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坊间传闻，2007年前中国之所以在“香格里拉对话”上低调，主要是因为考虑到这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个平台，中国既不便缺席，也不便过于热衷或高调。
有人说，中国似乎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可以让中国发声或主导的机会。也有人说，中国那五年里思想不够开放，甚至对形势有所误判。
但不管怎样，2007年6月，中国军方第一次派出了由副总参谋长率领的军事代表团。那一年的“香格里拉对话”，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军事代表团。
中国军方终于与世界平视。
在中国军方的副总参谋长出席之前，美国军方的“三巨头”——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每年都例行云集“香格里拉对话”。这一次也不例外。
2007年6月初的一天，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
身穿各国军服的人士，来来往往，熙熙攘攘。“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安保措施严密，但紧张有序，疏而不漏。
我在大堂里来回走动，寻找着我希望接近的目标。
很多平日只能在电视里见到的人，这时忽然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克林顿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此时已是军火公司科恩集团的总裁。他的身边总是跟着两三个随从，这些随从在后面我与科恩历年的接触中，都起了很好的协调作用。
小布什第一任期的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就像普通人一样来回走动，显得有些落寞。此时，距离他卸任美国副国务卿，其实只有一年多时间。但世界就是这么的残酷无情：你只要一卸任，就再也没人理你了。阿米蒂奇那肥硕的身躯和标志性的秃顶脑袋，在大堂里尤为引人注目，也显得更为落寞。
但他们不是我此刻的目标，虽然后来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我节目里的常客。
来自台湾的防卫学者杨念祖热情地过来和我打招呼。几个月前，他刚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就中国军方刚推出的歼10战斗机发表意见——那一期节目，成为迄今凤凰卫视资讯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他见到我，显得很高兴。只不过，此刻的他并不知道，不久后他就将上任台湾“国防部副部长”，专门负责美台军售问题；他此刻也不知道，下一次他作为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再接我的电话时，将一改现在的热情状，显得高度紧张，生怕在电话里对我泄露什么机密。
但此刻，我对杨念祖好像也没有兴趣。我的目标只有一个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四星上将基廷。
两辆小车在香格里拉酒店正门口停下，几位身穿美军制服的彪形大汉先行下车，迅速穿越安检门，占据两旁的有利地形。身穿白色四星海军上将军服的基廷，在随从的簇拥下走进大门，迅速进入电梯。他身前和身后的随从也相继鱼贯而入。整个过程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个美国电视剧《大饭店》。那里面的酒店大堂就是这样，一个衍生出很多故事，甚至在悄悄中改变历史的地方。
基廷上将刚刚过去，已率团抵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在一行人的簇拥下穿过大厅，走向另一个双边会谈的场合。副总参谋长见了我和同事，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能否对您做个专访？”我的同事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这是记者的“通病”，也是记者的执着。
“没问题，会议最后一天吧，全部都告诉你们。”副总参谋长的坦率和干脆，让我们有些吃惊。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将的坦率来得太早了一些，我们也过于天真了一点。体制的惯性，是任何人都无法冲破的，你只能耐心地伴随体制的成长，虽然等到体制成熟的那一天，我们也老了。
不过，从那一刻起，虽然我们很少能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做成独家专访，但每一次在新加坡，我和我的同事却与高级将领们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关系，这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前后几任的副总参谋长等。
但我的目标依然是基廷。
我之所以紧紧盯着基廷，主要是由于他所管辖的地区和美国的战略。
如前所述，2007年6月，正是陈水扁将“台独”搞得翻天覆地的时候，解放军认认真真地做好了以军事斗争对付“台独”的准备。一旦台湾海峡开战，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态度和战略无疑就十分重要。
在这之前的八个月，在六方会谈仍在进行的过程中，朝鲜已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间。朝鲜后续动作将会如何？中美如何协调与配合？一旦出现最坏状况，美国军方将有哪些预案？这都是我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后来几年的事实证明，不但我们作为电视人关心这些问题，而且就连美国军方，甚至基廷本人，也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情况。
这当然也是后话了。
军方巨头聚会：我“贴近”太平洋司令
“香格里拉对话”开幕的当晚有一个酒会，各国军方巨头都将云集。
这是唯一可以在轻松环境下接触基廷的好机会。酒会一结束，各国军方巨头就将参加开幕式，并开始十分忙碌的双边会谈议程。
我与同事商量，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如果抓不住这次机会，那意味着我们此次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只能发回一些“大路货”的报道，或者采访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物。这对于一个电视记者来说，无论如何都将是一次沮丧的经历。
独家，独家，再独家，这是多少新闻人追求的境界。
而对电视人来说，独家必须用镜头来呈现。新闻学教科书上说，记者的眼睛必须像照相机，那意思是说，记者必须学会用眼睛采访。但对电视人来说，再锐利的眼睛，最后还是离不开镜头的呈现。
电视记者的独家，与文字记者相比，又多了一层，甚至好几层的障碍。
通往独家的路，永远是狭窄的。
在毫无资源的情况下，我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接近我的目标，然后让司令的手下和他本人对我不但不防备，而且还产生好感，并最终同意在毫无喘息机会的日程中，坐下来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并回答我那些“刁钻”的问题。
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酒会是不对媒体开放的，凭媒体证件，根本就无法进入酒会现场！酒会门口壁垒森严的保安，还有专门服务或“监视”媒体的新闻官，那无数双“虎视眈眈”的眼睛，都是极难逾越的障碍。
我的同事素有现场电视采访的经验，趁着酒会尚未开始，就已悄悄地带着摄像机，进入了酒会现场。为防备那无数警惕的眼睛，摄像师还特地把摄像机放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酒会开始，各国军方的巨头在其随从的簇拥下，一个个先后进入酒会现场。摄像师暗自窃喜。
就在这时，那个被我的同事称为“傻大姐”的新闻官过来了。言语虽然依然有礼，但明显带着恼怒：“所有媒体都不得进入酒会现场。在保安还没有发现你们之前，请带着摄像机赶紧离开，不然将很不愉快。”
我的同事只能提着摄像机，离开酒会现场，窃喜很快变成了失望。但我还是不死心。
我1997年到香港，在新闻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外交新闻高级记者。多年的工作中，我只要是在工作状态中，就是“洋装在身”，西装革履。这个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
1998年5月，我刚到香港不久，在香港会展中心采访印度尼西亚一位部长。当时正值印尼排华风潮，那位部长居然与我坐下来交谈良久，羡慕煞了一旁的同行们。一位记者同行对我说：“看来，只有那些看上去不像记者的人，才能采访到真正的新闻。”
那么多年了，我一直没在意这句话。想不到，此时此刻在新加坡，这句话要派上用场了。
我决定摘下记者证，系上领带，“混”入正鱼贯进入酒会现场的代表行列。恰好此时，一位我熟悉的欧洲代表向我走来，我不失时机地向他热情地打招呼，两人低头耳语，边谈边走向酒会。就这样，我在正式代表的行列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跟着一起重新进入了酒会现场。
这时，最关键的是躲过刚才驱赶我们出去的新闻官的“火眼金睛”，不要让她和周围的保安再发现我。
而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融入酒会的人群，让人群把我包围，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另外，迅速找到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代表，最好是高级军人，和他们热聊上，我的“安全”就有了保证。
就在此时，我的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德语声音。回头一看，那是德国国防部的几个官员，一旁还有德国联邦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此次跟着德国国防部长一起来参加会议。
这么多年，我一直对朋友们说，中国大陆是我的第一故乡，德国是第二故乡，而香港则是我的第三故乡。这不但是由于我在这些地方先后生活的次序，而且也由于这些地方对我的影响。我从16岁开始学习德语，虽然今天在香港，我已很少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但德语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的思维方式。
我很快与德国“老乡”们热聊起来。此次与会的德国国防部长是巴伐利亚人，距离我曾就学的巴登-符腾堡不远，同属南德地区。我们很快就用南德方言聊了起来。
但是，我的另一只眼睛却在观望着四周的人群。
基廷和他的随从们就站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基廷那一身海军四星上将的白色军服，在酒会中显得十分醒目。
目标出现，是机会离开了。
我和德国“老乡”们礼貌地话别，端着酒杯，走向基廷和他的随从。
“晚上好！看你和德国将军们聊得很酣，你们很熟吗？”基廷的随从首先和我打招呼。
“我曾在德国读书、工作，德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但对我的工作来说，美国更贴近，也更重要。”我开始介绍我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你服务的机构，但将军这几天很忙，实在没有时间。”随从接过我的名片，扫了一眼，很快猜出了我的意图，并迅速予以切断。
“基廷将军，我们在香港都很关注你的言论和举动。你的言论和举动通过香港媒体，在亚太地区传播得很快。”我向基廷递上名片。随从们的心思我很理解，但此刻，只有老板的态度才是关键。
“Peter”，基廷看着名片，喊着我的英文名，“很高兴认识你，凤凰卫视在亚太地区确实很有影响力。”
“希望此次在新加坡能对你做个专访，我们将全球播出。”我不再绕弯子，单刀直入。
“没问题，我接受你的专访。”基廷的爽快让我也有些吃惊。末了，他看着周围诧异的随从们，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承诺。”（It’s a commitment.）
这时，基廷身边的随从对我的笑有些尴尬，但立刻转为恭维和热情。
“是Peter吗？”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用早餐，手机就响了，“我是David（戴维），基廷上将的新闻官。今天你对上将的专访，由我来安排，我们见个面吧。”
“当然。”我很快吃完早餐，与戴维见面。
戴维，美军中校，一个年轻、矮矮的小光头，但精干中透着热情。我们没有废话，单刀直入。
“基廷上将这次在新加坡只接受你一个人的专访。”戴维开始说话。
“谢谢！”我回答。
“我们只在双边会谈的缝隙间找到15分钟，是在他从一个双边会晤走向另一个双边会晤的路上。我们正在找房间，找到了就告诉你地方。将军将在今天傍晚5点40分抵达房间，15分钟后离开。”戴维刻板得像一只闹钟。
“好的，5点15分，我们需要进入房间架设摄像机。”我也刻板起来，那样子有点像德国人。
“没问题，我们需要将军身穿军服接受你的专访。”戴维又刻板起来。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我回答，心里觉得这个戴维真是刻板得可爱。
我和戴维剩下的工作，就是彼此确认手机号码、对手表时间，有点像电影里特别小分队出发前的状态。
那一年，《震海听风录》刚开播，我的团队还很小，出差时根本没有助手随身，一切都靠自己搞定。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很顺利，也都在预料之中。一身戎装的基廷下午5点40分准时接受了我的专访。
在那次专访中，作为太平洋司令的基廷告诉我，美国的情报能力足以搜集到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军力发展的主要趋势，但美国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中国军方的战略意图。
“一支再强的军队，只要没有敌意，也不会成为敌人；一支再弱的军队，只要充满敌意或挑战精神，也将成为敌人。”我后来这样诠释基廷的想法。
也正是在这次专访的间隙，太平洋司令告诉了我他不久前与中国军方高层的会面以及那个被中国媒体标签为“太平洋司令部有意帮助中国建造航母”的美丽误会。
“Peter，你是个很好的专访者，和你谈话很享受，下次我们在香港见吧。”作为太平洋司令的基廷，每年都会去几次香港。我们就这样约定了。
后来，我们果然在香港见了两次，都是在他途经香港时，与国际和地区媒体见面的时候。
“Peter，一个小时后，国防部长盖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还有基廷将军将与美国记者喝酒，你也来吧。”看司令高兴，一旁的戴维也不失时机地发出邀请。每年的“香格里拉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和各路军头，都与随团美国记者有一个俱乐部式的聚会，私下交流一些不予公开的内幕消息。
“听说基廷上将接受了你的独家专访？”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餐厅里，一位大胖子美国记者来回踱步，四处张望，见到我后这样问。
这个大胖子记者是美国《国防新闻周刊》驻台北的特派员，每天都在会议现场转悠，和这个搭讪，和那个聊天，但就不见他正儿八经做过一个专访。就连上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长与随团记者的酒会，也没见那大胖子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