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读侯方域的《壮悔堂记》，令人唏嘘不已。我分明从这里听到这位“雪苑侯生”发自肺腑的悔悟和叹息。那个刻骨铭心的“悔”字，写出了明末清初那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欲进不能欲退不甘的苦闷和彷徨。其沉痛的兴亡之感，已经超越了对旧日裙屐笙歌、繁华往事的缠绵追忆。而“悔”的另一个缘由，便是愧对“血溅桃花扇”的李香君了。正是这位“明辨是非、钟情笃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青楼奇女子，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写下了壮美的一页。
“绝不污辱任何人！”任何私己的自由都不能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加缪，这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地中海的儿子，从小饱尝贫困、疾病、孤独和屈辱，但却用一生的爱，重笔写下《反抗者》为生命辩护。直到在一次车祸中颈部断裂而死。他真的像“向日葵”一样，为了思想头颅高高升起，即便脖颈被压弯或断裂。也正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人类最博大、宽广、自由的胸怀莫过于此了。
我从二月河的文章中看到了这种薪火相传的文人风骨和他洞察历史的睿智。
“不知何故，中国数千年史典，却教出一大群一大群的顽钝无耻文人。可以说，每一朝每一代式微零替，都和他们居中不停地捣蛋有关。捣蛋到了极致，这一朝也就完蛋。”（《二月河语·文人无行》）
“不知什么时候，不知怎的，变成了文人，而且是名人。这就‘抖’了起来。会议坐前排，作文有约稿，动辄在报上电视上晃晃。随之而来的是名人效应，甚至连买菜逛市场都得遮掩一番，要么就落荒而逃。这固然是一种风光体面，然而我受不了了。”（《二月河语·散说名利场》）
这是二先生的清醒和明白。《河南日报》的周末文化版曾刊发一张二月河在旅游途中的照片，在开封大相国寺屋檐下的石级上赤足酣眠，那种随意平和、惬意和朴拙真让人羡慕之至。
二先生还说：“我历来不大恭维文人，成了文人，又惴惴于自己真的堕落了，变成文人。”
青年学者摩罗在《咀嚼耻辱》一文中写道：“我居然至今还活着，活在这样的世间，而且活得如此平安。我并不为此庆幸，我只感到无限耻辱。”为此，他深切地提醒和呼唤自己：“我可以没有恩宠没有地位，可以没有名气没有桂冠，但我决不可没有自我，决不可没有独立的人格。我一定要把自己与中国的奴性文人区别开来，与一切中国奴格区别开来。”
自杀的青年诗人顾城曾写道：“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但他却坚定地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在1911年以前就已死绝。
写什么，说什么，文人应该担当起什么？一场南阳、襄阳诸葛亮名人之地之争，襄樊以市场经济下的“暗箱操作”和“潜规则”让中国的教科书都信口雌黄。二先生气愤之至，一篇《把诸葛亮给谁》让“好好先生们不必再去研究古地图、地形地貌沿革了，回过头来，念念《三字经》，学习一下中华文明传承美德，似乎更必要一些”。
这是二先生的良知和文人应有的风骨。
“五四”至今，鲁迅成为绝唱。正像著名学者朱学勤先生说的那样：“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跳舞。”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现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鲁迅是留下缺憾的。”
俄罗斯文学的历史并不长，如果从普希金算起，也不过二百年时间，却见大师辈出。他们的散文，不为一般文体的容器所限，而更多地保留在回忆录、评论、书简中间，著名的如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等。这些作品，一样高扬自由的灵魂。可以说，俄罗斯文学是真正的“自由文学”。它的产生，并不依靠统治者关于“自由”的种种恩赐；相反，是作家以团体的自由意志对抗专制政体而自然形成的。这样的文学，以社会的自由解放为艺术目标，因而颇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仍然有所赓续和补充：蒲宁、高尔基、曼杰施坦姆、爱伦堡、索尔仁尼琴……他们以各自的精神创造，让艰苦备尝的人类记住了他们。而记住了他们，就记住了俄罗斯。
鲁迅不止一次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一群，理想的一群，殉难的一群。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指出：“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知识分子感到自由受到的历史重压，他们对这些历史重负发难。”他由衷赞美道：“俄国知识分子的敏感与多情是罕见的。”在世界文学中，正是他们，提供了以人格和思想创造文学的光辉例证。
世界需要正义的声音，于是有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大抵是以写作和思想履行其社会角色的。所以，良心的担当，自由精神的呼唤和表达，活着的尊严和引领生存的高贵应是文人倾其一生的心灵指向和宿命的召唤。
二月河先生文心良知昭然。
唯大英雄能本色
2009年的春天，中国在经受着物质和经济的双重考验。股市崩盘了，楼市缩水了，出口内销了，金融危机了。燥热的心态加上一春的干旱，好些人挺不住了。跳楼的、自杀的、疯狂的、吸毒的、洗钱的、三陪的……大款和明星们在风口浪尖上舞动着，甚至学者和文人也捺不住了。剽窃的、抄袭的、打口水仗的，连一向口若悬河、知识如海的余秋雨先生也闹起了“假捐门”。然而，就在这躁动的世态万象前，二月河先生的又一随笔集《佛像前的沉吟》悄然开放在这个春天。如雨后初晴的一缕晨风，说过年，过清明，话端午，拜月中秋，闲话重阳；如推开记忆的童年之窗，记白河，缘花洲，逛社旗，凭吊陈胜王，神游青城山，好来汉风芒砀山；若清净之地的晨钟暮鼓，初话香严寺，随喜丹霞寺，断想慧能，拜佛白马寺，作《佛像前的沉吟》。看似小文，却如一服服清凉剂，像那风油精、金嗓子、西瓜霜，火头上，涂抹一下，含上几片，虽救不了命，却能急救。急救，如那速效救心丸，有时也是救命的前提。
读二月河先生的随笔，则正如孙荪先生序中所说：读二月河的随笔常常让我想起京戏《空城计》里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日常生活中的二月河，有一点不修边幅随心所欲，似乎是经历过大的阵仗，看惯了春风秋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而，文章不着意于谋篇布局，更不雕琢文字，一任所见所闻，如水银泻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说他者直说感觉，说自己直抵内心。这形成了二月河随笔的基本风格：散淡。读这等文字，不必特别用心，但难免动心，容易引作者为知心朋友。
如果读了二月河先生的随笔，非要看看二月河的人，就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吃了蛋还想看看鸡，那就读读河南作家王钢女士在《近观二月河》中写的：“现在的二月河，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怕了，年岁愈大，名望愈高，他却反而越来越内敛了，不急不恼，谨言慎行。性格的棱角还在，心境却已旷达淡泊、宽容平和，有点立地成佛的味道。不过有一点他是一以贯之的，见平民百姓从来不牛，见军人从来不牛。一入这样的群体，他便如鱼得水，惬意快乐，十足的一副好脾气。内心的盔甲一旦卸下，百炼钢化作了绕指柔。
他曾将自己比喻为一头大象。这个温驯可爱的庞然大物，施施然踱过街头，一身轻快，乐呵呵的，总是伸出一只长鼻子，友善地触抚路人，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引车卖浆者流。虎与象的结合，魔与佛的转变，这就是二月河吧。”
随笔二月河，慨其精气神，实为文脉南阳的薪火相传者。
唏嘘，一叹。
秋风中的红玉米
——痖弦先生原乡行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
吹着那串红玉米
它就在屋檐下
挂着
好像整个北方
整个北方的忧郁
都挂在那儿
——痖弦《红玉米》
正是霜降接近立冬的时候，一阵冷风吹来，气温骤然就降了下来。
10月24日，暮秋的细雨开始飘落，给濡湿的乡愁又添了几分浓重。
2010海峡诗会痖弦文学之旅系列活动“痖弦先生原乡行”在美丽的白河之滨隆重开场。那天的主题是南阳的作家、诗人们聆听痖弦先生介绍台湾著名诗人周梦蝶其人其诗，并就他的作品开展阅读批评与欣赏。
痖弦先生说台湾文坛、诗界都称周梦蝶先生为“梦公”、“周公”，他自己也是“梦公”的粉丝。他说周梦蝶先生像苦行僧修行一般，一个人享受着自己的孤独，他是孤独国的主人和国王，他一生以艺术的苦涩，来征服自己生命的苦涩，“以诗的悲哀，征服生命的悲哀”。他心性高贵、赤子赤贫，诗极富智慧和禅意。他的诗的特点是“诗禅合性”“善于用典”“现身现事”“哲理禅意”。诗人的境界有小我、大我和无我，无我是最高境界。周梦蝶先生是一个真正的诗哲在宇宙间垂钓，他是中国现代诗的一座高峰，再有一二百年，他的文学价值将愈久愈高。
周梦蝶先生是一个女性歌颂者，在台湾有众多的粉丝，尤其是女性。她们对他高洁、纯净的人格修养和品性高山仰止。他虽然衣衫褴褛，生活拮据，但苦难的生活映衬着他高贵的诗心，阳光、荷花一般。文学青年大都喜欢去见他，与他交流，他不但是台湾文坛一道风景，而且是台湾文学的“燃烧站”。
诗人是诗的桂冠，诗是诗人的桂冠，从南阳古淅大地上走出去的周梦蝶应是南阳的桂冠。我们感念于大地上有这样的诗人生长，周梦蝶堪称大地之子。
二月河先生说：听了痖弦先生的介绍，周梦蝶确实让人肃然起敬。他说，看一个民族一要看这个民族人心灵的软化程度，二要看这个民族人的诗化程度。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唐诗宋词全世界都无法企及，中国是诗的国度，文学创作启蒙的源头是诗歌，他说自己也是从诗歌而进入阅读和创作并由此进入外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他还说，华夏民族内心的诗感很强。当面向《台港文学选刊》主编杨际岚先生说：河南、福建可以多交流互补，河南的文化底蕴比福建强多了，而福建有钱。但穿上好衣服不算强大，心灵有诗性才算强大。诗歌散文都要空灵，空灵了才有境界，才能登峰造极，与心灵契合共鸣，小说就不行，小说是解闷的，甚至误人子弟，但诗不会。
散文家周同宾先生是痖弦的故交，都是吃着家乡的芝麻叶面条长大的。他说：故乡的红玉米仍挂在宣统那年的屋檐下，也挂在故乡的诗里；二嬷嬷虽然已经凄惨地死了，但仍在诗中叫着“盐呀盐呀……”为了轻松，同宾先生还讲了痖弦先生的话语幽默。说上次（2002年9月）痖弦先生回来是满头乌发，这次回来却变成银狐色了。他问是怎么回事？痖弦先生说，过去是染的，现在是真相大白——本色。当南阳曲艺作家闫天民先生送给痖弦一套《南阳曲艺大全》时，同宾先生说书太沉了，要增加你行程的辎重，痖弦先生风趣地说：“抱书轻，抱情人轻，抱老婆沉。书是情人，不要紧的。”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樊洛平教授讲了痖弦诗的“泥土根性”。她说来到南阳，亲切而感动，为这片文学热土的丰厚而感叹。她说痖弦是带着故乡去流浪，带着文化传统去流浪。而所有流浪的历程都是假的，唯有故乡是真的。她介绍说痖弦先生1954年和同仁创办《创世纪》诗刊时，都是典当了东西或衣物筹钱办刊物的，用痖弦先生的话就是：“当了裤子，留下诗心！”
南阳本土作家王遂河（行者）先生就痖弦早期的诗作《深渊》作了解读，他说痖弦先生的这首长诗是“冷抒情”，在审判意义上带着哲理的意蕴，诗的语言和主题尖锐、残酷、恶毒，用上帝的目光去看麻木、失却灵魂的芸芸众生，是“挖着苦涩说出来”的大作品。他说痖弦先生将是中国现代诗的一座山峰，现代诗歌史是绕不过去的。
诗人、散文家廖华歌女士用南阳话念读了她写给痖弦先生的献诗，并说痖弦先生的夫人也是诗人，她说的“我们要尊重夜晚”“只有人格的贵族，没有血统的贵族”，经典而富有诗意。
南阳诗歌学会会长、诗人王韵华代表家乡的诗人们热情欢迎痖弦先生的原乡行，并祝愿痖弦先生高寿南山，佳作不断，常回来看看。
南阳的年轻诗人们朗诵了痖弦先生的诗作《红玉米》和《我的灵魂》。痖弦先生闭目静听，无声的泪水从他的眼角闪现。
樊洛平教授最后朗诵了台湾著名诗人洛夫以藏头诗形式特写的《隐题——赠痖弦》，诗的内蕴和厚重感染了所有的作家和诗人。
像一枚美丽的红叶，二月河先生把“南阳市作协名誉主席”的聘书捧在先生的胸前，照耀在先生原乡的路上。
丝丝细雨还在下着，真乃揽十方乡愁于一生，至死不休！
周熠先生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