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见到W时，十月已经过去近半了。英语课上她迟到，中途从教室后门溜了进来，圆乎乎的小脸被北方的大风刮得红扑扑的。
她迅速地扫了一眼周围，然后跑到我旁边坐了下来。
老师发现后不满地停顿了几秒，故意等到大家的目光纷纷落在W身上时才继续往下讲。
她在疑惑和陌生的目光里哼哧哼哧地刻意压低声音喘着气儿，可以想象她刚刚在路上像柯基一样撒着小短腿儿奔跑的样子（以后，她自嘲过说北方人很少有像她这么矮嘟嘟的）。
这也是我第三次在英语课上见到她。
那天课才上到一半W就乏了，脑袋没精打采地耷拉在书上，突然悄声地很严肃地问我，“同学，你叫什么。”我把课本翻到写着名字的扉页。
“啊，原来是班长啊。”过会儿才接着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之前帮我签到哦。你放心啦，以后我肯定都来上课。”
之前我短信过她，英语旷课要是超过十节，就不能参加期末考试。而我们一周就有六节英语专业课。虽然她这样跟我保证，可很快又失踪了大半个月。
那时W正忙着和高中同学恋爱，不仅课表没查过，连之前一系列的入学登记也是其他女生帮忙递交的。
——
“同学，你走错教室了吧。”
我跟W说的这第一句话，是在她第二次在英语课上出现时。而我们之前应该已经见过五六次的样子。
“诶？当然不是！”她当时很惊诧地瞪着我，气鼓鼓的。
隔天我和室友找不到上绘图课的教室时，刚好又遇到正和男友在一号楼里转悠的W。我没认出W，拦下了她，就和她是陌生人一样，“同学，知道408怎么走么？”
“神经啊，哈哈哈……”她后来描述这件事情时说，“我当时气着了，但我劝自己，这人都已经傻成这样了，我不能跟他计较。”
现在，每当别人提起十年前，我会立即想到还是香港的回归，初中的期末考，《泰坦尼克号》里的莱奥纳多和温丝莱特，去往地下画室的漫长的绿*******可时间已经过去太长太长了。
我的十年前，怎样也回不到那个90年代了。然后，像在灯光乍灭的夜晚里渐渐适应突如其来的的黑暗一样，慢慢习惯地找回那个真实的十年前。
那一年的大雪磨磨蹭蹭地直到十一月快结束时才来。那时大一新生扫雪，我们班被分派了主楼旁的马路。
第一次挨寝室叫早，没几人愿意起床，都赖在被窝里嚷嚷再睡会儿。我拖着十几把扫帚哐唧哐唧地下楼，狼狈得像个托哑铃的孕妇。
W过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寥寥几个人，吓了一跳，“欸，就只有你起来了吗？”
“是啊。我刚刚气坏了，心想妈的，老子一个人也能搞定。结果嘴上还说没关系，你们再睡一会儿好啦！”
“哈哈哈……他们怎么能这样呢。我帮你去叫他们吧。”
我们俩在楼下潦草地扫着雪，有车辆经过时就站到路边聊天。然后她突然问起我的生日。
“我啊，1976年。”我很无聊地脱口而出。
“诶？真的啊？”她露出诧异的表情，但是其实已经完全相信了，“大叔，那你为什么现在才上大学啊？”
“因为家里穷，所以断断续续地打了几年工挣学费。”
“大叔，你好苦哦。”（喂，还真的相信啊。）
等到大三，W偶然在教务室登记资料时看到我的资料后才恍然，“大叔，你怎么可以骗我？”
会相信这种事情才有问题吧。
——
W最初给我的印象像塞林格笔下的埃斯米——单纯善良，不符合年纪的幼稚和老成像对立的反义词同时出现在她的身上。
之后的六七年里我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与其他人那般紧密。W偶尔想起时可能会给我发条短信，说不来上课，如果方便的话帮她签个到。逢端午节或者中秋节，她会惦记着问我想要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和月饼。
大多时候，我们连短信都很少。
W不逃课时，我们常常会和其他同学一起去食堂随意吃个午饭。她的胃口很好，不挑食，有阵子减肥会刻意地克制自己，好在很快又放弃了。而我也不过是帮她签到，在她焊坏收音机板后帮她去各个电子大厦里找了两天……此类的小事而已。
但那时我们总是在争吵，比恋人之间还要频繁，为着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吵完后，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里没有联系，也从来没有解释和道歉，直到下次或者下下次再在课堂里遇见时，又恢复平常的寒暄聊天。
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对针锋相对的想法，所以，她不出现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加平和地在短信稀疏的文字中或者偶尔的想象间安静地相处。
我和她从未熟识到时刻惦记对方——不知道对方的生日，认识后最初的几年里从来没有准备过礼物；不了解对方的喜好，聊天时信马由缰肆无忌惮；最多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提醒一下老师可能在下一节课上划考试范围，记得来上课。
等到了大二，好几次我们在交实验报告的信箱前遇到，还是那样简单地寒暄。
我们之间仿佛存在着太多比对待陌生人那般更加理所当然的生疏和冷淡。
我在她面前，一次次毫无忌讳地坦露着自己的暴躁和偏激的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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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有一次加班到深夜，W突然打来电话，声音很低，问我现在方不方便说说话。
我说等等，然后往外走。
凌晨两点的办公室里还留着好几个同事。
所以还不等我走到茶水室，她已经哭了起来。我点了根烟提神，在手机这边静静地等着。
等她哭完后冷静下来，“没事了，最近心情不太好。”
她没说原因，我也没问。
之后我很快辞了职，跟着我哥编过一段时间程。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租房宅在家里，两三天里都没个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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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2011年上海年会时，她刚好也在上海找了新工作，稳定了下来。年会结束后我约了她还有阿汶一起吃饭。她在饭桌上说起买房结婚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问。
“快的话，年底。”
“前两天你们不是刚吵过架吗？”阿汶激动地说。和W联系紧密的她应该也刚得知消息。
W低着头不回答。阿汶开始很不满地反对，数落她男友家庭条件不好，又在南方农村，两家相距太远，如果结婚要克服的问题太多。这全程里我一直像局外人般，以致中途W低着声请求阿汶声音小一点儿，而阿汶故意更大声地提到我名字时，我一时都没反应过来。
“你问他，我刚刚说得对不对？”
W这时才抬起脸，把目光投向我。
这时是应该说些什么的吧，安慰也好，反对也好。
毕业后我们联系稀松，而时间仿佛让我们学会了某种妥协和退让，争执也寂静地退了场。
后来饭局草草结束，W送我去车站。饭桌上的沉默延续了一路，在过街地道里我问她，“你真的想好了？”
“诶？”她应道，“嗯。”
“阿汶说的你们吵架的事情呢？”
“你是怎么想的？”
“我挺难过的。”其实我本来想说的不是这句话。
我本以为我已经学会如何与人相处了，至少学会和W如何相处了。但那天我忍不住还是多说了几句，接着为其他事情开始争执了起来。为着声音更小一点，我们反而在嘈杂的甬道里走得比以往更近。当我们走出过道时，她停了下来，落在后边。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冬日寒冷的阳光里喊了我一句，“大叔，我们不要再吵了。”她顿了顿，“这已经不是上学时候了，我们没时间来和好。”
“嗯。”
——
之后我离开上海，和她也没再有联系。过节下拉手机通讯录时看到她的名字，会停顿几秒，然后就继续任由着名单继续拽了下去。
原来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以后还会有一个又一个重复的十年，好在我和她终于找到了更加合适的相处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