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于道。“道者，天也，故言志。”道是天，所以说向往。游酢将道当成是宅心，即心的安顿处。心要安顿在道上，安顿在本上，安顿在仁上，也就是志要向往在道上、立在道上、立在根本上。“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只有心安顿在道上，志立在仁上，才能做到念念不忘道，念念不忘仁，念念不忘孝悌，于是就能“入孝而出悌，身谨而言信，处众而讯爱，交友而亲仁”。把心寄托在道上，把志立在仁上，一心一意致力于根本，那么就会无杂念无他为，而只有精纯和专一。无杂念有精纯，无他为只专一，就会不偏颇、不动摇、不改变。这样，执道就会掌握中庸之道，立志就会高尚坚定，从而就达到了“志于道”的效果了。
据于德。“德者，地也，故言据。”德是地，所以说依靠。游酢在《论语杂解》里说：“天下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天下必须依靠的、遵守的道德标准有五个，这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交往的道德标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游酢接着上面的话说：“先王之时，在上者舍是无以教，在下者舍是无以学，故孟子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游酢明确地指出：古代贤君在位时，在上位的除讲这五种道德准则以外就再没有别的教育，在下位的除这以外的也再没有别的东西值得学习，所以孟子说“这五类人际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夏、商、周三代共同的”。现在，据于德，还是要讲这五种人际关系，这样侍奉父母就能尽力，侍奉君主就能忠心，对妻子儿女就能爱护，对朋友就能守信，人际间的道德关系就会亲厚。因此，据于德，就是要达到明人伦、识天理、人心仁的目的。据于德，德者得也。游酢认为，这得，这体会，要得于自己，要从自己内心深处获得而不是从外部，因为只有自己内在力量强大了，即德行粹然，那么坚固的外物也就无法使它倾覆。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是“据于德”的效果。
依于仁。游酢认为，“依于仁”就是要时时、处处都不违仁，因为仁就是人。人是万物之首，人“依于仁”，人就会有“仁爱”之心，就会学圣人做圣人，对万物施仁，而促使万物发育生长，促使人类蓬勃发展。人若离开了仁，就不是人了。仁、义、礼、智“四端”，仁为源头和目的，义为宜仁，礼为体仁，智为知仁。“四端”都归于仁。因此说，人只有“依于仁”，才会有爱，才能去讲爱、施仁、做善事。仁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为人的标志。有了仁，才有爱，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才能和睦，社会才能和谐，世界才能和平。“仁者，人也，故言依”，“依于仁，所以成德也”。
游于艺。游酢认为，“至于游于艺则所以闲邪也”，即“游于艺”的目的是防止人有邪念而走入歧途。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学习这些技艺，就是为了“仁”这个目的。游酢说：“蓋士志于道，苟未至于纵心，则必有息游之学焉。”士人志向于道，如果不放荡心思，那么就一定有休闲旅游娱乐的学问。士人通过这些学问来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加强道德修养，“治气养心，行己接物”而进入圣域。游酢认为：六艺中的礼，是防止浮躁；乐，是引导柔和；射，是使内心方正而外体正直；御、书、数，也是这样，都是“操心之术”。游酢进一步指出，学到稳定情绪，把心思集中于道上，那就是“至诚”、“诚身”的地步了，这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游酢说：“至诚之道，精一无间。心合于气，气合于神，无声无臭，而天地之间物莫得以遁其形矣。”这是说，至诚这一道理，精微专一到没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心和气合，气和神合，无声音无味道，然而在诚的面前世间万物都无法逃脱它的原形。游酢又说：“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得君，以下则可以得民。此舜之充塞，所以克从也。”这是说，搞不清什么是善，就做不到诚心实意。学习到了能够诚心实意，就是到达了圣人的境界。这样，内可以孝顺父母，外可以信任朋友，上可以得到君主的宠信，下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戴。这就是舜遵循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准则而成功的原因。至诚，精微专一；自身，诚心实意。游于艺，还是为了成德。
游酢这样把孔子的道、德、仁、艺紧密连串起来作深刻的阐述，从而更加强调和突出了他的教育宗旨：德育为先。这说明游酢的教育思想的最核心最本质之处，是以人为本，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但同时，游酢在对“游于艺”的阐述中，也明确地表示学子还应有“息游之学”，还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陶冶人的情操，以强壮人的身体，以增强人的美感，以增进人的智慧，促使人能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因此，游酢的教育宗旨，亦是德育为先、全面发展。
2.教育教学内容与教材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宋明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宋史.程颐传》载：“（程颐）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这说明，“二程”把“四书”并行提高到与“六经”相同的地位，作为他们创建新儒学即理学的主要经典之依据。自“二程”始，“四书”就成为理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经典。
游酢师承“二程”，同样推重“四书”，认为“四书”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只要对“四书”融会贯通，就能找到圣人传心之旨，所以他强调“四书”是新儒学——理学经典的基础，以“四书”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教材，是最能体现从儒学到理学的现实的需要、时代的特征和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实质。游酢认为，“二程”正是因为推重“四书”，把“四书”作为理学教育教学的重要的启蒙教科书，而形成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有着教化成俗的重大作用，而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游酢在《书明道先生行状后》里说：“先生（指程颢）之教，事系天下之重，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本于诚意正心，所学皆心到自得，无求于外，以故甚贫者忘饥寒，已仕者忘爵禄，鲁重者敏，谨细者裕，强者拂理，懦者有立志，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从“四书”的内容上看，《大学》提出修身治人的要求，“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儒家区别于释、老的主要标志；同时阐述为学的“三纲”“八目”，强调“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宋儒说它是“古人为学之大方”，“为学纲目”教人“先须通此，方可读书”。“二程”说：“《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二程”明确地指出：《大学》是孔子的遗言，学子要认真地学习，入德之门就不会走错。游酢在《中庸义》里说：“《大学》自诚意正心至治国、平天下只一理，此《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也。”这是说，《大学》从诚意、正心说到治国、平天下，只是一个理，这就是《中庸》里说的将“内圣外王”的道合起来。“合内外之道”，“内道”就是“内圣”，就是诚意、正心，就是修身；“外道”，就是“外王”，就是治国、平天下，就是治人。如何“合内外之道”？游酢认为，要按照《大学》里讲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步骤去做。这就是，要平天下，就须先治国；要治国，就须先齐家；要齐家，就须先修身；要修身，就须先正心；要正心，就须先诚意；要诚意，就须先致知；要致知，就须先格物。做学问，就要遵循“八目”的步骤和方法，一步一步地去做，自然就能够达到“三纲”的目标。达到了“三纲”之目标，也就做到了既修身又治人，实现了“合内外之道”。因此，游酢强调《大学》乃入德入门之书，是圣人之门户，是取道之至径，书院理学教育教学必须从《大学》入手，如果忽视了《大学》的教育教学，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获得修身治人之要领，而进不了道德之门，入不了圣人的门户。《大学》应该是书院理学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中庸》。《中庸》是阐述精妙的心性学说，非常有利于对抗佛教的心性思想。“二程”曾经指出：“《中庸》之书，决是传圣人之学不杂，子思恐传授渐失，故著此一卷书”、“《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善读《中庸》者，只得此一卷书，终身用不尽也。”二程认为，《中庸》是子思害怕圣人之学失传而著的一部纯粹的传播圣学的书，是孔门传授心法的大书；学子拥有一卷《中庸》并能善于学习，那是终身用不尽的。程颐还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命题中发挥出“性即理”的思想。天命是性，遵循性是道，性又是理，理是天地人之本。所以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可见，“二程”所讲的圣人之学、圣人之道，就是性，就是天理，即人的本然之性、天的自然之理，也就是人性本善、生生之仁，也就是人生哲学、道德修养的学说。
游酢为了追述“二程”的遗训，而著《中庸义》，阐发《中庸》大义，使学子明确“天命之谓性”的意义，而能通过学圣人之道，做到“正其心，养其性”，入德成圣，成为道德高尚的大圣人。游酢说：“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则天命也。若遁天背情，则非性矣。天之所以命万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无容私焉，则道在我矣。夫道不可擅而有也，固将与天下共之，故修礼以示之中，修乐以道之和，此修道之谓教也。或蔽于天，或蔽于人，为我至于无君，兼爱至于无父，则非教矣。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二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游酢的这段话有六层意思：一是上天的旨意是天命，不违背天命、不违背人情是性；二是上天驾御万物的规律、事理是道，性是依着道而生的；三是顺性无私心，道就在，有私心道就不在，因此道是不可以独占的，而是和天下人共有的；四是修道就是教育，教育就是要让人懂得天命、人情，懂得君臣、父子；五是懂得天命就是性，就会懂得孟子的性善说；六是性是善的，性恶、性善恶混、性有三品都是不懂得天命。显然，游酢是号召学子要接受教育，加强修养，去除私心，顺性行道，做个懂天命明人伦的道德高尚的君子。游酢在《中庸义》里还说：“《中庸》以人伦为主，故以孝德言之。”这是说，《中庸》是以人伦为主要内容，所以谈的都是孝德。孝德乃圣学之本源，入德之根本，“孝悌乃为仁之本”，所以《中庸》为传圣贤之道之大书。推崇《中庸》，就是要把《中庸》作为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学子要尽心学习。
《论语》、《孟子》。《论语》记录孔子的言论，表现出圣人注重日用常行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孟子》则提出并阐明性善论，解决儒家道德论的根源。“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言。如仲尼只说一个仁，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学者先须读《论语》、《孟子》。穷得《论语》、《孟子》，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这是“二程”对孟子发展孔子学说的贡献的肯定和彰扬，并且主张理学教育教学和学子穷经要从《论语》、《孟子》开始，因为它们是必读的入门读物。
游酢同样把《论语》、《孟子》作为进德穷经入门之要，作为书院教育教学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他认为，《论语》是孔子传道立言、教人求仁进德的圣学，最能准确体现孔子的思想。于是，他也和他的老师“二程”一样，强调“非孔子之道，不可学也”，要求学子读孔子之书、学孔子之道。游酢说：“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心所同然者也”、“人之志在于善。”天理、正义，这是圣人的人道之学，是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只是追求人心所共同向往的圣学。人的志向就是在于追求善德（即仁德）。游酢又在《论语杂解》里说：“君子之道亦务本而已矣。孝悌也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仁此者为仁，履此者为礼，宜此者为义，信此者为信，顺此者为乐，兹非仁之本与？知孝悌为仁之本，则本立而道生之说见矣。”《论语》里，处处都体现着孔子的仁德思想和人们求仁进德的路径。这就是要致力于根本，人人都讲孝悌，仁义礼智信处处都得到体现，这样本立而道生。至于《孟子》，游酢将它视为进入圣学门户之阶梯，学子只要凭借孟子的言论就可以求其理，凭借孟子的行动就可以一步步迈进圣域，找到儒家道德论的根源。因此，《论语》、《孟子》自然地成为他办教育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和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