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分架空历史（宿命）意义的环境里，莫言将历史空间化、局部化的做法，不啻肯定了生命经验本身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莫言敢于运用最结实的文字象征，重新装饰他所催生的乡土情境，无疑又开拓了历史空间无限的奇诡可能。像中篇《大风》里那场惊天动地的狂风，《狗道》中五彩斑斓、争食人尸的野狗，《红蝗》中铺天盖地而来的蝗祸，《秋水》及《战友重逢》中的滚滚洪水，既幻亦真，皆是佳例。
相对于《红高粱家族》所创造的炫丽空间，莫言另一类小说如《爆炸》、《枯河》、《白狗秋千架》、《欢乐》等，似乎执意回到现实泥沼，显现乡愁不足为外人道的一面。这两种类型的原乡想象已自展开了互相辩证的力量。《白狗秋千架》一作尤其具有强烈文学史嘲讽意图。故事中的叙述者是个受过教育、抽暇返乡的年轻人。故乡贫瘠伧俗依旧，并不能带给他任何美好印象。唯有在高粱地巧遇儿时玩伴时，方才勾起他一些青梅竹马式的回忆。只有当年的娉婷少女自秋千架跌下，瞎了一只眼，委屈嫁了个哑丈夫，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面对年轻返乡者的似水乡愁，她的回答是：“有甚好想的，这破地方……高粱地里像他妈×的蒸笼一样，快把人蒸熟了。”《红高粱》里的激昂浪漫视景，哪里还能得见？
之后，莫言将历史空间的构筑，更延伸至其他层面。在《十三步》中，故事的主角是个关在铁笼中的疯子，靠观众（听众）喂食粉笔，吐出一段段不可思议的故事。莫言的用心在此不言而喻。牢笼之中的方寸之地，是主角无可奈何的限制，但吊诡的是，牢笼的禁锢使他匪夷所思的狂想，有了“出路”。作为听众的“我们”，置身牢笼之外，却深为笼内人的故事所吸引，而不自觉地成为他的传声筒。这场奇异的叙述过程，代表莫言思考语言与空间相对关系的极致。诚如香港学者陈清侨所言，“在昏乱的逻辑与逼人的形势下，我们无法不抓住眼前最锋利的刀刃或者最稀奇古怪的粉笔，在千篇万卷的故事中杀出一条生路，去涂上一幅让自己可以站得住脚的幻象，一个铁笼”。我们都是（历史的、语言的）笼内人。
《十三步》的情境荒诞无稽，每每使读者有不知伊于胡底的危机感，但莫言正要藉此拆散我们安身立命的阅读位置。
莫言作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记忆与时间叙述的问题。面对滔滔史话，《红高粱家族》中的叙述者回溯我爷爷、我奶奶那一代的人物在红高粱地里奠下基业，豪情壮志，何等的风流气魄。随着故事发展，家史与国史逐渐合而为一，以抗战时期我爷爷、我奶奶游击歼敌为高潮。莫言似乎有意向《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以及《林海雪原》的一脉革命历史小说传统致敬，但他的革命历史并不承诺任何终极意义。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遥想当年父祖的英勇行径，或追记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运动中的磨难。莫言有能力把我们带回历史的现场，甚至深入人物的内心意识；但他又提醒我们，历史原来是可以不断改写的，时间叙述的线索原来是可以前后错置、主客交流的。《红高粱家族》纵横三代家史，俨然为现代主流叙事的时间表背书。但莫言真正要写的，恐怕恰恰相反。文化大革命后，“大叙述”逻辑掩退，莫言凭独特的文字所形成的狂纵演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历史力量。如果当年的历史叙述以雄浑眩美（sublime）是尚，那么莫言所执著的，应是一种丑怪荒诞（grotesque）的美学及史观。
类似的问题在《十三步》里有了极不同的表达方式。所谓的“十三步”在书中并没有明确指涉，它可以代表了生命中的不可测变数，叙述逻辑上的逆反，或如陈清侨所谓，历史意识中的黑洞。小说中的听众围着笼中人，猜测后者痴言疯语的“意义”，欲罢不能。“你也被他拉进了故事之中，你与他共同编织着这故事……你预感到自己没有力量与这故事的逻辑抗争……你的命运控制在笼中人手中”。在倾听叙述及重述的过程中，我们与笼中人撕扯、拉锯彼此所占的语义、知识及权力位置；或欲言又止，或意犹未尽，或言不及义。而就在种种语言难尽其妙、而又不知所云的时刻，“历史的味道，涌上心头”。
到了《酒国》，莫言又另辟蹊径。书中侦探缉凶的情节，隐约透露了一种追本溯源、找寻真相的诠释学（hermeneutic）意图。但莫言一路写来，横生枝节。他所岔出的闲话、废话、笑话、余话，比情节主干其实更有看头。像写农户竞销“肉孩”的怪态，像相传为猿猴所造的“猿酒”由来，活龙活现，真假不分。不仅此也，书中安排叙述者莫言与一个三流作家间书信往还，大谈文学创作的窍门。好人与坏人、好文学与坏文学、历史正义与历史不义的问题，一起溶入五味杂陈的叙述中。恰如书中大量渲染的排泄意象一样，小说的进展越往后越易放难收，终在排山倒海的秽物与文字障中，不了了之。莫言的叙述是在刻意模拟从清醒到迷醉的过程么？或正如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巴库司（Bacchus）般，挑起了纵欲狂乱的欢乐，却也在欢乐中惨遭肢解分食的命运？
在书写大块文章的同时，莫言在1993年又推出了一系列名为《神聊》的短篇。这些作品短小精悍，有的讲奇人异事，有的讲鬼怪玄狐，很有点笔记小说信手拈来，自成篇章的姿态。像《铁孩》写大炼钢铁时期，两个小孩靠“吃”破铜烂铁为生的怪事，像《渔》写渔人夜遇艳鬼，转世重生的鬼话；又像《神嫖》写一个寡人有疾的乡绅，召众妓寻欢，竟发乎情止乎礼的高级嫖经。莫言自承此期作品“鬼气”愈重。徘徊大历史的缝隙边缘，他也只有权做聊胜于无的神聊吧——三百年前的同乡蒲松龄到底是阴魂不散。“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神聊》系列看似无所为而为，莫言的感喟自在其中。《红耳朵》以一个败家子散尽家财的荒唐事为经，以他那对有如性器官的招风大耳为纬，侧写一段现代轶事。阴阳怪气，荒诞不经，基本上仍承继了《神聊》式的趣味。
《丰乳肥臀》是莫言1996年的力作，名称耸动，分量也十分庞大。这本小说近五十万字，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如何在最艰困的情形下，拉扯大九个孩子。故事始自抗战前夕，终于20世纪90年代中，这些年的风风雨雨，皆尽涵括在内。藉母爱来颂扬“感时忧国”的块垒，是“五四”以来作家最拿手的好戏；“大地之母”型的人物，在现代小说史中怕不早就人满为患？但莫言别有用心。他的母亲“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于一身”，可是所生的孩子个个都是野种，长大了又乱成一团，绝不成龙成凤。
《丰乳肥臀》的叙述者上官金童，应是莫言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人物之一。金童是妈妈的独子，爸爸是瑞典来的神父，横死于抗战。金童的一辈子见证了中国天翻地覆的每一刻，但天下大事哪里比得上他母亲的姊妹的爱人的乳头重要？看莫言写天上万乳攒动，地下摸奶盛会的几章，足以令人叹为观止。莫言一向以行文奇诡瑰丽为能事，如今看来，当年的《红高粱家族》倒是牛刀小试了。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寻根”与“先锋”运动，莫言都躬逢其盛，而且游走其间，不拘一格。进一步说，莫言的角色，也是出虚入实，难以概括。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少年叙述，到晚近《丰乳肥臀》中恋乳狂患者告白，莫言的人物已一再显示世人的面目千变万化，既不“红、光、亮”，也不“高、大、全”。他（她）们不只饱含七情六欲，而且嬉笑怒骂，无所不为。究其极，他（她）们相互碰撞，变形，遁世投胎，借尸还魂。这些人物的行径当然体现魔幻写实（magic realism）的特征，而古中国传奇志怪的影响，又何尝须臾稍离？
莫言许多作品中的“我”，形貌各异，思路婉转，颇可一观。例如《白狗秋千架》中，巧遇儿时玩伴的大学生，在乡愁回忆与丑陋现实中进退两难；在《红蝗》中的年轻人先有艳遇，随后见识铺天盖地的蝗祸；在《枯河》中受到委屈、无从发泄的小男孩，最后以非常手段对成人社会做非常的控诉；又像在《爆炸》中，困于婚姻及家庭陷阱中的青年男子，惶惶，终以爆炸性的肢体动作，暂求解脱。莫言小说中的“小我”以他们卑微古怪的方式，重新定义做人的代价，也重新召唤一己想象欲望的能力。
莫言有意调侃“我”们这一辈风云涣散，何复父祖当年所经过的大风大浪。中篇《父亲在民伕连里》写1948年间，父亲（即《红高粱家族》的父亲）率领一队民伕为解放军赶运粮草，出生入死，完成任务。“农民英雄”的范本与江湖侠义的情境合而为一，读来果然精彩。大队民伕寒冬裸身运粮渡河的一景，既亲切又雄壮，尤其可见莫言说故事的魅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任务，忍饥挨冻，甚至不惜枪杀围堵的女性饥民，所牵涉的道德两难，不禁启人疑窦。但为国献身，毕竟是他们一辈的无上律令。
由此再回溯到《红高粱家族》我爷爷、我奶奶开垦红高粱家乡的往事，草莽英雄儿女，江湖恩仇血泪，色彩斑斓，炫人耳目。识者可以指出，莫言写民初侠情故事，其实可以和台湾的司马中原相提并论。司马的《荒原》、《狂风沙》、《路客与刀客》等系列作品，早成中国乡土传奇的经典。不同的是，司马所恃的是个“说书人”般的叙事主体，世故老到，充满乡愁，对往事殆无所疑。莫言以第一人称回溯我爷爷我奶奶的历险，却穿插自身的思绪评论，时有忧疑矛盾之处，他因此建构也同时解构了对家史及国史的幻想与信念。
识者也可指出，莫言对女性角色的塑造想象，不如男性角色有力。莫言小说的阳刚趣味的确胜过其他，女性就算容有一席之地，也以母亲、奶奶形象致胜。但部分作品还是看得出他勉力为之的痕迹。《白狗秋千架》的高潮是叙述者匆匆离乡他去时，赫然见到一个村妇挡路。我们都还记得这名村妇与叙述者幼年的情谊及长大后的不幸遭遇。她对叙述者的要求无他，就是到高粱地里苟合一次：她与哑巴丈夫已经生了三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她要一个“能说话”的孩子。莫言以一个女性农民肉体的要求，揶揄男性知识分子纸上谈兵的习惯。当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被“落实”到农妇苟且求欢的行为上时，“五四”以来那套人道写实论述，已暗遭瓦解。
在中篇《白棉花》里，我们则看到“文革”中期一个棉花厂女工方碧玉为爱情抗争，死而后已。在那些晦暗的日子里，方和她的心上人不畏外力，夜夜棉花垛中暗筑爱巢，落得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这篇小说原为张艺谋电影企划所作，难免凿痕处处；写方碧玉的一身武功及神秘下落，尤嫌过于造作。但莫言向女性致敬的用心，总算点到为止。
莫言国度中的子民，充满活力，而且绝不拘于一端。他（她）们为国家主义，或为兄弟义气，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他（她）们追求人之大欲，一样锐不可当。《红高粱家族》之所以出手不凡，正在于叙述者追溯家史，追到了我爷爷如何强抢了我奶奶，在高粱地中强暴了她，从此展开了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随着历史的演化，中国（男人）的欲望却每况愈下。在《天堂蒜薹之歌》这类的作品中，被压抑的情欲仍然四处找寻出路，引得危机四伏。到了《酒国》，“食色性也”的教训，以最古怪的方式，和盘托出。但真正集欲望大观于一炉的还是《丰乳肥臀》。如果《酒国》夸张现代中国人狂吃暴饮的恶形恶状，《丰乳肥臀》更进一步，渲染（男性）又一种官能的震颤——触觉的欲望与变奏。我们的男主人翁一生大志无他，对着女性乳房毛手毛脚而已，而且一视同仁。莫言这样地写男性对乳房的依恋，已近器官拜物狂。女性其实已彻底被物化为身体的一种性征。但在恋乳癖之余，我们知道，他根本是个性无能患者。丰乳与肥臀代表性的图腾，也何尝不是性的禁忌。
生也有涯，身形是我们存在的开始，也可成为种种礼教政治及欲力角逐的战场。莫言因此看到太多器官象征的可能，大肆发挥，成就了一出出巴赫金式身体嘉年华的闹剧场景。《幽默与趣味》中的男主人翁活着活着，退化成了猴子；《父亲在民伕连里》，父亲与他的驴子居然也能眉目传情，更不用说《酒国》中的鱼鳞少年、妖精少年、肉孩，还有《神聊》中的铁孩子。
但还有什么比《十三步》中的移身换头、大变活人、尸恋还魂等情节，更让人意识到生理身体的脆弱无助，与主体意识的游移暧昧？被肢解的身体，已经崩裂的语言，不断位移的人际关系，形成令人晕眩的叙事网络，直指历史意识本身的断层，就在理论家亟亟找寻“失落的”主体时，莫言版的“变形记”已暗示我们人／我关系的扑朔迷离，哪里是一二乌托邦的呐喊就可正名归位？从文体到身体、从身体到（历史）主体，谈笑之间，莫言已自展现世纪末中国作家的独特怀抱。
莫言企图重组回忆、落实往事，但他的方法何其令人醒目或侧目。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正经八百地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明乎此，我们又怎能不油然而兴“千言万语，何若莫言”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