有自己，这些都是能让你灵感迸发的天然素材。试着选择身边的某个小事物，将它作为自己的主角，下笔前用不同的视角观察你看到的每一个小细节，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关于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似乎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没有谁能够亲自教得了你，最基本的是让自己始终保持着单纯的心以及高尚的思想。连这个都做不到，我想诗人这个头衔是不会落在人类的头上的。
真诚的祝愿
1823年2月1日于斯拉格斯
H.巴斯托姆
假期回家，我家乡欧登塞的古德伯格上校，他现在荣升为将军了。他一直关心我，关注我取得的每一点进步，他知道我在文法学校学得刻苦、学得很好，非常高兴。他定时给我写信，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信任与鼓励的词句。我的第一个假期到了，他邀我回欧登塞去看他，真的寄来了旅费。
从我离开家以来，还没回到过欧登塞，即使在祖母、祖父去世的时候。
妈妈常对我说，小时候，我总希望发财，我是祖父的继承人，他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是一间半木结构又破又小的房子。他去世以后，房子立即就被拆了。得到的钱还不够还他欠下的税款，家里的东西也被拿去抵债。我继承的最值钱的是个有黄铜盖子的大火炉和一件家具。它现在还放在市政厅。它卖了不少钱，是被当作马车上的一整张座位被收购的。1813年，兑换旧钱时，因没有兑换成新的，那些钱已不再有效。当祖父被告知这些钱不能再用了，他问：“谁说国王的钱无效了？”“当然不是国王自己说的！”他自己为自己作了解答。我得到的这笔巨大的财产，我记得是四十先令还是五十先令。我当然不在乎这笔钱，但一想到能重回欧登塞，我内心就如被阳光照耀着温暖，我感到自己是如此的富有 ，心里充满着幸福的期待。
我背着一个装满衣物的小包袱，从奈伯格徒步走向欧登塞，临近城边，看见古老的圣卡努特教堂那高高的塔顶时，心竟一下子变得柔软。我从心底感受到，上帝是多么地疼惜我。想到此，眼泪喷涌而出。妈妈再次见到我时的那种喜悦就别提了，她领着我去拜访了她很多熟人、帮助她的好人。古德伯格一家和埃弗森一家也热情地招待了我。大家都在谈论我是多么的幸运与神奇，连国王都肯把钱拿出来供我上学。每当我走到小巷时，都能看见人们打开窗子来看我。妈妈告诉我，人们都说：“莫瑞修鞋店家的小子汉斯·克里斯蒂安真是露脸了。” 开书店的索伦·亨佩尔把我带到他家的高塔上。他为了满足对于天文学的一点喜好建了这么个高塔。站在高塔上，全镇的建筑尽收眼底。我还看见格瑞弗斯广场上一些医院的穷困妇女正在那儿对我指指点点。是啊，我就是他们当年认识的那个小屁孩。现在站在上边，我真的感到自己登上了幸运的巅峰。一天下午，妈妈看见我和主教一家、古德伯格一家一起在河上泛舟，高兴得热泪盈眶，她说我尊贵得像个贵族子弟。但当我回到文法学院以后，这些耀眼的光环将随风逝去。
渐入佳境
我在学习上是勤劳刻苦的，所以，我很快就往上升了一个班级，但思想上不成熟，学习的神经绷得太紧，给自己增加了很重的精神负担。每到夜晚，在小屋里读书，困得坚持不住，就把脑袋浸在凉水里，或跑到静谧的小花园里跳舞，直到清醒，再继续学习。校长是个学问好且天赋极高的人。他翻译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宝库。但事实证明，他不胜任做儿童教育工作。他教孩子，同接受他教育的孩子一样受罪。我害怕他和大多数孩子怕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严厉，而是他嘲弄我们的方式，他给全体的学生都起了绰号。一次，他正在给我们上课，一群牛走过，仅有一个学生往外看，他却让我们全体起来，到窗户那儿看“我们的兄弟过来了”。
他提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回答，或在测验中做得不够好，他有时就从他的桌子前走到炉子跟前，对炉子提问。我最难以忍受别人对我的取笑，那对我是种折磨。他的课常常一开始，我就怕得肌肉抽搐浑身疲软，回答得口不对齿，他一定会说，我连一个字都说不到点上。我对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的匮乏感到绝望。一天，我怀着沮丧、忧心忡忡的心情给第一任校长奎斯加德写信，让他教我一些方法、给些建议。我说我如此愚笨，不太可能继续学下去了。我也把这些写信告诉了科林。那位优秀、善良的校长给我回了一封诚挚的长信，他说，校长本意是好的，只是方法上有点问题。并且，我也确实取得了进步。他用温婉的语句鼓励我，让我绝不要气馁，一定不要绝望。他在信里讲述了他的求学经历，他告诉我他是个农家的孩子，上学时已经二十三岁了，比我上学时还大得多。他对我现在的处境是感同身受，自然能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遇到的最大问题其实是，我需要的是与其他学生全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而在学校里这是无法做到的 。我真的是进步了，宗教、《圣经》和丹麦语文，我总是优秀。我的小屋里常常被让我帮他们写作文的每个班的学生挤满，他们当中包括高年级的学生。“不用写得太好，别被查出来。”他们时常这样提醒我。作为回报，他们帮我做拉丁文的作文。每个月，我的操行评语被所有老师们写上“优秀”两字，这是稀松平常的事。但有一次，意外地得了个“优良”。这让我念念不忘，马上给科林写信，把这件事报告给他，并说，这次只得“优良”，错不全在我。
在后边可以知道，校长对我的态度和看法与他平时在生活中所说和表现出来的并不同。从他身上，也能看到人性的善良。休息日，他会请一些学生去他家做客，我常在被邀之列。他在家里与在学校时判若两人，他同我们和他的孩子们玩得可开心了，充满了童趣。他给我们讲好笑的故事，陪我们玩玩具士兵。学校规定每个星期天，要有一个班级与老师一起去教堂。因为我比同年级的孩子瘦高，校长让我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去。老牧师讲《圣经》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在教堂里复习数学或历史作业，没有人在听。这使我在教堂里学《圣经》时多了负罪感。
学校生活中有趣味的一件事，就是学生可以免费看剧团的彩排。剧院坐落在一个偏僻的院子里，它的前身是个马厩，在院子里能听到牧场里牛的低鸣。剧场里的人为了表达出戏里头演的都是日常生活，将镇子上的市场涂饰彩绘一番，用来做布景。这样，人们看到的戏就是以自己家或朋友家的房子做背景的，很是有趣。
温暖时光
我一般星期六会赶到已有一半被毁坏的安特沃斯柯夫城堡。弗兰克卡努曾在诗中描述：“城堡残留着走廊，山冈下长眠了修道士。”巨大的好奇心使我恨不能将墓穴打开。附近有间乡间的小屋，一对出身高贵的新婚夫妇住在里边。我猜想，他们可能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他们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快乐着，客厅里充满了舒适和惬意的气氛，小桌上摆满了鲜花和装潢精美的小开本图书。时常有竖琴的声音从小屋里传出。我碰巧结识了他们，他们对我很友好，欢迎我去做客。他们在这间坐落在山冈下荒僻处的小屋，过着充满浪漫田园情调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