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选择了全身而退。
对手都已不在了。和他同时代却反对变法的欧阳修、韩琦等人都已去世，司马光虽然还在洛阳写书，但也只是写书而已，对于新法，他不再具备抵挡和反抗的能力。而试图将新法变修的吕惠卿也老老实实地呆在陈州，不可能东山再起。
一切看上去都已拨乱反正，王安石可以说退得很轻松。
可是，在钟山安度晚年的王安石却没想到，人世间的事，总是从一个轮回走向下一个轮回。
起因是神宗死了。
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三月，神宗病死了。只有十岁的宋哲宗继位。十岁的小皇帝什么都不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一直是个守旧之人，她希望一切都再回到从前。
于是，司马光被名正言顺地请回了京城，尽管此时的他已经 71岁了。
但是71岁的司马光认为，年龄不是问题，只要还有雄心。
司马光确实还有雄心。反对新法的雄心。
司马光反新法，首先要反两个人：章惇和蔡确。
章惇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挚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惇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但是他们两人也由此被司马光视为头号政敌。
为打败此二人，司马光请回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和他一起力推司马光路线，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又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蔡确见司马光要开历史的倒车，便一本正经地请教他：“司马光难道不读书么？圣人说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现在新君即位，还没有改元，就可以改变先帝的成法么？”
司马光笑了。
笑得很自信。
因为他觉得蔡确很傻——想跟他过招。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过招，有时候不看真理在哪一边，而要看权力在哪一边。何况司马光确信，这一回不仅是权力，包括真理也在他这边了。
司马光笑道：“说这话的，才是真没有读过书的。试问当初圣人说这两句话，可是指天子说的么？天子以宗社为重，能够保守宗社，亿万年不坠，方可莫孝。先帝所行的政治合宜，虽传之百世，也应遵守。若是王安石、吕惠卿所创的新法，害国病民，应当从速改变，如救焚拯溺一般，才是道理。况且太皇太后以母改子，并不是以子改父，有什么不可以呢？”
蔡确无可辩驳，哑口无言。
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因为司马光振振有词。
司马光不仅振振有词，似乎还真理在握。
更要命的是满朝都是墙头草，除了章惇，没有一个敢为他说话的。
但章惇的情况也是朝不保夕，大家都是泥菩萨。彼此彼此。
很快蔡确、章惇等新党成员被全部赶出京城。在太皇太后和她身边的旧派人物鼓励和支持下，一场帝国的复辟开始了。
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在内的诸多新法被废止。
都说辞旧是为了迎新，但是对司马光来说，辞新也是为了迎旧——他想恢复《差役法》。
事实上，对于现在的司马光来说，要推行什么法都不是问题。因为他位高权重，是太皇太后的人。
所以一般人不会反对他。
这似乎是人性的弱点。支持某法就是支持某人，反对某法就是反对某人。一如王安石当年在台上一样，很多人当时也不反对的。
起码是不公开反对。
但是，司马光想不到，有一个他非常要好的朋友站出来反对了。
反对他的《差役法》。
东山再起的苏轼。
苏轼和司马光都是当时的文化明星，也都是当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重要人物。司马光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最不会反对他的人就是苏轼了。
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王安石。
但是，世事凶险，最想不到的那个人却伤我最深——司马光一声叹息：苏同志政治不成熟，政治不成熟啊……
苏轼确实政治不成熟，因为他看上去没有立场。
既反对王安石，又反对司马光——两边不靠。
但其实，他是有立场的。
立场是：一个法好法坏，不看它叫什么名，而看它实质性的内容。在苏轼看来，“免役的害处，是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从上聚，下必患钱荒。差役的害处，是百姓常受役于官，无暇农事，贪吏猾胥，因缘为奸”。所以这两法他奶奶的都不是什么好法。
司马光冷冷地看他一眼，希望他老人家拿个好法出来，别在这里坐而论道。
苏轼却继续坐而论道。他从春秋战国兵农合一说起，一直说到秦始皇之法，然后再说到唐初变府兵为长征卒，说得司马光昏昏欲睡。
苏轼知道，他没救了。
因为固执。
准确地说因为偏执。
在洛阳著书立说 15 年的司马光已不是从前的司马光。
一切为了报复。报复王安石。正常的学术交流在这里已变得不可能。在司马光看来，对《免役法》和《差役法》，或支持，或反对，必须二取一，没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苏轼无可奈何。在司马光冷酷眼神的逼视下，他嗫嚅而退。
苏轼退下了，范纯仁却接棒而上。
这位司马光内阁的同知枢密院事不怕司马光的冷酷眼神。他苦口婆心地对司马光说，“差役一事，不应速行，否则反恐病民，愿公虚心受言，所有谋议，不必尽自己出；若事必专断，邪人曲士，反得乘间迎合了”。那意思是要司马光别搞专制，大家发扬民主精神怎么样？
司马光没怎么样。他只是觉得，这个范纯仁的脑子好像也进水了：发扬民主？这样的时代发扬民主就是找死！
所以，司马光由衷地希望，小范同志别跟他对着干。想想当年范仲淹是怎么做的吧——要团结不要分裂嘛。
但是范纯仁却感受到了压力。他认为自己被误解了。
他不是要和司马光对着干，而是不想突破自己的底线。
范纯仁的底线是：也许我说得不对，但你绝对不能剥夺我说话的权利。不民主，毋宁死！
所以范纯仁还是接下去说了。他是这么说的：“这是使人不能尽言了。纯仁若徒知媚公，不顾大局，何不少年之时，迎合王安石，早图富贵呢？”
说罢，一滴清泪淌过他的眼角。
但是，范纯仁的眼泪这说到底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眼泪。因为司马光我行我素了。
他以五日为限，在全国范围内强推《差役法》。
王安石被雷倒了。
此时的王安石已是病入膏肓，大去之期不远矣。基本上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事实上他的耳朵也听不到什么声音了，除了晴天霹雳。
当然，对王安石来说，司马光在全国范围内强推《差役法》的消息确是晴天霹雳。史书上说他闻听后失声道：“竟一变至此么？”停了良久，又道：“此法终不可罢，君实辈也太胡闹。”这似乎是王安石一生中最后的政见。因为这一年的四月，久经考验却毁誉交加的宋朝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同志终于在钟山痛苦地闭上了双眼，永远闭上了双眼——他死了。关于这场新政，这个王朝戏剧般地拥有了一个正剧的开头和一个悲剧的结尾。两者如此的密不可分，令他徒唤奈何。
这一年，王安石 64 岁。不过，在那个年代，活到这个岁数既不令人称奇，也不令人惋惜——这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