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天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城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广有资财的地主，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提出抗议，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涨红了脸，浑身哆嗦，雷鸣般地吼道：“你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他们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一言不发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讲出来。谈话总是由医生开头。
“真遗憾，”他说得徐缓而平和，一边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他向来不直视别人的脸），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根本没有人会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敢断言，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平静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愁苦，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七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开始看书。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仿佛时间也停住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似乎一切已不复存在，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医生那张粗俗的脸上渐渐地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欣喜的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壤，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作尘土。
这就是新陈代谢！然而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是何等懦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能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蟆……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毫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子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考一阵。处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憎恶，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大概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争吵、诽谤、徇私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城里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将来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和科赫的发现，以统计学力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砸烂了。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