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日本前防卫相曾如何密谋南海危机？
未来三年，与台湾海峡一样，可能同时游走于不确定边缘的就是中日冲突，其中尤其是钓鱼岛冲突。
与近年南海冲突相对平稳相比，钓鱼岛冲突是中日战略博弈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个筹码在未来几年的中日博弈中，是否可能再次升级，以致一触即发？
一、日本军方在想什么？
2014年9月5日，一个十分平常的星期五的上午。
我如常早起，做完运动，吃完早餐，前往香港大埔总部的演播室，一个异常繁忙的工作日在等待着我。
这一天上午，我将在香港总部录制两集《震海听风录》，然后就要马不停蹄地坐上深港两地车，前往深圳录制两集《寰宇大战略》。
这样紧张的日程安排，在我的工作日历上并不多见。而这全都是因为一个重要嘉宾，他只有这一天才有时间出席《震海听风录》。
这个重要嘉宾，就是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
防卫相：出身于情报官和外交官
经常看新闻的朋友，想必对森本敏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刚刚卸任的日本第十一任防卫大臣，也是日本战后首位来自民间的防卫大臣。那意思是说，他并非政治人物出身，背后并无党派支持，不像其他人担任大臣，多来自所在党派的选举结果。
但森本敏出任防卫大臣时没有党派背景，并不等于说他就是完全的民间色彩。他是日本当今很少曾同时横跨军界和外交的人物，曾长期在日本自卫队和外务省工作。从他的履历中还可以嗅出一点：他是个有情报背景的人物。
1965年，森本敏24岁时就加入日本防空自卫队，后来曾在日本驻尼日利亚使馆工作，后一度担任日本外务省安全保障政策室室长。在军界服务时，森本敏曾获得“三等空佐”（少校）军衔，在外务省工作时，主要负责情报工作、安全保障和日美同盟防卫合作。
众所周知，日本战后被强迫取消正式的情报机构，但情报机构的功能却被分散到各有关部委和军队部门中。正式情报机构没有了，但情报机构的功能却并未消失；正式意义上的情报官虽然没有了，但以其他部门（外交、军队、商社，甚至学者）身份出现的情报官，却反而更为普及。
从森本敏的履历上看，他早年从事过情报工作，看来是十有八九的事情了。
从他的学术和政治立场上看，森本敏无疑属于保守派的阵营。他主张美日同盟安保为基础，以中国为假想敌，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必须修改宪法，恢复交战权，修改自卫队防卫章程，可使用交战权。
但这一切，却并不阻碍我与他发生正常的工作联系。
我与森本敏的第一次正式接触，是2007年3月31日的晚上。那一晚，我专程到东京，参加由日本著名电视主持人田原总一郎在朝日电视主持的谈话节目《讨论到天亮》。
正如节目名称揭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通宵达旦的节目。节目每月播出一次，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准确地说是星期六凌晨）一点半到四点半直播。据说，节目收视率极高，达到5％。换句话说，每个月的那天晚上，全日本有5％的人口在收看这档通宵谈话节目。
参加这一节目至今已将近八年，我至今还很好奇，日本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兴趣和这么好的精力，坚持追看这么一档通宵达旦的节目？更不用说，即便是在2007年，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田原总一郎也已经73岁，但在直播现场却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反应犀利。
众所周知，2002年后的一段时间，中日关系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低谷，直到2006年10月安倍首次上任首相后才有所缓和。2007年4月1日，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并应邀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将中日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而我专程前往参加的《讨论到天亮》节目，就在温家宝总理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晚上播出。
那晚的嘉宾阵容颇为庞大，中日双方各四位嘉宾，采用同声传译的方式直接展开讨论和辩论，同时在北京和东京现场还有中日两国的青年分别发表意见。当晚的节目由朝日电视和凤凰卫视分别直播：朝日电视向日本地区直播，而凤凰卫视则向全国直播。
其时，虽然中日关系有所缓和，但结构性问题依旧。多年后回首，那段时间其实是双方的互相认知偏差开始悄悄扩大的时候。因此，那天晚上的讨论（或曰辩论）自然十分激烈。其中的很多细节已经忘记了，但不少观众给我写信时，还会时常提起那天晚上我与日本嘉宾的激辩。
森本敏就是那晚的四个日本嘉宾之一，而我是那晚的四个中国嘉宾之一。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交往，或第一次电视交手。森本敏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对防务事务极其精通，彬彬有礼的外表难掩其强硬的对华立场。
2011年11月：南海问题质变
我与森本敏的第二次交往，是在2011年10月，我应日本外务省之邀再次赴日考察，森本敏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我。
那段时间正好是野田执政时期，森本敏还没有被任命为防卫大臣，说话可以相对轻松、放开一些。
森本敏的办公室很大，但很朴素，朴素得甚至有点简陋的感觉。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一张长长的桌子摆在办公室中央，看来是用来召开工作会议和接待客人用的，但那上面的一半也堆满了资料。森本敏和他的女秘书就在同一间屋里办公，两人都背对长桌子，但只要一转身，走几步即可坐到长桌前与客人交谈。这样的设计，倒也显得简洁而有效率。
由于有四年半前的第一次电视交手，我们很快就像熟人那样切入主题。
笑容可掬的森本敏，再次显示出他对防务事务，甚至对武器的精通。他随手拿起一张纸，给我勾画他对中日最新尖端武器的比较。
但我还是对南海正在出现的微妙战略转变感兴趣。其时，南海问题已经开始上升，而日本介入南海的趋势也开始呈现。
正是在那次见面中，森本敏详细告诉我，日本准备在几周后的东亚峰会上，正式把南海问题提出来，并联合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印度等国聚焦南海问题。
“南海航行自由是各国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森本敏在他的办公室这样对我说。
但我听了这话，却有一种凉风刺骨的感觉。我敏锐地意识到，一旦美日在东亚峰会上将南海航行自由问题提出来，中国将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同时，我也敏锐地意识到南海问题正在出现微妙的质变。如果说，过去南海问题只是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主权之争，那么一旦南海航行问题被作为议题提出，那么南海问题就成为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因所谓的航海自由问题而被界定为与南海具有间接的联系。
一旦这样的趋势出现，那对中国而言显然是十分不利的战略态势。
回到香港后，我综合森本敏和其他渠道的信息，再加上我个人的分析，在节目中提出“东亚峰会在即：南海问题可能发生质变”的观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这次节目。我也不知道，这次节目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媒体人士，我的责任就是把我了解到的所有真实消息，加上我个人的研判和分析，用公开的方式呈现出来。
果然，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时任中国总理率领的中方代表团在东亚峰会上遭遇到了很大的困境。那一次的东亚峰会，由于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被炒作，而中国事先缺乏应对的准备，因此实际上陷于十分被动和孤立的境地。
这种情形，十分类似2004年12月时任中国总理前往海牙参加中欧领导人峰会时遇到的尴尬。当时，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负责对外事务的专员索拉纳分别表示，欧盟应当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一消息令中国方面感到兴奋。按照中方的理解，欧盟最高领导人都发话了，这事还能不靠谱吗？但岂止，欧盟的决策体制与中国完全不同，欧盟每做出一次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其27个成员国的表决。出发前，时任总理放了很多志在必得的“狠话”，但结果却出师不利，无功而返。时任总理在返程的飞机上对记者们说：“我们尽力了。”显示出相当的无奈。
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举过这个例子，并发表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日理万机，不可能对欧盟决策机制这么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都十分了解，但中国那么多的欧洲问题专家到哪里去了？这背后折射的显然是中国官僚体制的“唯上”和“报喜不报忧”的政治文化。
但我不在体制内，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其实，我心里很明白，我若在体制内，恐怕更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这就是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现实。
日本为什么忽然关心南海？
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森本敏的消息是准确的，我的研判和分析也是对的。从2011年年底开始，南海航行自由权作为一个议题，不断被日本和西方国家炒作，成为陷中国于尴尬境地的一柄“利剑”。
就从那一刻开始，南海问题实际上发生了质变，南海问题已从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主权纷争，被炒作成一个全世界与中国的矛盾。说实在的，日本是个东海国家，它与南海有什么关系？但只要一搭上南海自由航行权的问题，那么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与此同时，印度、欧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对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忽然来了兴趣。
一些国家和地区，原本与南海“八竿子都打不着边”，但由于南海问题焦点被转移，忽然都有了关心和介入的理由，或者说具备了被美日等国拉拢的基础。
这一切，在美日早期运作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只是中国方面由于各种无法解释的原因而忽略了。
所以，记得我当时有一次在节目中说，中国方面必须对这一战略信号高度重视，不然也许有一天，阿富汗或埃塞俄比亚等国都会表示出对南海问题的浓厚兴趣。到了那个时候，在南海问题上，恐怕就形成中国为一方，而全世界为另一方的阵线。
2011年10月，我到东京见到森本敏的同一天，还专门到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看望了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施坦泽。
说起来，施坦泽算是我将近20年的老朋友了，也是德国外交系统内同时精通中国和日本事务的官员。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德学生，施坦泽还是一个中低层级的德国外交官时，我们就经常有来往。在德国国内一些有关中国问题的战略研讨会上，我们经常在一起见面、探讨。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我到香港工作。每次我到德国出差，他都热情地给我介绍德国政府和议会里的要员与我见面。与此同时，他在德国外交部内的地位，也开始如火箭般地上升：他先是担任德国亚洲问题专员，一年后，就升任德国外交部政治三部部长，地位仅次于国务秘书。
2004年年底，施坦泽被任命为德国驻华大使。2008年，他又出任德国驻日本大使。
他在东京的大使官邸很大，客厅的窗户望出去，就是花园、小桥、流水，比他在北京的官邸舒适、惬意很多。
日本外务省派来陪同我的翻译，此刻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但由于我和施坦泽说德语，所以翻译听不懂，自然也就懒得再听了。
“日本国内最近的气氛很不好，经济气氛不好，政治气氛也不好。”在大使官邸的客厅里，施坦泽这样对我说。
“怎么个不好？”我问。
“野田在经济上成就有限，自然只能拿安保来做文章。”施坦泽露出只有德国人才独有的忧虑神情。
他随手拿起一旁的iPad，翻到几天前的一个研讨会：“最近在东京只要有关于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南海。”
施坦泽的观察是准确的，森本敏的信息也是准确的。
南海问题的质变，就是从2012年11月的东亚峰会开始的。从那一次会议开始，南海问题就已经不再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的主权之争了，而被演变为一场中国与整个国际社会之间的问题。唯其如此，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再是“双边谈判”还是“多边谈判”来得那么容易了。
还记得2008年开始，美国太平洋战区时任总司令基廷在与我交谈时，就曾多次提到南海海域的“公共水域”（public water）问题。
“public water is public water.”（公共水域就是公共水域。）基廷这样对我说。
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将用比较多的篇幅描述我与基廷的连续几年的交往。从中，人们似乎也能感受到中国外部环境这几年发生的微妙变化。
现在回想起来，“公共水域就是公共水域”，其实就是南海自由航行权被作为议题炒作的先兆。只不过，当时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更很少有人敏锐地意识到这在几年后将导致南海问题的质变。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些题外话。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南海问题发生微妙质变的过程中，有一个国家的态度一直很微妙，那就是俄罗斯。
说起来，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是全方位的，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相互支持也是全方位的。众所周知，在早些年的中国台湾和西藏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支持不遗余力。近几年的车臣问题，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也是全方位的。
但唯独在南海问题上，俄罗斯的态度很微妙。
在一般人们的记忆里，俄罗斯似乎从来没有在南海问题上公开力挺过中国。相反，俄罗斯的公司还曾一度与越南一起，签约准备联合开发南海海底资源。有内部消息显示，俄罗斯对于美日炒作的“南海航行自由权”问题，似乎并不反感，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反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